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海城地震由于成功预报,拯救了十万人的生命。这次预报是地震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是谁预报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特刊发这篇中外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预报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力图揭开一种历史真相,以祭奠逝者,并望引发生者尤其是地震预报工作者的思考。
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无数人的生与死,其实就是他的一句话。
――作者的特殊感言
姜成田,1941年6月6日,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大甸子村。从呱呱坠地那天起,他便是一介草民,直到今天,也是。然而,35年前,正是由于他所负责的海城地震站,提前预报了海城大地震的时间,大约有10万海城人成功逃生了。
请问:古今中外,哪一个地震科学家或地震专家能做到?海城大地震的成功预报,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当时,曾被世界各国的同行誉为奇迹,他们对中国同行竖起大拇指:中国的地震预测水平,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然而,后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却给中国地震工作者的信心带来了致命一击。于是,产生了一个失望的说法:海城大地震的成功预报完全是蒙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2008年6月初的一天,笔者怀着一个解开谜底的强烈心愿,在辽宁省海城市箭楼子村,找到并采访了已是67周岁的老人姜成田。
五个“泥腿子”
俗话说:三十而立。1971年,已经30岁的农民姜成田并没有真正“立”起来。他的老家是辽宁省铁岭市大甸子村,虽然,在村里,父亲姜阔良是一位老中医,有祖传秘方,可是家里仍然穷得叮当响。由于哥哥姜成祥在海城县人民银行工作,18岁那年,姜成田随同父母投奔哥哥,搬迁到海城市郊区的箭楼子村。由于家穷买不起房,便租了两间小平房定居下来。
姜成田初中毕业以后,考入鞍山农业中等专科学校。他天生喜欢画画、书法,对自己的本专业不感兴趣,因此,只读了两年半便卷起行李,回村操起农具继续“修理地球”。姜成田种地也没有过人之处。1966年,“文化大革命”却为他提供了展露个人才华的一个平台――替文化水平低的人抄写大字报、画漫画,忙得不亦乐乎。乡亲们见了,都夸赞他,同时,也引起了妙龄女孩子们的关注。
有一次,姜成田提着小桶,挥舞板刷,在生产队的墙壁上写大字块。一个叫闫淑梅的姑娘走过来,笑嘻嘻地上前搭话。姜成田一看,是一位挺漂亮的姑娘,精神也为之一振。俩人就聊起来。此后,村民们就发现:姜成田再抄写大字和画画,身边多了一个“志愿者”。1967年7月1日,姜成田和闫淑梅结婚了。一年以后,闫淑梅生了儿子姜晶;1971年,又生了女儿姜华。和所有成家的男人一样,结了婚就产生了一种家庭责任感。在黑土地上,姜成田一心一意地辛苦耕耘。可是,他不知道,海城人不知道,辽东半岛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他脚下的这块黑土地,正在酝酿着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
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发生了6.8级大地震,死亡人数是8064人。举国悲痛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下一个大地震,将会在什么地方发生?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出了科学推测:大地震会北移,地点大约在辽东半岛的地震带上。
那么,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震级是多少?中国科学家们说不出来。这是一个公认的世界性难题。
1970年,国家把辽南地区列为地震重点监视区。预防大地震,必须要做好宣传工作。1971年4月,海城县武装部的“战备办”主任张明,把姜成田临时借到“战备办”来搞宣传。姜成田也乐坏了:一则每月可发30多元的工资,养活老婆孩子不用发愁了;二则,画画对他来说,就像小孩子做游戏,那是兴趣所在,他可以一心一意地画画玩了。
1972年10月,海城县正式组建海城地震站。当时,这个地震站隶属于营口地震台,实际上是营口地震台的一个观测点。“战备办”的张明主任兼职地震站的领导工作。地震观测是一个科技含量高的工作,能不能把这个工作搞好,他心里没有底。但是,上面交办了,就必须做,这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地震站一共有5个观测员的名额。由于设在远离县城的山区,他便下乡去农村挑选。农村的小伙子们倒是很感兴趣:每月发资,工作不累,名也好听,比种地可强多了。因此,5个名额很快落实了4个。他们是:王力华、乔仓满、赵士海、郝维英。郝维英的年龄最小,才15岁。
张明把最后一个名额留给了“战备办”临时搞宣传的姜成田。
群雁无首难成行。让谁当地震站的“负责人”呢?张明主任有点为难了:这4个人的文化水平低得可怜,名义上是小学文化或初中文化,实际上,都是“混”到毕业的。
光杆司令的苦恼
张明心想:监测地震毕竟是搞“科研工作”,要到省里、市里、县里和领导、专家们坐在一起开会,一个泥腿子的形象倒没啥,不会写不会说的可怎么成?矬子里面拔大个吧!张明一比较:五个人还就数姜成田的文化水平高。得了,就他了――虽然中专没毕业,好歹也算是半个知识分子。于是,1972年10月20日,姜成田成为地震站的观测员兼任临时负责人,仍属于“临时工”的借调性质。
这个没有过多“想法”的决定,可是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后来,那些保住性命的海城人民知道是张明挑选了姜成田,都很感谢他,有的人甚至都想给他“磕”一个头。
姜成田是一位做事极为认真的人。上任之初,4个观测员对他很不服气:你不也是一个门外汉?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领导?他心里没底,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干这一行责任太大了――地震一来,弄不好就要死好多人,我能干好吗?后来,他还是下了决心:既然已经干上了这一行,那么,自己就必须干好,尽快由外行变成内行。
实事求是地讲,在姜成田之前,我国一些充满智慧的土专家,已经开始对监测地震作了一定的研究,发明了“土地电”等一系列地震观测仪器。姜成田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开始了自己地震预测的探索工作。
姜成田先后到营口地震台、金县地震台、大连地震台等多个上级单位或兄弟单位上门求教。他的业余时间,全都是用来钻研能够找到的国内外地震监测书籍。1972年12月17日,姜成田去沈阳,参加辽宁省地震大队为期两个月的测震班。来自全省各县市地震站的同行,一见面惺惺相惜,牢骚满腹,彼此大吐苦水:“临时工啥时候能转正啊?”“我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太低啦,得找机会跟省领导提一提!”等等。只有姜成田一个人一声不吭,埋头学习。他的想法很简单:你们的工作怎么样?现在哪是谈这事的时候?
