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上去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风尘“小姐”，遇上两会期间的“扫黄”行动，慌不择路地向一辆驶过的私家车求助。这就是影片《租期》开头部分的情节。只是，影片接下来的一段并不像《风月俏佳人》那样，上演现代“灰姑娘”温馨甜美的爱情童话。因为，“小姐”王莉撞上的男人郭家驹刚刚破产，正被人追债。身处风口浪尖的两人一拍即合，签定租妻合同，假扮夫妻，到家驹乡下老家，安慰他病危濒死，又盼子成婚的父亲。
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旅途后，又经长途汽车的颠簸跋涉和手扶拖拉机的“友情携带”，两人远离了北京，步行在飘荡着稻浪和芦花的闽北山村的田间小道，穿过一群群静坐在逼仄巷道两旁好奇而慈爱的乡里街坊，走进了郭家驹老家那幽深的大宅院。此刻，城市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已恍如隔世，两人置身一个显得古朴宁静的“世外桃源”，并接受这个传统社区的伦理秩序和种种安排。在这里，大家庭的婚丧嫁娶等事务都由宗族的权威者管理着，如请人跳大神来为郭家驹的父亲驱邪，在宗族长者严肃的商讨下决定郭家驹的婚礼及仪式。影片中这种对乡村景致的书写，不应视为奇观化的异域风情和民俗的展览。因为，郭家驹和王莉的乡村之旅有“城市”作为背景，影片对乡村的描绘可以与“城市”形成一种对位关系。尤其当乡村文明以其古朴、温情的神韵救赎两颗被城市文明放逐的孤苦灵魂，“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有了更为丰富的内蕴。郭家驹在城市里如丧家之犬般躲避着追债人，在浮躁繁华、灯红酒绿的北京历经沉浮和沧桑；王莉在城市里从事见不得天光的皮肉生意，为赚钱说着甜腻而矫情的谎言，而且时刻存在着监禁的危险。他们在城市受到的伤害和驱逐似乎只能在乡村获取疗救的可能，他们疲惫的身心似乎只能在乡村获得休憩的时空。
而且，家驹大概没有想到他这次回乡之旅会在不经意间修复父子间多年的隔膜。家驹和父亲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古旧中国农民家族里典型的父子关系，一个是“沉默的父亲”的执拗形象(父亲在片中被安排为因中风而无法开口说话)，一个是“倔强的儿子”的叛逆形象。他们把彼此的感情压抑得很深，两人的沟通因观念和言说能力的阻隔而困难重重。但是，当家驹对父亲说出肺腑之言，两个男子汉哽咽着喉咙强抑住情感的场面，令人唏嘘。显然，影片想探讨现代与传统融合和亲情圆融的可能。
这种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乡村文明的冲突，使《租期》的故事近似于李安的《喜宴》。《喜宴》中的高伟同和《租期》中的郭家驹都身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负罪中，任自己的自由情爱意愿被家族传“种”的生殖意愿统辖。高伟同和家驹都在婚礼中以欺骗和调侃的方式扮演傀儡，在跪拜祖先、高堂的繁文缛节中，以向世俗献祭的方式屈从于家庭对个体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约束。当然，郭家驹身上背负更为沉重的伦理诉求，其压力来自于父辈、家族，以及乡土社会的伦理期待：完成家族香火的延续，以婚礼来为父亲的病情“冲喜”。也许，郭家驹对于在乡土社会被古旧规范摆布的地位并不全是抗拒，他几乎是心甘情愿地为使父母满意而尽孝。但是，接受过“城市”洗礼的郭家驹最终会发生两种文明和观念之间的龃龉。所以，他对于跳大神“驱邪”的治病方式不以为然，对于乡村的宁静虽有陶醉却不会驻留。
