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文化战线历史上的又一面旗帜，在体育领域，这位文化大师也以自己独特的人生阅历和满腔的热爱为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郭沫若在关于体育锻炼方面有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人民中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关于教育的意识形态中就有“重文轻武”的观点。就连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也十分鄙视身体的锻炼。正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大量封建残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但是郭老从从小就与众不同，他虽然接受是封建的私塾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但是他不羁的性格追求的是与众不同的体育观。
古人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形成了共同的，稳定的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传统是迥然有别的。郭沫若出生在山清水秀的乐山沙湾，秀美的山水，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人文传统浸润着他的心灵，构成他内心的集体无意识，给他的人文性格，审美理想，艺术个性上不灭的乡土印记。郭沫若的幼年时代是在如画的环境中度过的，美丽的景物不但激发他的热爱自然热爱的美好感情，而且还牵引他的联想和想象，使他的心灵与自然景观有初步的沟通，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了朦胧的体悟。乐山的一方水土，为郭沫若的童年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体育锻炼场所，成为培养郭沫若文化心理素质的摇篮。从小他就十分喜欢体育活动，大渡河畔，峨眉山脚下，茶溪旁都留下他玩耍的身影，“闲无所事，散步宅田前，屋角炊烟起，山腰浓雾眠，牧童横竹笛，屯愠卖花钿，野鸟相呼急，双双浴水边。”（《屯居即景》）尽管身体瘦弱，尽管家境殷实，但是他依旧喜欢钟情与山水之间。自由阔达的体育观也初步形成。
在上私塾期间，他有时也会玩一些惊险刺激的项目，比如“猿升式爬竿”，在今天我们称之为“极限运动”，由此可以看出在幼年时代的郭沫若就已经胆识过人。
在乐山、成都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了更多的人和事，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体育锻炼的场地的增多，也可以称为中国近代的体育学习西方教授方式的第一批的受益者。“春阴浓处好句留，万点飞花锁院幽，影乱紫频翻沼面，身随粉蝶度墙头，因风红到垂杨路，贴地芳疑碧草洲，怕见涂泥污艳质，呼童净扫垒香邱。”这首诗歌是1910年春，郭老在成都高等分设学堂读书期间读书所作，郭老自叙：“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鲁卫之证’――这是我进学校不到两个礼拜便得了的一个幻灭的结论。”“游山玩水，吃酒赋诗的名士习气越来越深，东门外的望江楼，薛涛井，南门外的武侯祠、浣花溪、工部草堂是常游之地。”从这些可以看出在青少年时期的郭沫若对于体育活动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尽管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端并不是一个人所能改变的，但是通过大量的体育实践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对封建礼教的坚定信念，也对他勇于突破束缚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年的体育活动不但培养了郭老健康的体魄，也培养了他豁达的人生观。他虽然身有疾患依然能够活到87岁的高龄，在当代文人学者中亦属罕见，也与他早年“动以养身”的体育观是分不开的。
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期间曾在家报中写到：“日本学校对于体育，非常注重。最近高等学校学生及中小学学生，均有赳赳武夫之概，体魄既壮，而于科学方面，又非常进步。”这观念也反映在《会报》的健康状态中，也谈到：“健康问题颇在难言者矣，此间同仁，弱者居强半焉，因病归国者，往往有之。此同人等所以竞技于上列运动游技等项而不倦者也。我国少年身体大率不竞，此最可寒心者……”所谓上列运动游技是指：每星期天的弄舸会，划船于学校前的旭川河，留日学生每每分乘两艘，作竞渡游戏。郭沫若除了课余参加同学会组织的体育锻炼外，则喜欢登校外的操山，暑间则尤为喜欢游泳。他曾在家报中说：“冈山市有小河道，名旭川者，如沙湾之茶溪然；水清宜浴。”（《郭沫若的婚恋与交游》）除此以外，郭沫若在此期间还写了大量崇武的作品来反映自己的思想变化：例如，1920年创作的诗剧《棠棣之花》和《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巨炮之教训》《匪徒颂》《胜利的死》《狼群中一只白羊》等诗来表达自己的尚武情节。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倡导崇尚武力，战争的功利主义时，也没有摒弃价值理性的标准，对武夫蛮伯也进行了批判，发表于1921年的诗剧《女神之再生》就是代表之一。
郭沫若生活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转型时期，老子关于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对郭沫若文艺思想是有明显影响。早在他十三、四岁时开始读庄子的著作。庄子肯定人的个体价值、主张超越时空的限制，摆脱物欲的羁绊，追求主观精神的绝对逍遥自由，以恢复人的本性，无疑激起郭沫若强烈的共鸣。这主要体现在郭沫若青少年时代放任自我，狂放倜傥性格的文化质点，同时庄子强调“道”不仅无所不在，内化于自然万物，自然万物就是“道”，一切物相均无差别，而且“道”还具有永恒的无所不能的创造力，自然万物都是“道”的创造力的体现。道家养生学的发展也由此演化而生，其中“静坐疗法”便是道家健身去病的有效方法，长期以来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1914年初，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与道家养生学的静息疗法结下了缘分。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年学习期间，由于过度紧张，生活习惯不适应，毕业时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一夜最多只能睡3-4小时，而且还经常被噩梦所困扰，记忆力衰退，读书随读随忘，精神恍惚，心神不定，达到了几乎想要自杀的地步。正在这病体和精神痛苦日甚之时，1915年的9月中旬，郭沫若在坊间偶然买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王阳明全集》），王阳明的“静坐”治病的成功经验，使他深受启发。尔后又买到日本《丹田式静坐法》开始了静坐练习。他坚持每日早晚各静坐30分钟，每天坚持读完《王文成公全集》10页。郭老的静坐实际上是道家养生学的一种气功疗法，主要通过即调心（意念）、调息（呼吸）和调身（姿势）来达到平心静气的最佳效果，其中调心起主导作用。正是在这种独特疗法的作用下，不到两星期，他的睡眠渐渐好转，心悸症状消失，记忆力也得到恢复。如他所说：“梦减少了，心疾也渐渐平复，竟能骑马竞漕”了。从此，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用这种方法坚持锻炼身体，使他的体质由弱变强。在这一阶段也使郭沫若明白单纯的西式体育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传统体育还是有很多精华的部分值得发扬和保留的，尤其是在健身的静坐疗法方面，逐渐体悟出的“以静养身”的体育观让他终身受益。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如何第一代让大学生树立健康积极向上的体育观，郭老为新中国的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建国后，在组织筹备成立中国科技大学并担任首任院长的时候，对全体师生强调高等教育不但培养高文化的学生，还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教育学生要身心健康，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中国科技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点也成为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一个积极的评语。正是郭老将这一理论真正升华。不仅对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至今日对于中国的教育界来说依然受用，身心全面发展的体育观在现代教育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的学生教育和体育教育发挥着积极的指导性的作用。
（作者单位：袁斌，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体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