海城地震站坐落在县东部郊区玉皇山脚下,一共五间平房。郁郁葱葱的原生态环境,十分优美。可是,姜成田却没有注意监测室窗外的好风景,他坐在椅子上,像一尊泥菩萨,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一天。眼睛始终盯在那些土仪器上,观测仪器的变化,并养成了一个记工作日记的好习惯――他很想摸索出一些地震的规律。
1974年3月13日,姜成田正在值班,他突然发现,站里的土仪器――“土地电”仪表内的微电流,有了上百次的“突跳”。他皱起眉头: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地震前兆呢?3月14日,他接到省地震大队的电话通报,辽西地区果然发生了一次地震。3月14日,“土地电”仪表上的微电流又产生“突跳”。3月15日,辽西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地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地区又连续发生了上百次的“小震群”。“小震群”成为姜成田的重点研究对象。他渐渐地摸索总结出了地震时间、方位、级别的一定规律。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地震站的工作制度,根本不适用地震监测――5个观测员轮流值班,每天在值班日志上,只要记录下两次仪器的监测数据就算完成工作任务。
姜成田觉得:这种记录是不真实的。这并不能代表每天监测的真实变化。为了抓住地震前兆,他把工作制度作了改进。这个“馊主意”,让大家叫苦不迭:观测员要24小时守卫在工作岗位上,观察所有的地震监测仪器上的数据瞬间变化,并如实记录下来,以确保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数据。吃饭和上厕所,观测员之间可以轮换接替,总之,工作室内的仪器具前,每一刻也不许离开人。
大家硬着头皮,只坚持了两个月,就说啥也不干了。有的人脸红脖子粗地反驳:“我说头儿,世界上,还没有一家地震站像咱这么傻干的。再说,靠这些土仪器就能报地震啊?”
姜成田坚定地说:“能!”
大家侧目而视。随后出现了一个姜成田和部下失和的尴尬场面:大家作完值班记录,就去隔壁的休息室,或睡觉,或打扑克,或下象棋。
一看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姜成田心里很苦恼。不过,他还是理解大家的心情:人工监测记录的方式,确实挺辛苦……能不能想出一个新的办法呢?
改造“土地电”
另外,姜成田对“土地电”的工作效能,也产生了一个质疑:地震都完事儿了,才记录出来,这有什么实用价值?一个新的灵感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在姜成田的心里划过:要能把地震前兆记录下来那该多好哇?
馒头要一口一口吃。姜成田暗下决心,要对“土地电”进行技术创新――由人工记录改为自动记录。从那天起,只要一轮到他值班,他就把“土地电”拆了个七零八落,反复琢磨,反复试验。下了班,再恢复原样装好。可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以失败而告终。
姜成田不死心,去省内很多地震台求援求助,得到的回答都是一句话:“自动记录?想法挺好,根本办不到!”
姜成田去辽宁省地震局地震仪器组。仪器组的技术人员对他的想法,也不热衷:“自从有了‘土地电’,都是人工记录。你想改成自动记录?呵呵……我们可不行,只能你自己想办法!”
姜成田只好一个人继续拆装“土地电”。有的观测员发现了,就阻拦他,说是“破坏行为”,姜成田不听,继续我行我素。观测员就偷偷去了“战备办”打“小报告”。张明主任感到问题严重,特意去一趟玉皇山,狠狠批评了姜成田:“你……简直是胡闹!”
姜成田是认准一条道跑到黑的主儿。当面答应得好好的,背地依然故我。工夫不负有心人。两个多月以后的一天,“土地电”自动记录功能,真让他鼓捣成了――这玩意儿,有点像医院里“心电图”的工作原理――他给“土地电”增加了一个转动的滚筒,滚筒上覆盖着空白的记录纸。“土地电”工作时,微电流每时每刻的“波型”,都如实自动记录在记录纸上……
“土地电”自动记录功能,给姜成田的地震预报探索之路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拐点。随后,姜成田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地区所发生的上百次“小震群”进行跟踪监测,从而总结出了地震的前兆规律。掌握了规律就意味着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金钥匙。他把自动记录下来的波型数据进行分析,不久,便拥有了一个惊人的创举:不但能作震前预报,还可以判断出地震时的4个重要数据,地震结构、时间、方位地点和震级大小。
有一天,姜成田兴奋地对大家宣布,而且,词汇也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今往后,‘土地电’谁也不许再擅自改动,谁动了,谁就是……反革命特务,是在搞破坏!”
同事们真没敢动。其实,他们心里挺高兴:不用手工记录了还不好哇?如果领导因此怪罪下来,自然由他一个人顶着!
姜成田改进“土地电”,可不是因为懒惰。1974年12月20日,他发现:“土地电”自动记录下来的波型出现了异常现象。他的第一反应是:要发生地震了。当天,他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首次出现这样的高值!到早上7时,“土地电”记录到突跳信号了!可以发地震预报了!上午10时,我召开了震情会。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非常激烈,看法不同,说法不一,附近群众听到后都认为地震站干仗了,跑来看热闹。发现我们是在开会,又都笑着走开了。有的同志认为:“根本不会有地震发生。我们才做两年地震工作,就碰上地震?笑话!”