对于王莉来说，她本想避避风头，同时也来乡村散散心，但真正让她刻骨铭心的却是对严酷的乡村伦理秩序的体认。她在山上遇到的那个幽怨的疯女人，像是一个不祥的谶语，预告了她的婚姻和命运。王莉对疯女人由好奇到惊惧到同情，到感同身受的绝望和无助，全源于同是妓女身份而带来的精神契合和命运同一性。王莉原本设想做小姐赚够本钱后回家乡开美容院，但这个美梦被疯女人的遭遇碾得粉碎。因为，疯女人做小姐赚了钱回家后，家人嫌她丢人，弄光了她的钱财后，强迫她嫁给一个老光棍。于是，疯女人选择了与人私奔，但一年后成为一个疯子回来了。在这里，乡村文明保守严酷、凝滞血腥的一面彰显无疑。王莉感到了深切的恐惧，为自己未来的命运痛声大哭，对疯女人喊出，“像我们这样的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脸面的，你为什么要回来?”当王莉拉着箱包在布满石块的小路上颠簸疾走，而疯女人在背后跟着时，两个有相同身份的女人似乎将走向同样的命定轨迹。在这样有些残忍的隐喻背后是痛彻骨髓的无奈和悲凉。
在郭家驹与王莉之间，有一个情感变化的过程。最初，王莉作为女性的尊严一步步地被郭家驹鄙视和践踏，他为王莉“你可以碰我，但接吻不可以”的道德底线感到好笑；他警惕王莉和小侄女的接触，并愤慨于她为小侄女化妆；他甚至觉得做小姐的可以只为金钱，而从不谈道德和感情。所以，他们会很可笑地拉锯着讨价还价，为每一个服务项目商定价钱。但随着与王莉的相处，郭家驹感到未尝不可与王莉成为真正的夫妻，王莉出走后他急忙骑车追赶的那份焦灼，对着全车的人宣称王莉是他老婆的那份责任担当，意味着郭家驹超越世俗道德规范而依从情感的召唤。同样，王莉从一开头的无情无义和惟利是图，到后来掏出自己出卖身体和尊严赚取的存有八万块钱的银行卡，救郭家驹于危难时刻，恐怕不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是某种感情的力量主宰了她。那张银行卡撞击着整个社会面对“小姐”这一群体的冷漠和不屑，展示了人性的光辉。
两个似乎处境相似的男女，虽有着社会地位、学识和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但从城市来到乡村，远离了真切的生存背景后，他们在一个似乎封闭停滞的时空里消弥了外在的差异，完成了情感上的相通和契合。但是，回到城市后，他们又直面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沟壑，有意无意地在人海中一次次错过。因此，郭家驹和王莉的归乡之旅，营造的只是一种虚幻的情感圆融。
导演路学长继《长大成人》、《非常夏日》、《卡拉是条狗》之后，在《租期》中一如既往地体现了电影人作为社会工作者的敏感和良知，以冷峻和深刻的人文精神关注当下中国的边缘小人物。尤其《租期》注目于身处历史和现实困境之中的妓女，在一段戏剧色彩浓重的情感故事背后，描写了这个群体内心深处的率真、善良和向往。作为一部“最具人文精神的人性之作”，《租期》没有任何地方对“三陪小姐”进行道德指责。也就是说，影片摒弃了道德批判的立场，以一种悲悯的姿态默默注视着这些“三陪小姐”的生活。而且，影片还想为生活保存一抹亮色。在最后一个镜头里，王莉挺着大肚子似乎心满意足地走在北京的街道上。这是对王莉命运的祝福，虽然其真实性大可值得怀疑。
一部低成本的影片能够包含众多值得人深思的社会命题，实在让人肃然起敬。这是一部揭开人性之痛的作品，是一部比较“狠”的影片，尽管弥漫了动人的温情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但你会被导演对生活冷静得近于冷酷的剖析吓倒。因为，现实中的我们仍在为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而纠缠，还在为父与子的隔膜而痛心，为生命中那一次次的擦肩而过而惋叹。因此，平实地讲述一段故事，平和地面对一个无法回避也不该回避的社会群体，远比某些所谓的大片构造虚幻时空的爱恨情仇更具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责编/孙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