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20世纪中国美术一种新的“视读” 在2012年的教师节到来之际，一个由图片、手稿、作品和视频组成的学术研究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亮相；这个展览上的展品的主人，就是第一个向世界介绍20世纪中国美术的西方学者，被誉为“东西方美术交流的使者和桥梁”的著名美术史家、今年96岁高龄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苏立文。这个展览和展品的主人的到来，翻开了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许多往事，展览中的珍贵文献，记录了一位西方学者向世界介绍中国美术的学术人生和重要贡献。
“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展由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美术馆和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主办，也是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成立后推出的第一个学术研究展。作为一种新的展示方式，这个展览为20世纪中国美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读”方式。
二、苏立文传奇般的学术人生
（一）来到中国
源远流长的中国美术，在进入20世纪之后进入了一个风云激荡、暗流交错的历史时空，遇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挑战，同样还遇到了与西方文化碰撞的剧烈冲击，由此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无论在思想观念与文化内涵上，还是在艺术品种、技巧、样式与风格上，都使中国美术告别了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但是，中国美术进入20世纪的变革和变化，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进入国际学界的研究视野，而是处在单向度向西方学习的状态，西方对中国美术的了解只能通过博物馆内少量的艺术品收藏来获得。1900年，当敦煌千佛洞的密封藏经洞被发现之时，西方的眼光开始关注中国艺术，但主要还停留在对“他者”文化的兴趣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批西方汉学家开始转入对中国美术的关注，但这一时期的研究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美术史研究，没有形成专门研究中国美术的队伍，特别是由于语言和现实条件等限制没有产生实际的研究成果。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劳伦斯·希克曼、李雪曼等研究中国艺术研究的学者逐步刊布其研究成果，但研究范围仍局限于中国古代美术，而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国美术发展并没有进入西方研究的视野。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年出生于加拿大，1936年开始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建筑学，1940年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英国救济分队，前来中国参加抗日救援工作。他到达中国后，先进入华西联合大学博物馆工作并承担教学任务，还参加了前蜀王建墓的前期发掘测绘工作。在贵阳参加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期间，苏立文邂逅了后来陪伴他一生的妻子吴环，正是吴环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收藏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苏立文本人所说，“是环介绍我认识了许多艺术家朋友，若非如此，我永远只能被当做一个老外而已”。
（二）结缘中国艺术家
苏立文走进中国美术是从走近中国美术家群体开始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国美术处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阶段，全国的艺术生态被战火分隔为不同地区，一部分美术家坚守在内地沦陷区，他们为宣传抗战奔走呼号；一部分美术家走向延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抗战美术，形成革命美术新的发展；还有一部分美术家到了西南地区，当时的重庆和成都都云集了一大批画家，特别是在重庆，汇聚了大批名家坚持美术创作和教育事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苏立文夫妇在成都和重庆结识了许多中国美术家，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由此走进了中国美术史。历史就这样给苏立文提供了机遇，苏立文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对中国美术的研究，并在以后成为20世纪中西美术交流的桥梁。
苏立文先后到达过成都和重庆。在那里，他既接触到从临摹古代绘画而自出风格的张大千，使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20世纪美术从传统走来的路径；他也与徐悲鸿等西学派的代表画家多有交往，这使他充分认识西方美术对现代中国美术的影响；同时他还与傅抱石等行走于传统与现代间的画家熟识，又使他有机会理解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特征，从艺术本体内部观察20世纪中国画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苏立文与庞薰琹等曾在上海发起现代艺术运动的决澜社画家保持密切联系，还使他能够及时了解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现代意识和学术运动。丰富的交往使20世纪前半叶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画家都能进入苏立文的视野，通过多方面的接触，他一方面宏观把握了现代以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文化特征，也清晰地了解了20世纪中国美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问题上的不同取向，使得他的认识尽可能地不带偏见，以宽阔的兴趣和眼光展开研究。