“即使有震,咱们这些土仪器也测不出来。咱们文化水平低,又没有经验,还能报出地震?”
“谁管他震不震的,干一天算一天!”
“等临时工问题解决回家算了。真是蛤蟆吃天鹅肉,飞机上放炮响得高!”
还有的人认为“报不准怕人家笑话”等等,最后,为人民的利益,我自己决定向省地震部门发预报。
提出在我站东北方向100公里左右,今天中午将发生4～5级的地震。
依据:①倾斜向东北方向报#(即这个“警”字的简便写法)。②地电突跳规律。③氡值增高,泉水断流。
三条预测依据,是怎么得来的呢?根据姜成田对当时的回忆:辽宁省鞍山市汤岗子地区,是有名的温泉之乡。1974年12月上旬,根据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最近几天,当地所有泉眼中的温泉水突然没有了。自从汤岗子有温泉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断流’的现象。”
姜成田要眼见为实,还特意去了一次汤岗子。得到证实后,他却摇了摇头:仅有这一个条件,还不能说明什么。
姜成田的前辈对地震预报仪器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果。1974年12月19日,地震站的观测室内,“地倾斜”的报警器突然“哗哗”地响起来。
姜成田的心情陡然紧张起来。
第一次预报
姜成田知道:按照“地倾斜”的设计性能,4级以下的地震,是不会报警的,只有4级以上的地震,才会报警。随后,他又发现:站内的一个测水仪器中,经过化验,水中“氡”的成分增高了。他却沉得住气,心里谨慎地提醒自己:先别着急,“土地电”没有预报地震的任何迹象,预报的条件还不成熟!
12月19日深夜,姜成田躺在家里的火炕上,翻过来,调过去,一夜也没合上眼睛:“土地电”为什么没有地震预报反应呢?难道自己改进的“自动记录”质量不行吗?
12月20日天刚亮,姜成田脸没洗,饭没吃,穿好衣服,就急匆匆地向地震站跑去。进观测室后,他发现:“土地电”的自动记录,失去了“突跳”!他心里不由得陡然大喜:这是震前预报的一个重要信号啊!用专业术语作一个描述:“土地电”过去的突跳,自动记录大都是30多个峰值,现在却突然为零峰值了。他稳住急促的心跳,先朝坏处想:是不是仪器坏了?他仔细检查了一遍,设备没有任何故障。再仔细检查一遍,“土地电”仍然工作正常。他周身的热血沸腾了,激动地大叫一声:“有了!”
值班的同事吓得一哆嗦:“有……有什么了?”
姜成田激动地嚷:“今天中午12点有地震!在我们站的东北方向,约有100公里,地震4到5级……”
同事忍不住笑起来:看他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活像一个农村算命的老太太!
上午8点,姜成田临时召开了一个会议。他话音刚落,大家就一致反对他的“地震预测说”。一个典型的反驳意见就是:“人家美国和日本先进不?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我们国家有中国科学院,院里的地震科学家和专家也是一大堆……他们都不能准确地作出地震预报,我们这些人就能?可别让人家笑掉大牙啊!”
争吵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是出于好心,一个意思:千万不能预报!这明摆着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姜成田一看手表,快要到中午12点钟了,也就是说马上要到了他预测的地震时间了,脖子上便青筋暴起,来了倔劲儿,一把抓起电话筒:“我不跟你们争了,我马上向省地震局发预报!”他把电话直接打到辽宁省地震局。
当时,辽宁省地震局主管业务的局长朱凤鸣与地震局一把手“军代表”――相当于辽宁省地震局正局长刘义民正在局长办公室内商谈工作。听到电话铃声,朱凤鸣抓起电话:“哪里?”
姜成田说:“我是海城!”
朱凤鸣:“啊,小姜啊!有事啊?”
姜成田急切地说:“有事儿!向您发一个地震预报!”
朱凤鸣“扑哧”一声笑了,先“哎呀”了一声,仿佛看了一段《天方夜谭》那么新奇,因为那时候,我国还根本就没有发送“地震预报”这一说!领导毕竟是领导,接着挺礼貌地说:“那好哇,你说吧!”
姜成田把自己的预测结论作了汇报。朱凤鸣一看手表,忍住笑,还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马上到了吗?以后再有这情况,早点告诉我!”
两人放下电话不久,海城地震站里的地震仪器,突然“忙碌”起来,发出了一系列的地震数据反应,经过整理计算,得出结论:12点43分,辽宁省辽阳市深窝水库,发生了4.8级地震。经过省地震局打来电话通报,也得到进一步证实。姜成田的地震预测结论和实时发生的地震居然一模一样。
站里的同事们都很惊奇,也很折服:“小姜,我们服了你了!这些土仪器还挺‘说’真话!以后我们就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吧!”
1974年12月25日,海城县成立了地震办公室,成为海城地震站的上级单位。而海城地震办公室隶属于鞍山地震办公室领导。不久,两个上级单位的主任对姜成田擅自改进“土地电”的做法,都表示不满意。先后找姜成田谈话,态度挺客气:“小姜呀,大地震之前,可不能胡来啊,赶紧改回来!”
