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江苏上海人，生于公元一五六二年(明嘉靖四十一年)，卒于公元一六三三年(崇祯六年)，是我国明代杰出的科学家。他写的《农政全书》，集我国古代农学之大成，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徐光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他从事的科学研究有数学、天文、历法、兵器等，他还翻译引进了国外的科学技术。在这些领域中他都有著述和贡献，并且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研究各种科学，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农学服务的。他的成就最卓著的也是在农学方面。其巨著《农政全书》，是继《齐民要术》之后，我国的一部宝贵的农学遗产，驰名中外，被誉为我国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
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徐光启的农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我国历史上重农政治家的进步思想，同时也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
徐光启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日益腐朽没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明王朝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一方面在政治上加强封建专制，建立起镇压农民起义和监视朝臣的特务机构(厂、卫)，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由于政治的腐败，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造成农政不修，水利衰败，灾荒四起，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的动乱局面。加之倭寇(日本海盗)和我国东北境内女真族统治者(满族贵族)的侵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激烈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反映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张居正、徐光启等，都主张对内缓和阶级矛盾，对外抵抗倭寇和外来的侵扰。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精忠保国，对人民群众也会有好处。徐光启从少年时起就遭受到动乱之苦；另一方面他精读了以前重农政治家的典籍，自然也就接受了他们富国强兵之策。正如他给老师焦的信中所述：“少尝感愤倭寇揉践，梓里丘墟”，“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季宋。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国必以本(农)业，强国必以足兵，二十多年来，逢人便说，而闻之者，以谓非迂即狂。”①徐光启认为，要强兵就要治赋，要治赋就要明农。他指出，“古之强兵者，……未有不从农事者”，强调富国强兵“根本之计”在于“本(农)业”②，主张以农“治本悬方救病”。③这是徐光启农学思想的基础，也是他写《农政全书》的根本指导思想。
徐光启以农为本的思想，在《农政全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该书的《诸家杂论》里，全文转述了《齐民要术》的序。这个序观点鲜明，一方面热情地赞扬管仲、李悝、商鞅、晁错、桑弘羊等重农政治家的论述和事迹；另一方面严肃地批判了轻农、贱农的反动思想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对于《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批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尤为赞许。他在《农本》篇中，把《王祯农书》中的仁义、孝悌唯心主义信条全部删去。对冯应宗曲解商鞅变法为“秦开阡陌而井田废”进行了批注，指出“商鞅相秦，长为农战强国，读开塞耕战书可见矣，而谓其废先王井田疆理沟洫道涂之制乎？后世不晓，以为扩地计也，不知废此古制，地则荒矣，世有若是之愚商君乎？夫鞅之开阡陌者：古者一夫受田百亩，皆有限制。鞅尚首功，得五甲首而隶五家，又制武功爵，使有功者田连阡陌。废先王百亩限田之法耳。太史病之，以是为兼并之始也。岂谓其铲平疆理，废先王之径畛沟洫，而变为平原广湿乎哉！”同时对冯应宗认为井田制“足为万世法程”的倒退思想，提出了“不可学，不必学”的严厉警告。他还在《经史典故》中，引述了大量农业方面的史料，来进一步阐明在重农政治家推动下，历史上农业发展的盛况。他还用《国朝重农考》讲历史上重农的皇帝，来劝喻当时的皇帝和朝臣，要他们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生产。这些都充分地表现了徐光启的重农进步思想。
徐光启从他的“农本”思想出发，曾大胆地揭露了当时明王朝不重视农业的错误，指出明王朝长期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弊也久矣”。④批判了明神宗所奉行的轻农贱农害农的思想，极力反对明王朝的“宗禄”制度。他指出皇族宗室犹如寄生虫一样不断孳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造成了国库的空虚。徐光启直言不讳地上疏明神宗说：“岂不知二、三百年后，竭天下之力，不足以赡者！”“至于今而发禄千万石，倍于发赋。国已竭，民已惫，而宗又不胜困，奈之何无计也。”针对这种情况，徐光启敢于提出改革的主张。他说：“郡王子弟材能堪用者，考验、授职、升转如常选法，是仕宦一途高皇帝开之矣，可以仕，不可以农乎？”极力主张把“有所游食必不农”的、为数几十万并不断孳生的食“宗禄”的皇裔“导入本业”⑤，即让其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积极主张。但是，由于他的这个主张，触犯了整个皇族宗室的利益，当时以明神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根本不予接受，反而给予打击排挤，对他作出了“奉旨冠带闲住”的处置。徐光启的改革主张还遭到了朝廷中大宦官魏忠贤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百般阻挠和破坏，不仅使他“志不得展”，而且丢了官。