苏立文在艺术交往中结识了许多贴心好友，通过这些交往，他得以更细致入微地了解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现实。这些身临其境的研究被记录在1959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美术》中。
（三）走进中国美术史
抗日战争结束后，苏立文夫妇回到英国，苏立文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了解内化为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科学展开研究的方法。他进入中国美术的专业研究是由“内”、“外”两种因素促成的。就外部学术环境而言，从20世纪中叶起，西方汉学研究进入革新阶段，其中中国美术史研究初露从古代走向现代的端倪，欧美一些重要博物馆开始陈列和收藏晚清以来的中国书画，西方艺术史学开始将中国美术问题的研究纳入严肃观照；就内部因素而言，苏立文在中国的经历使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力量推动他不断为之付出努力。于是，他越是在海外，就越是遥想中国，回到英国的苏立文立志要成为研究中国艺术的美术史家，向世界介绍中国艺术的历史与发展。他先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汉学和中国艺术史；1951年，他还亲自驾车进行环美旅行，参观了沿途博物馆内的中国艺术品收藏。这一时期，他的研究一方面聚焦于中国古代美术，力图从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建立起通往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关联性结构；另一方面，他将20世纪中国美术纳入研究重点，在当时的西方学界，这个领域尚属空白。
暂时地离开中国的画家群体，苏立文因此能够将中国的现代美术置放在中西文化比照的视野中进行评述，在某种程度上，时空的隔离与转换成为他宏观通揽、比照研究的催化剂，使他成为第一个将现代美术置放于东西方交流的美术格局与坐标中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这些成果在《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这本著作中得到体现。 （四）南洋之旅
1954年至1960年，由于工作原因，苏立文前往东南亚，在那里从事艺术史教学与研究，教学之余也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和考古发掘工作。在东南亚工作期间，苏立文与当地的华人画家广泛交往。此时，苏立文进行的研究可视为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延伸研究，因为在新加坡的华人画家大部分都曾经在中国学习，他们的艺术既保留着中国艺术的风貌，也显示出这种艺术风格在进入南洋后的变革，这些艺术也进入苏立文研究的视野，使得他的研究呈现出多维角度。苏立文在新加坡期间，他的第一本著作《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出版（第一版由费伯与费伯出版社出版，稍后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再版）。这是他许多年来对20世纪中国艺术研究的成果。该书比较系统地梳理和介绍了20世纪中国美术展开的脉络，书中对20世纪中国艺术所进行的分时段叙述和由问题展开的分析，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论述的体例上则展现出现代学术的特质；毫无疑问，这本著作成为西方学界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的开山之作。
（五）跨越重洋的桥梁
苏立文从南洋回到英国以后的15年，是他对中国艺术特别是现代中国美术进行综合研究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的研究仍旧跨越中国古代美术和现代美术。一方面，他用心于中国古代史，其研究成果见于1961年出版的《中国艺术导论》、1962年出版的《中国山水画的起源》和1973年出版的《艺术中国》等，这些著作均已成为西方学界了解中国艺术的重要途径，成为许多所西方大学的美术史教材，又多次修订、增补再版，广受同行赞评。在这些著作中，他用一种超越西方艺术史叙述的语言描绘中国艺术，显示出国际性并且多元的文化史观。
在这些著作中，1973年出版、1989年再版的《东西方艺术的交流》是最让中国和外国学者都注目和受到启益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地将东西方艺术进行比较研究，论述了16世纪以来欧美与日本以及中国美术的发展与交流，特别强调了艺术的差异性价值和艺术相互影响的作用；可以说，他在史学观念上修正了以往艺术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向西方学界打开了东方艺术研究的视野。他在书中论述的东西方艺术在相互交流中产生变革，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影响的观点，别出新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中国美术革命的叙述。苏立文对20世纪中西艺术碰撞条件下中国美术的变革作了缕析，内容涉及海上画派、岭南画派、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艺术争鸣与新兴版画、现代运动等；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方针以及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还介绍了中国美术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变迁。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呈现出对当时活跃在国际画坛上的赵无极等海外华裔画家的关注，显示了他宽阔的研究视野。