姜成田却坚决不从。他的理由是:从1974年3月至12月,他已经利用土地电,成功预报了13次3级以上的地震。两位领导根本不相信他的什么成功地震预报,心里十分不悦。
海城大地震的前夜,气氛紧张而压抑。1974年底,辽宁省地震局发出通报,大意是:省内各地震台站的地震仪器均反应很明显,预计在金县、营口等地区,有可能发生四到五级地震。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震,还有待进一步观测。
与顶头上司对着干
1974年12月27日,姜成田在工作日记记下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坐鞍山地(震)办小车去东四公社……回来的路上,司机小李同志问我:“小姜,有大地震,你们地震站能不能报出来?”我不客气地说:“保证报出来!”他又问:“什么时间能报出来?”我说:“头三天或者头五六个小时。”在场的气象站老关和县科委老祖二位同志都哈哈大笑起来问我:“能那么准吗?”我很干脆地回答:“到时候见。”
这件事传来传去,最后,传到两级“地震办”的领导耳朵里。公平地说,作为领导对工作还是认真负责的。他们感到问题很严重,这个姜成田也太狂了!遇上这么一个不听话的部下,他们也感到很无奈!为了分清领导责任,也为秋后算账,他们做了这么一件事。
1975年1月16日,姜成田在工作日记中,作了如实记载:
鞍山“地震办”和海城“地震办”联合下文通知:让我把“土地电”改过来,恢复原来工作状态,并警告以后再不许随便乱改。
当时,我想,在这紧要关头,地震前兆不要,要马后炮,这是为什么?还让不让我预报地震了?地震预报漏掉了谁负责?当时,我心情难以忍受,气愤地回电话:“不是让我负责业务工作吗?我就有权改进,想要再改回,决不同意!”
县“地震办”的领导很生气:“你简直是目无领导,太傲了,你身为一名临时工,还想不想干了。你马上到县里来!”
我临走时,对同志们说:“此去很有可能开除,我决不连累大家。可有一事求大家,即使开除我,我暂时也不走,共同把地震报出来,我再回家种地去……”
同志们见我心情很沉重,都愿意随我到县委打官司。
我们到县委后,我和领导据理力争。领导很反感,生气地说:“你把仪器改得洋不洋,土不土的,就能预报地震吗?太不像话了!胡闹!你不愿意干,请便吧!”
我回答:“你是有权把我撵回家。你可想好了,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恨?我图的是什么?我为了全县人民的生命着想,为了搞监震预报,我才改的,无缘无故的,我哪有那么大胆改仪器……”
最后,县领导看我说得有理,才支持我的做法。
事后,县“地震办”的领导多次找我的“小脚”(挑工作毛病之意),我心里很憋气。心想,让我回家,我也不走,不给工资,我顶多不要。等我把大地震预报出来,再回家也不迟。争取为全县人民站好最后一班岗。以前,我去县“地震办”办事,干部们见了我,都很热情。这回去了,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人理我。就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都不如一条狗进屋。
回家,妻子也不理我,说我整天不回家,家里什么事你也不管,父亲重病躺在炕上三年了,你都没心照顾,你还是人吗?有没有良心?哥哥生气地批评我:“做了两天临时工就不会干了?领导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这还不会呀?”
我说:“哥哥呀,你不知道啊,我虽说做两天临时工,可我是做地震工作的,又让我负责,一旦有大地震,我报不出来,要死人的!报不出来,群众打不死我,骂也把我骂垮了。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到时候,有一天,你们会理解我的。”真是泪水往肚子里流啊,心如刀绞的一样,不是滋味儿。
1975年1月17日,姜成田的工作日记写得很有意思,只是几句点评,却让人看出了他的“另类”和“狂劲儿”: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公报:近几天,全省无大震……
*名词解释:“近几天”,是多少天?还几个月?预报不过关,说话留有余地,主要缺乏实践。
从姜成田保留至今的那本厚厚的蓝皮工作日记中,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记载,这一非常时期,海城县各地的家禽动物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现象:1975年1月26日,有的村,农户家里的鸡们突然飞上了房顶;有的村,养鱼池里的鱼,全都浮出了水面。1975年1月27日,有的村,街上,一百多只黄鼠,一只紧接着一只,首尾相连,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搬家……
海城人都感到不安:这是咋回事儿呢?莫非真跟地震有关?
大的,有多大?
而从1974年8月起,海城地震站“土地电”等土仪器的微电流,就呈现特别明显的上升趋势。到1975年1月底,“土地电”的“微电流”,居然超过了仪表设计的负荷――以前仪表的数据,常为“几十微安”,如今达到了“上千微安”。毕竟从来没有作过大地震预报,姜成田也糊涂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1975年2月3日,姜成田和另一位观测员扛着一台出了故障的放大器,去沈阳请辽宁省地震局维修部的技术人员进行检修。等设备维修好了,时间已经是当天晚上8点多钟。姜成田去了一趟省地震局的值班室,想了解一下省内的震情。一进门,就看见值班室的几个值班人员,忙得焦头烂额――不住接听辽南地区各个地震台打来的电话,那些电话就一个内容:辽南地区的各个地震台站,所有的仪器,仿佛谁发了一个号令,同一时间都大闹情绪――各种数据反应均异常激烈!
如果说躲在地球深处的海城大地震震源,好比是一个杀害人类的恶魔。在辽南地区,这个家伙十分狡猾地摆了一个迷魂阵。地震工作者都让这个恶魔搞糊涂了:这个大地震肯定会在近期发生,可是在什么具体时间发生?会在辽南什么具体地方发生?震级该有多大?
地球上的人类,谁也不清楚。
姜成田的脑袋也“嗡”地一声,他焦急地想:我可不能在沈阳再呆了!那个“联合批文”就像一把剑悬在他的脑袋上啊!十万火急!他打电话找到省地震局的“军代表”刘义民,要求给他派一辆车,火速送到火车站,他要坐火车连夜赶回海城。
刘义民立即命令自己的司机小李,用军用吉普车把姜成田等送到了沈阳火车站,赶上了当天夜里开往大连方向的最后一班旅客列车。
2月4日凌晨4点30左右。一走出海城火车站,姜成田不由得大吃一惊:天空中,雾气蒙蒙,十几米远便看不清任何东西;如白色云团一样的地气,在地皮上,一浪推着一浪扑面而来。赶回海城地震站后,只见三个观测员也忙得团团转――不住地接电话。
原来中共海城县委和县“革委会”早就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对大地震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老百姓们对大地震之前,自然界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已经有所了解。此时,上至县领导、下至老百姓,纷纷打电话急切地追问:是不是要地震呀?