公元一六二五年，徐光启被保守势力魏忠贤等人排挤免官。从此，他集中主要精力撰写他的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经过四年勤奋劳动，终于在公元一六二八年完成初稿。《农政全书》约共七十余万字，所采用的文献共二百二十九种，较为完整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和明代在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记载了我国劳动人民和农业科学家发展农业生产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农业科技理论。全书共六十卷，分成十二目：农本(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国朝重农考)；田制(井田考和《王祯农书》中各种田制图)；农事(营治、开垦、授时、占候、以屯垦为中心)；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泰西水法》)；农器；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木棉、苎麻)；种植(经济作物)；牧养；制造(食品、房屋)；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
《农政全书》跟以前所有大小农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较为系统而集中地叙述了屯垦、农田水利、备荒三项重大措施。这三项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技术措施，而是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命安全的重大政治经济措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南宋《陈农书》、元代的《王祯农书》，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而《农政全书》除讲述农业生产技术以外，还突出地讲述了保证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实施的重大政治经济措施，可以说是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统一的典范，比以前所有的农书更系统更全面。标为《农政全书》是名符其实的。
《农政全书》并没有因为重政治措施而忽视技术。宋代以来，蚕桑是江南重要的经营项目，徐光启书中不仅继承了前人经验技术，还纪录了后起的新经验。他的故乡松江，地处江南，是当时全国纺织业最先进的地方。他把当地植棉和棉田管理的新技术作了记录，对河北肃宁群众稳定温度为纺织环境的好方法，也特别加以推荐。至于当时传入我国不久的甘薯，他根据自己的实践写了《甘薯疏》收入《农政全书》，提倡人们大量种植，用来备荒。徐光启重视这一外来农作物，广为引种，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甘薯最多的国家。
徐光启对农业科学技术，不仅重视前人的经验和外来经验，更注重于调查研究和实践。“好学问经济，考古证今，广事谘询，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故学问皆有根本。”⑥他对人对事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王祯认为兴修水利“不必求他访”的意见，表示反对。他严肃地指出：“世有几处，古今有几人而不必求他访乎？”他强调“虚访勤求”，“不耻下问”，“不拘一格”，使他的知识来源于广阔的天地，做到了“杂采众家，兼出独见”⑦。如在蚕桑问题上，他看到“饲蚕之树，世人皆知有桑柘”，但他根据调查所得，知有很多树都可育山蚕，从而分析推断说：“事理无穷，闻见之外，遗佚自多。”他面对现实，打破陈规旧习，敢想、敢说、敢做，具有大无畏的变革精神。
理论来自实践，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徐光启一生都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他曾将家里数弓地进行耕作。先后四次告休在天津“曹田事”，注重农业科技研究。他把劳动实践，调查研究和著书立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尝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⑧他对过去文献或别人相传的经验，从不盲从，甚至对众家称颂的名家著作如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等说法，也持严谨的科学分析态度。如贾氏种芜菁法，认为宜七月初种，六月或七月末种都不行。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异议。王祯《粪壤篇》中对“积苗法”著录粗疏，据他观察欠精，指出其农学逊于诗学。当时“议者”所云棉花在上海早种多死，系天气冷使然。他跟相距纬度六度的山东作比较分析：看到山东较上海还冷，却早种不死，而上海却早种多死，从而得出关键不在“冷”；从许多因素中，找出由于栽培技术的关系；提出“早种必是，晚种必非”⑨的论点。当时他积极向北推广番薯，受到不少“嗤笑”，被认为“迂”，为“固陋”。但他依然“持论颇坚”，⑩绝不轻信苟同。他对反对他的人说：“试为主，无事空言抵捍也。”(11)充分反映出坚持实践第一，反对“空言”的唯物主义科学家的特色。
徐光启虽然重农，但却不主张“抑商”。这是他与以前的重农政治家不同之点，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与过去不同了。原来，早在秦汉时期，由于井田制被破坏，奴隶制政治经济制度崩溃，不少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和游惰之士，弃农从商。商人中，大商人或与奴隶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本身就是大奴隶主。有些商人不贩卖人民日常需要的物品，而从事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奢侈品的经营。商人势力强大，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可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到了徐光启所处的明朝末年，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首先在工商界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业已成为发展城乡经济交流的纽带。如果这时再象秦汉时那样限制工商，那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徐光启重农而不抑商的经济主张，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而有进步意义的。这是他的卓越的政治经济观点，对农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
