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开始，人们常常会立下诸如此类的誓言，譬如“我要健身”、“我要减肥”、“我要变美”等等。他们开始去健身房，戒掉酒精，并吃起了“排毒餐”。然而，人们订立这些计划时信心满满、雄心勃勃，执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很少有坚持到第二个月的。
如今一些企业也开始设法帮助员工努力执行他们的计划，提供健康计划就是其中一个手段。迄今为止，美国企业中执行时间最长的一个例子就是1979年美国强生公司推行的一項计划。计划中鼓励员工减重、戒烟并控制血压。强生公司声称，通过这一举措，公司每年节约了可观的医疗成本，平均每名员工每年省去400美元的医疗费用支出。同时，员工们罹患心脏病或高血压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然而，康涅狄格大学马丁·切尔尼克所做的数据调研发现，2005年8月，强生公司的员工出现了饮酒、抑郁和压力大等问题。而同一时段，强生公司恰巧正在实施年内提高9%生产力的计划。该员工在健康计划的作用下或许本可以更瘦更健康，但是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下，员工们可能会感到压力巨大。
由此可见，员工的健康和幸福并非督促他们定期锻炼，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达成。由研究机构兰德欧洲进行的一项调研发现，吸烟和酗酒等各种坏习惯，与生产力低下并无直接关联，而相比其他人，肥胖员工外出休假的次数反而更少。事实上，生产力难以提高往往与员工缺觉，财务紧张和心理健康问题有关——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状态，给他们造成压力。
对于企业和雇主来说，推出健身计划帮助员工改善健康状况的同时，期待一定经济上的回报，其实无可非议。但是这两者之间不能变成一场赤裸裸的不对等交易：让员工们变得更健康，然后让他们为老板加倍卖命，那无异于苦练你的步兵部队，然后派他们去堵机关枪眼。如果想鼓舞员工士气从而提高生产力，必须让员工们感受到，雇主对他们的关怀是真心诚意的。
对于企业和雇主来说，推出健身计划帮助员工改善健康状况的同时，期待一定经济上的回报，其实无可非议。但是这两者之间不能变成一场赤裸裸的不对等交易。
此外，任何会影响到员工工作时间以外的私人行为的健身计划，还触及了隐私问题。历史上，雇主们对员工采取“家长制”的传统由来已久。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家泰特斯·索尔特就曾为他的员工们建造一座“模范村庄”，村庄里禁止饮酒，只能在小巷子里吸烟，并禁止喧闹行为;汽车大亨亨利·福特还会突然致电他的员工，以监察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些不达标的员工则会被降薪。
现如今，雇主们的招数也做到了与时俱进。一些公司会劝说员工穿戴运动追踪器，或者类似设备来监测他们的运动水平、心率及睡眠模式。英石美国公司（美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商）在2013年便开始引进和使用运动追踪器。对于那些能够达到某项目标的员工，比如每年可以走完100万步的员工，可以得到额外的健康奖励金。
如果个人健康状态与保险挂钩，也可以予以员工一些奖励，但前提是员工自愿参加。在汽车保险业就有类似情况，如果车主愿意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接受监控，他们的车险费用可以相应降低。但是英国员工似乎没有更多借口拒绝雇主的监控要求。201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英国员工被雇主要求穿戴追踪设备的数量有显著上升，达到了37%。但是许多人却把追踪器视为领导安插在他们身上的间谍。2016年普华永道的一项调研发现，38%的英国雇员认为领导利用追踪器收集的相关数据会给他们带来不利后果。
至少，你可以直接把追踪器摘掉嘛——据说有的员工把追踪器戴到了爱犬的身上，这样一来，活动的分数会更高。有一些公司，比如瑞典传媒机构传立媒体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家科技公司已经登峰造极，直接把芯片植入到员工的表皮下。好处是，员工们出入公司、在员工餐厅用餐更方便了。但他们同时又失去了什么？雇主们主动提出为员工改善健康无可厚非，但是没人希望老板变成跟踪狂吧？
[译自英国《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