三个观测员谁也说不清。人们见他们回答得支支吾吾,心里不满意,自然说啥的、骂啥的都有。其中,最难听的有:“国家花那么多的钱,养着你们,有什么用啊?”
三人听罢,脸上,脖子上都冒汗了。就在这关键时刻,姜成田像救星一般地一步迈进了门槛。于是,三张嘴同时吼了起来:“我的娘哎,你可算是回来了!”
姜成田顾不上说话,一头扑向了“土地电”,一张又一张地翻看“土地电”的自动记录。看完之后,他坐在一张椅子上,闭上眼睛,紧锁眉头,默不作声。屋里所有的眼睛也都在紧盯着他。良久,有的同事终于忍不住了:“小姜,你倒是说句话啊!”
姜成田根据自己摸索出的地震预报经验,正在心里计算自动记录的数据呢!后来,他终于睁开了眼睛,不紧不慢地对大家宣布:“今天早上7点半左右,在我们海城,将会有一个‘大的’!”
众人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啊?有多大?”
“地震的级别在四到五级之间,不会造成严重破坏!”
姜成田说出这番话的时间是2月4日凌晨5点钟。当时,除了地震站的4位同志,还有海城县科协的一位中层干部李久阳,也赶到了地震站,想问个究竟。
李久阳对姜成田的说法半信半疑:“小姜,你说的……能准吗?”
姜成田嘿嘿一笑:“不信,你就等着看呗!”
早晨7点48分,大地果然颤抖起来。
在1975年2月4日的工作日记里,姜成田记录下了这个地震预测:
7时48分,海城英落公社发生了4.7级地震,部分房屋掉瓦片、倒烟筒现象,发震时间预报还是可靠的。
2月4日早晨8点,海城地震站的电话都让海城人打爆了:会不会马上有大地震跟着来啊?
同事们都慌了,问姜成田:“怎么答复?”
有人性子急:“干脆通知下去,瞎编一个理由,就说今天有大地震,省得我们大家担惊受怕!”
大地震之前
姜成田坚决阻止:“不行!我们是搞地震科学的,说话要有事实依据。”
在余下的时间里,其他工作人员忙于接听电话,而姜成田所做的事就是紧紧盯着“土地电”等几个土仪器。下午1点50分至2点,“土地电”连续发生6次大“突跳”,幅度之大,从未有过,相当于1.5伏电压!姜成田激动地喊起来:“快给县地震办打电话,通知大家:今天晚上要有大地震!”
海城县地震办公室接电话的值班干部牛玉昌,一听吓得魂飞魄散。顾不上其他了,领着老婆第一时间逃离了海城市。海城大地震之后,这个人受了组织的处分。
姜成田心想:仅靠口头没有证据,必须形成一份书面材料,上报给海城县地震办。这一天,在他工作日记中的另一个段落,是这么记载的:
16时,我发出了书面预报,根据东南地电突跳的特点,提出:今晚7～8点钟,海城东南方向将发生大于5级地震,应该是破坏性的大地震。之后,我们每接到询问电话,都这样告诉说今晚7～8点钟有大地震,需要预防……
书面材料写成后,姜成田让王力华送到海城县地震办。
在笔者采访时,对于“大于5级地震”的说法,姜成田是这么解释的:“当时,我为什么没有说七级、八级呢?没有相应的数据进行衡量。”
县“地震办”主任张明,接到地震站的书面报告,举棋不定:大于5级的地震预报,是破坏性的大地震,不向上级汇报肯定不行。可是报吧,就凭那几个人的文化素质,这个预报能让人相信吗?他迟迟下不了上报县委的决心。下午5点钟,姜成田不放心地打来电话提醒:“大地震来了,是不是得拉响警报啊?”
张明没好气地说:“这事儿就不用你管了!”
顶头上司不得意自己,姜成田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他很快就“忘”了。心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大地震的时候,“土地电”的“突跳”信号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此时,他萌生了一个足以让后人永远尊敬的念头:一直坚守在观测室里,观测“土地电”等仪器的变化。他在当天的工作日记上写道:
捕捉大震当时的第一手资料,为了人类解决地震的危害,早日实现地震预报这一难关,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
在姜成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对大家提出“不许回家”的要求后,三个同事均表示: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同意晚上不回家,和站长一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只有一个同事有抵触情绪,可他不好意思一个人回家。
傍晚6点钟,海城的天空呈现紫红色,随后变成黑色,十分恐怖!姜成田和站里的同事们去了一趟市区,在商店里买了食品,手电、蜡烛、火柴等物品,作好迎大震的准备。回来之后,姜成田和同事们分别给各自的家属打了电话。姜成田让二姨妹转告自己妻子闫淑梅:“晚上7点30分左右有大地震,所以,我和同事必须在站里值班。你们今晚谁也不许睡觉,提前找一个安全地方躲一躲!”
谁也没有经历过大地震,闫淑梅对丈夫的话也持怀疑态度。她们采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门窗全打开――随时逃出去,不就是7点多钟吗?晚睡一会儿就是了。
时间快接近晚上7点了,在海城县“革委会”的一个会议室里,头头们仍在开会反复研究:这个预报准确吗?如果通知发出去了,万一没有大地震,怎么向全体海城人民解释?