（六）研究常新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苏立文又多次踏上中国国土，既与老朋友叙旧谈新，收集到大量新的研究资料，也又像当年一样，去结识更多新的艺术家。他为中国美术新的发展感到欣喜，并将向西方介绍中国美术的视野延伸到当代。这些成果见于1996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该书全面论述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历程，不但介绍了老一辈艺术家的创作，更以开放的视野介绍了许多中年的画家；如同当年在中国西南的发现一样，书中还介绍了活跃的青年群体的艺术生态。该书是作者近距离感受和远距离审视中国20世纪艺术发展的成果展示；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艺术发展状态的描述，揭示了中国艺术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时间到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这100年来，中国美术正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国际学界的视野，中国当代艺术也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热议之题，相比西方对中国美术的一些单项（例如中国画）的研究和片段（例如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苏立文为20世纪中国美术所作的通观性叙述，为这100年来中国美术的丰富史实编织了相互关联的网状结构，而且突出了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与中国文化对美术创作的支撑，从而建构起中国美术自身发展的文化逻辑。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评价该书时所说：“这是20世纪中国艺术的一本最系统和最有用的书，作为该领域的学术泰斗，苏立文教授通过丰富的结构呈现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与审美、政治、文化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系。”
纵观苏立文的研究可以发现，他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既注意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凸显20世纪中国文化整体情形中美术的文化价值，也运用比较的视野和比较的思维，对发生在中国内部的艺术价值和意义进行多维阐释；既注重对艺术自身发展的形式风格进行分析，也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艺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掌握的史料不甚完整，但他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作出的阐释、他向西方及国际学界传播20世纪中国美术所作的贡献是历史性的，独树一帜的，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也使“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这一课题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命题。
三、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独特篇章
“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展通过其收藏的美术作品以及许多珍贵的文献史料，展示苏立文从事现代中国美术研究的历程。中西方艺术在历史上曾有过交流传播与相互影响；但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艺术家前往西方求知探艺者众，而西方学界对正在发生变革的中国美术知之甚少，交流并不对等。苏立文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从了解到研究、从研究到传播，可谓先声夺人，也是独辟蹊径。透过这次展览可以看到苏立文在中国美术研究上三个显著的学术特色：其一，他的目光是极为深远的，他的研究在古代中国美术和现代中国美术两个领域里穿行，把中国美术在20世纪的变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照和评价。其二，作为一位西方学者，苏立文在艺术史观上难能可贵地排除“西方中心主义”，客观评价20世纪中国美术的文化新质，尤其以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将中西美术进行对照。在东西方的文化坐标上，他为中国美术的文化价值作出了充分的表述。其三，也是苏立文治学特色中的特色，就是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走进了20世纪中国美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与一大批著名的中国艺术家交往交流，并与其中许多人结为好友，情谊笃深。这种贴近现实又贴近艺术家的经历使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更深入理解了中国艺术家不同个性的艺术趋向，在论述中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亦史亦论，亦事亦人。带着对中国的眷恋，他与中国艺术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断地踏访中国，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更是以欣喜的心情结交了更多中年的和年轻的艺术家，由此使得他的研究课题不断向当代延伸，在许多前述的再版中不断加上新的发现和新的思考。
在这次展览中，展出了一部分苏立文夫妇的绘画藏品。苏立文夫妇的收藏是在长期与中国艺术家交往中点滴积累起来的，大多为艺术家所赠，饱含带着艺术家与他们的真诚而深厚的友谊。
这些作品编排在苏立文的学术历程之中，使“苏立文收藏”与“苏立文研究”交相辉映，使得这些藏品有了更多的信息量；尤其是齐白石、张大千、庞薰琹、吴作人、傅抱石、丁聪、吴冠中、李可染等中国美术家的作品第一次“回家”展出，更是让人深感亲切。
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如此评价苏立文：“在西方对20世纪中国美术知之甚少的年代里，苏立文独具慧眼地看到正在发生着变革的中国美术，向世界传播20世纪中国艺术不遗余力，历七十余载，让人由衷敬重。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堪称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独特篇章。20世纪已经过去，对百年中国美术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学术上彰显现代中国美术的文化价值，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