黄河流域(包括甘陕高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远在五十万年前，这里已经有了原始人的足迹。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黄河两岸的广阔黄土地带，就出现了氏族公社，开始了农耕生活。我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制国家夏、商、周相继在黄河流域建立。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的王朝――秦、汉、隋、唐等，也都建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展开他们的历史活动。正因黄河流域开发最早，再加上战争频繁，统治阶级大兴土木工程等原因，所以这里森林草原最先遭到毁坏，破坏了生态平衡，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愈来愈烈。特别是东晋以后，先进生产技术南移，南方充足的水利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农业发展超过了北方。唐、宋之后，黄河流域的农业反而不如南方了。
我国历代许多王朝建都北方，而大量的粮食却产生在南方，这就发生了供需地区的矛盾。为解决京师的和北方边防的粮食需要，一直沿用把东南的粮食“漕运”到北方的办法，并逐步形成为一项政治措施和经济制度。明朝时，更是大搞“漕运”：政府专门设置漕运总督，设立一整套漕运的机构；建“漕船”，配“漕军”，征“漕夫”。如崇祯初年，就拥有漕船一万二千艘，漕军十二万名，漕夫无数。
针对这种状况，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提出了发展北方农业生产，改变“南粮北漕”局面的主张。他尖锐地指出漕运的恶果，“漕不生米”，“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毁。”以当时苏州为例，田额仅占全国百分之一强，而税粮几乎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又多属“漕粮”。加之消耗和勒索特别重，有官收一石而民须交三、五石者，民力不堪负担，于是相率逃亡。而西北则田园荒芜，加之蝗、旱、兵战，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力日益衰弱，成为当时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徐光启提出扭转“南粮北漕”的主张，是当时国计民生的大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为了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徐光启特别强调发展北方的农业，并为此作了许多努力。他提出在京津和西北屯垦；效仿管仲、商鞅、晁错、王安石、曹操等前期重农政治家，制订了“耕垦武功爵例”的奖励屯垦发展农业的政策，奖励那些在北方立有农功和武功的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努力发展北方农业中，他十分重视兴修水利，指出“水者生谷之籍也”，主张把一切水源(甚至漕运之水)都用来生谷，并为此身体力行，亲自到天津“营田事”，垦荒种稻，兴修水利，“三年大获其利”，并从中总结出民间蓄用水源，测找水源和高原打井的经验，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他还曾亲赴西北进行水利考察，在《西北水利》一卷中，就记载了他考察的经验技术成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徐光启强调发展北方农业，废止“南粮北漕”的主张，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措施，而且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措施。改变“南粮北漕”，既能减轻东南人民的负担，又能繁荣北方经济，解决抗击女真族统治者侵扰的需要，缓和国内矛盾。他的思想和许多措施，至今仍大有可借鉴之处。
四
我国地处亚洲大陆的东南部，地形复杂，西高东低，受季风影响较大，雨量在地区和季节上分配不均匀，所以农业生产历来经常受旱、涝、虫等自然灾害的威胁，风调雨顺的情况是不多的。天灾人祸的惨景，翻开中国历史和地方县志，比比皆是，所以抗灾备荒，是历代重农政治家十分重视的重大问题。徐光启对前人的经验非常重视，对抗灾救荒问题，尤其注意研究实施，提出了较为完备的“荒政”主张和措施。
他在《农政全书》的结尾，以《荒政》为题，专门论述了如何备荒救灾的问题。《荒政》共十八篇，约有二十五万余字，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
徐光启在《荒政》总论中，大量引证了前期重农政治家如荀子、管子以及晁错的有关备荒著作和论述，进一步阐明“有备无患”、“人定胜天”的以防为主的备荒原则，从而在抗灾备荒问题上同“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的唯心主义的反动主张形成显明的对比。徐光启明确地把备荒救荒作为一项政治措施，说明了备荒的政治意义，这是他超过前人的可贵的一种政治见解。同时他还在《荒政》篇中，详细地阐述了备荒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有增产储粮，有收集加工副食品，还有自己寻找尝试过的野生食品。他亲自试验栽培甘薯，总结了甘薯有抗灾、高产、稳产的性能，写出了著名的《甘薯疏》，是我国自吕宋引种甘薯后第一篇关于甘薯的论著。甘薯引种成功，为当时江、浙，进而为北方扩种甘薯救荒，起到了积极作用。除了水、旱灾以外，蝗虫也是当时的重大灾害。正如徐光启所说：“凶饥之因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12)为了治蝗灭灾，他“遇一人辄问，随事咨询，颇有本末”，写了著名的《除蝗疏》，从而完整地记述了对蝗虫生活史的认识，并提出了治蝗的办法。总之，徐光启的备荒救灾的思想体系，内容和措施是比较完备的。他的荒政主张，同他的重农政策是统一的，是为其重农政策服务的。
徐光启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富于革新创造精神的著名科学家，他取得了多方面的科学成就，特别是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科学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研究探索。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徐光启及其《农政全书》，对我们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徐光启是封建社会的科学家，象我国古代其他伟大科学家一样，受时代和阶级局限，他的著作也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我们应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①《复太史焦座师》。
②《拟上安边御虏疏》。
③《农政全书原序》。
④《拟上安边御虏疏》。
⑤《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
⑥《徐文定公文集》卷首下三十六。
⑦《陈子龙序例》。
⑧《农政全书凡例》。
⑨《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⑩《甘薯疏序》。
(11)《农政全书》卷二。
(12)《徐文定公文集》卷二，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