按照当时政府的严格规定:只有当地县“革委会”和县委才有发布临震预报的权力。而当地的地震站是没有地震预报发布权的,否则,那就是政治上的大问题。可姜成田得知后,眼睛都红了,对自己的部下大吼起来:“不等了,我们自己打电话通知;再不下通知就晚了……出了事儿,我一个人负责!”
既然大地震在海城县的东南方向,他命令同事以海城地震站的名义,先重点向海城县东南方向的14个公社,逐一打电话传去关于大地震预报的通知。
然而,就在稍后,海城县“革委会”领导班子也终于拍板作出了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一方面打电话通知各地基层单位,迅速组织疏散群众,一方面拉响了全县几处的战备警报。
顿时,全县城的夜空中,警报声和电话铃声响成了一片,海城人争先恐后地从屋里逃了出来……
预报的有几家?
1975年2月4日晚上7点36分,海城县的夜空,先划过了一道刺眼的闪电――大地震的地光出现了,随后是一阵阵“隆隆”的巨响,紧跟着,海城县所有的房屋开始强烈摇晃起来。在7.3级的强烈地震中,整个海城地区很快变成了一个废墟的海洋。
海城大地震发生了。由于提前接到地震预报,约有10万海城人躲过了这场生死劫。大地震带来的死亡人数仅为1300人。
从那天晚上起,姜成田和他的同事们冒着生命危险,七天七夜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仔细观察“土地电”等各种仪器一系列的变化,从而,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实时监测大地震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金州、盘锦、营口等5个地震台(站、点),也为这次成功预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只是由于地理位置、技术实力强弱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在这出“大戏”中,海城地震站挑起了大梁,唱的是主角,而金州等站点虽然是配角,可在海城大地震成功预测中,他们的业绩,同样值得后人尊敬和借鉴。
旅大(大连)地震台金州形变站,是“洋为中用”的典范。形变:“地形变化”的简称。李玉敏是金州形变站,也即今天金州地震台唯一尚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人员。1973年7月,刚刚20岁的李玉敏成为金州形变站最年轻的观测员。1966年3月8日5时29分,河北省邢台发生6.8级地震之后,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痛定思痛,按照国家“中长期地震预报”指定的地域范围,下令在那里的各市组建地震台。在这个背景下,1969年,旅大(大连)市筹备了市地震台,并按照所辖各县地质构造的特点不同,设立了相应的地震监测站,设备也因地而配备。金州的七里村,正处在地质构造的断裂带上,因此,金州形变站便在这里选定了站址,装备了从德国蔡司公司进口的先进设备―“NI-004水准仪”。从1971年起,李玉敏等5位观测员利用这种设备,跨金州断裂带,作地形变化的技术观测。1973年9月初,李玉敏等人发现,七里村的地表层面开始出现了异常变化,这种变化长达18个月。而“NI-004水准仪”的仪表上,所显示的最终数据为:从低到高,向西北方向倾斜。变化幅度达到4.3毫米。从图纸上看,曲线呈现了个“N”字形,即先是上升,然后下降,最后,反弹回升……他们反复讨论研究,破译了这个“4.3毫米”的重要数据:近期,在距离(直线距离)金州200公里的海城地区,将会发生一场破坏性地震。于是,在海城大地震发生之前,他们向辽宁省地震局发去了这个重要的信息。在海城大地震发生之前,省内各地震台站,也及时向辽宁省地震局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金州形变站的推测。因而,辽宁省地震局终于圈定了大地震的发生地,并于1975年2月初,从省内各区抽出一批专家,曾前往海城地区“会诊”。
除了海城地震站和金州形变站,营口地震台的石棚峪地震站,也测出了海城大地震的准确时间。今年55周岁的普通平民吴春霞,不仅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人,也是为成功预报海城大地震的“群测群报”的优秀群众代表。1975年5月,她作为群众地震预报小组的先进人物和姜成田等人曾去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三次地震工作会议,并一起得到华国锋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70年,17岁的吴春霞被当地党组织认为是一个政治可靠、积极要求上进的女孩子,因此尚未初中毕业,组织挑选她成为营口市邮电局虎庄支局的“战备话务员”。当时的通信设备较为落后,虎庄公社下属29个生产大队,每一个生产大队只有一个分机的手摇电话,因而,虎庄支局建立了一个电话总机室。当时,全国正开展群众性的地震“群测群报”活动,作为通信的一个枢纽,1971年,石棚峪地震站便在虎庄支局建立了一个业余地震观测点,并在虎庄支局电话总机室安装了一台“土地电”。吴春霞是总机话务班班长,自然成了虎庄地震测报组组长,而这个职务成为她一生中最大的一个亮点――与成千上万条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75年2月2日,吴春霞发现,“土地电”仪表上的“突跳”突然蹿升了上去,并冲过了“峰值”。而平时的“突跳”,一直是相对平稳的。对这一奇怪的现象,她心里一惊:这是怎么一回事?
有傲骨的草根
吴春霞马上打电话及时向石棚峪地震站的值班人员作了汇报。石棚峪地震站立即赶来几个技术人员,在察看了“土地电”突跳的异常反应和吴春霞的“手工记录”之后,他们对吴春霞慎重地说:“……需要回去作进一步的分析。”
1975年2月4日,石棚峪地震站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召开了震前分析会。面对本站和地震观测点观测出来的一大堆数据,经过大家反复研究分析,最终作出了一个结论:2月4日晚上,在海城一带,将会发生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当晚5点多钟,石棚峪地震站通过电话,向县地震办公室汇报了这一重要信息。在电话总机室,吴春霞监听到了这次通话的内容。不一会儿,虎庄公社党委书记芦云朴打来电话,不安地问她:“小吴,我看天气不大对劲儿啊!今天有没有地震?”
作为总机话务员的职责,本来应该严守机密的,可吴春霞又一想,地震预测组的设备是在芦书记的支持下,由公社投资买的。因此,她吞吞吐吐地说:“芦书记,我不知道该不该对您说……不跟您说吧,我怕耽误事儿;跟您说吧,这是话务员失职,等于泄密……”
虎庄公社的地界与海城县接壤。芦云朴一听就急了:“哎呀,你快说吧,这可是人命关天啊!”
吴春霞便赶紧把这个电话内容讲了一遍。芦云朴当即决定:“小吴,你马上给各大队部打电话,先下通知……等正式通知来了,恐怕要晚了……”
吴春霞让女伙伴儿们打电话通知下属的各大队:提前开始疏散群众,做到“人离屋,畜离圈”。由于国家早已下达大地震的“长期和中期预报”,因此,各生产大队已经搭建好了地震棚。晚上大约7点钟,县革委会的大地震预报通知正式下来了。此时,虎庄各生产大队的男女老少,早已纷纷离开自己的家,钻进了安全的地震棚里。
由上述可以看出,为海城大地震提供成功预报的并不是一个人,海城地震站和营口石棚峪地震站的预报最为成功。尽管如此,在预报过程中处处显现传奇色彩的,还非姜成田莫属。
海城县委招待所是海城地区所有建筑中质量最好的。1975年2月4日,辽宁省地震局的领导召集一批地震专家和干部在海城县委招待所开会,大家在充分研究了辽南地区各地震台站报来的监测情报之后,又反复讨论,最后,下了一个结论:近期,在海城地区会发生一次较大的地震。这次地震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震级不会超过6级。应通知当地群众,质量差的房屋,一定要注意安全。
当天下午,姜成田在测出当天晚上有大地震之后,告诉王力华赶快去一趟海城县委招待所,通知正在开会的同行们:为了安全起见,停止开会,离开海城。
在此之前,别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三要素”地震预报这一说,3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因此,王力华有点犹豫:“人家可都是专家,这个预报会不会让人家笑话?”
姜成田脸一绷:“……你快去吧!”
王力华去了海城招待所,向辽宁省地震局的领导作了汇报:“今天晚上7到8点钟,在海城的东南方将发生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为了大家的安全,姜站长希望参加省地震局会议的同志,在今晚之前,最好离开海城市!”
辽宁省地震局的专家们听了,果然都乐了: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主持会议的省局领导经过一番思考,认为还是小心点为好。当即决定:会议不开了,全体与会人员离开海城市。
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不听劝,当天晚上继续住在海城招待所,还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么一行字:“海城地震站说海城今晚有大震,可能吗?我倒要看一看,这个地震能有多大?”
当晚,海城县委招待所变成了废墟。事后,在废墟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他的遗体和他的日记本。
姜成田是草根小人物,可是在科学真理面前,他却有着敢于“抗上”和蔑视权威的性格。这是他后来在工作中或官场上,“混”得很惨的主要原因之一。
海城大地震发生后,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随即把地震预报分析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海城地区,组织一批有名的地震专家赶到了海城县。应该说,这些资深专家是让人感动的,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赶到随时可能发生地震的海城,来的目的就是为海城人民“把脉”的――大震以后,还会不会有其他破坏性的地震呢?
群众称他“活神仙”
那时,每一次开会之后,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都要作出一个地震预报,以便通知辽南地区各市县。因为是在海城县开会,所以让海城地震站派一名代表列席会议。姜成田忙于在站里看守他的宝贝土仪器,便指派王力华参加会议。有一次,国家地震局组织专家们开会,大家研究出一个结论,大意是,近期会有一次地震。
会后,王力华返回单位向姜成田作了汇报。姜成田一听,心里就来气了,拿起电话向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某老专家请教:“‘近期’,这个名词怎么解释?”
老专家态度很好:“‘近期’嘛,这个、这个……就是十天半个月都是它!”
姜成田很反感,直肠子人说话不会拐弯:“这叫什么词儿啊?用在临震预报上,好使吗?”
老专家很有涵养,不跟他一般见识:“没有办法啊,我国的地震预报水平,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姜成田继续不依不饶:“让我说,这不叫地震预报!俺们海城地震站就能预报到小时!”
老专家一听,就对姜成田提出了参加会议的邀请。有一天,大家又开会讨论震情。主持会议的老专家对众人说:“我手里,有最近两天从各处地震台站报来的地震监测材料,每人一份,大家好好看一看,分析一下,可以畅所欲言,充分讨论――最近还会有什么破坏性的地震?”
老专家话音刚落,姜成田站起来,当众宣布了一条地震预报:“根据俺们海城地震站的监测:今天晚上20点到24点,本地区有一个5级到6级地震……”
老专家没吱声。大家一听,心里也犯嘀咕:这个会还讨论研究啥呀?人家姜成田都把地震预报说出来了。
有一位中年专家感到很奇怪,忍不住问姜成田:“你们预报地震,怎么能预报出小时呢?”
姜成田说:“俺一句话、两句话和你说不清楚,如果你真的感兴趣,请你哪天到俺们地震站来,俺单独和你说一说!”
当天晚上21点左右,海城地区果然发生5.4级的地震。第二天,在招待所的会议室,众专家一见到姜成田,对他都表示赞同。也有人婉转地说出一个意思:八成是蒙的吧?姜成田更来劲儿了:“今天晚上还有,还是那个时间,还是那个震级……”
老专家干脆决定:会议不开了,大家晚上听“响”,如果不响……再说。当天夜里,果然“响”了,而且仍是同一方位地点、同一时间范围、同一震级。
这个小插曲给参加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干部易国良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海城大地震之后,大大小小的余震接连不断地发生。每一次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姜成田均作出准确的地震预报。因此,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了一个说法:“姜成田是活神仙,他说什么时候震,就什么时候震!”
海城大地震之后,广大铁路员工以最快的速度修复了铁路。通车的第一天,海城火车站的李站长心里却没底了:一列又一列货车满载着来自全国兄弟省份的救灾物资,正源源不断地开往海城火车站。海城人民虽然保住了生命,可是家园和财产却毁掉了。此时,在公路建设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铁路运输与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比宝贵的。而当天晚上19点35分,有一趟从大连开住北京的特快列车,应该全速通过海城小站。他所担心的是,如果全速通过,万一发生了破坏性地震,造成列车颠覆可怎么办?如果列车减速,那么就意味着一列又一列的救援列车,不能及时开进海城火车站……李站长急得团团转,最后他把电话打到了海城地震站,向姜成田讲明了缘由,追问:“今晚19点35分,会不会发生地震?需不需要列车减速?”
姜成田一听也急了:“那好,请您等一下,过一会儿,俺打电话告诉您!”他把“土地电”自动记录下来的图纸数据,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一遍,他心里有底了,拿起电话:“没事儿,不用减速,可以通过。不过今晚有地震,时间是21点左右……”
李站长高兴地说:“好,就听您的!”
姜成田放下电话,心里就后悔了:如果火车全速通过海城,正巧遇到地震,列车发生了颠覆,那可怎么办?
伙伴们都埋怨姜成田:“这种事儿,你根本就不应该大包大揽。找个理由推掉就完了嘛!”
姜成田也打不起精神:不管怎么说,话已经说出去了,就等着吧!
流泪的结局
当天晚上19点35分,那趟特快列车顺利通过了海城车站。而当夜21点,果真发生了5.3级地震。
当地的老百姓们从心里感激姜成田和他的同事们。大家知道他们日夜连轴转,守在那几台土仪器旁,没有时间回家,也没有时间做饭。于是,没有谁组织,也没有谁号召,他们自发地把自己做好的饭菜,轮流送到海城地震站。
如果说姜成田的性格和“抗上”行为,让当时的某些官员心里不痛快,那么,他和他的同事们对大地震的成功预报,让省局有关干部和专家的脸上感到很没有面子,进而做了有失道德水准的事情。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为成功预测海城大地震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准备要召开一次隆重的表彰大会。国家地震局责成辽宁省地震局上报一个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名单。让人意外的是,亲身经历辽南地震灾区的省局干部和专家们,没有一个人在推荐名单上写上“海城县地震站”的名称。于是,上报国家地震局的初选名单中没有海城地震站。
国家地震局的干部易国良看到名单后,向领导质疑:立功单位怎么会没有海城地震站呢?如果没有他们,我看这个表彰活动不搞也罢!经局领导同意后,他和新华社记者肖白门到海城灾区微服私访,回京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局领导阅后很谨慎,又请新华社记者李国锐坐直升飞机,再次赶赴海城县灾区调查核实。最终确信无疑了,由国家地震局在立功受奖单位的名单上,增补了海城县地震站。
虽然如此,姜成田等人并没有改变“临时工”的命运,而且,后来姜成田还被撤掉了“负责人”的职务,县主管部门重新选派了一位新站长。此后,姜成田等人一直为“临时工转正”的问题奔波、上访,没用,只好又当了长达10年的临时工。
多亏有好领导出现了。1985年,刚上任不久的海城市女市长胡劲松知道后,沉默了半天。最后,她气得声音发颤:“这……这也太不像话了!”
在胡市长的提议下,海城县常委班子开会讨论研究,很顺利地通过了一个常委决议。由此,5个人才正式转正为国家事业编制的技术工人。1991年,姜成田退休回家,目前每月的退休工资是1360元。在家里闲来无事,姜成田翻找出父亲遗留下的祖传中医秘方研究起来,以消磨余下的人生岁月。关于“地震预报”的是是非非,他不愿意再去想,仿佛有了隔世之感。可汶川大地震还是把他惊醒了。在最初的那段日子,他除了流泪,就是彻夜失眠,找出当年的那个蓝皮工作日记本,长吁短叹,重温旧梦。
一天半夜,在电视上,看到温家宝总理在汶川指挥救援,面对灾民而流下痛苦的泪水,姜成田实在是受不了,跳下火炕就朝屋外跑。闫淑梅连忙喊来儿子、女儿,大家冲到院子里,急忙把“疯老头子”围住。姜成田一边挣脱,一边告诉妻子,他想去四川,要去找温总理!
闫淑梅哭着劝住了他:“老头子,你也不想一想,你是谁啊?你现在是啥身份你不知道哇?”
“疯老头”渐渐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回屋了。
还有一次,姜成田看了一个电视访谈节目。有几个著名的国内地震专家表示:地震预测是世界性难题,以目前的科学技术还不能作准确的预报,若作到准确的预报,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等等。姜成田看了直生气,不客气地“送”人家四个字:“胡说八道!”
当然,也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持相反的观点。2008年5月19日,在一个题为“从汶川地震看地震预报”的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报评审委员会评委赵文津先生就明确表示: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曾经是领先的。1975年2月4日,在海城发生的7.3级强烈地震,由于我国科学家成功作出了预报,减少了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路探索’是当时周总理定的研究方针,现在也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
采访结束后,笔者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串问号:未来的中国和世界还会发生多少地震?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姜成田那些土专家?那个漫长的地震预报摸索过程,还要搭上多少条鲜活的生命呢?
也许抛开人性的丑陋杂念,尊重和吸纳姜成田等“泥腿子”的地震预报学术价值,才是当下保护人类的硬道理之一。在科学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文中“张明”,采用了化名)
作者简介:
旷野,本名何春华,男,1956年生。197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长期从事电视新闻工作,曾在多家报刊发表纪实作品,并多次获奖。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