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脆弱的容器并非总能盛下他们, 只是有时候人可以承受神的丰盈。 ――荷尔德林:《面包和酒》(林克译) 在《译者的任务》这篇影响深远的文论中,瓦尔特・本雅明对荷尔德林所译的索福克勒斯发出了这样的赞叹:“语言的和谐如此深邃以至于语言触及感觉就好像风触及风琴一样。”同样,这也是我们阅读荷尔德林自己的诗歌――尤其是阅读他在完全疯癫前所作的那一批抒情颂歌时的感觉。那么,当我们试图翻译这样一位诗人时,从我们的译语中能否深刻传达出那样一种犹如“风触及风琴”一样的诗性共鸣?甚至我们还要问,汉语的容器能否承载那样一种“神的丰盈”?
这大概就是林克以及任何一位中文译者在翻译荷尔德林时所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我联想到海子。也许正是在读到荷尔德林后,他不仅感到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光辉和美”,同时还痛切地意识到了我们自身语言文化传统中的某种匮乏。在《太阳》一诗中他就曾这样写道:“汉族的铁匠打出的铁柜中装满不能呼唤的语言。”
任何一位中文译者在译荷尔德林时,必然会面对这样一种困境。两种语言跨时空的遭遇,犹如两道闪电,不仅照亮了他的宿命,还将迫使他不断审视、调整、发掘并释放他的母语的潜能,以使它成为“精神的乐器”。
在德语诗翻译领域,林克最推崇冯至(他多次感叹冯至译的里尔克到了“一字不移”的程度),同样,郭沫若、梁宗岱这两位诗人翻译家前驱也一直为他所尊敬。梁宗岱本是旷世稀才,他译歌德时所使出的全身解数,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如他译的歌德早期抒情诗《流浪者之夜歌》:
一切的峰顶
沉静,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
等着罢:俄顷
你也要安静。
这里,除了“俄顷”这样的字眼有点“别扭”外(如把它改为“转瞬”,这首译作就堪称完美了),梁宗岱用的全然是现代新诗活生生的语言。他正是以这样的语言赋予了这首译作以不朽的生命,如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说,他“抓住了作品永恒的生命之火和语言的不断更新”。但他在译歌德《浮士德》中的“守望者之夜歌”时,却使用了这样一种“古体”:
生来为观者,
矢志在守望,
受命居高阁,
宇宙真可乐。
我眺望远方,
我谛视近景,
月亮与星光,
小鹿与幽林,
纷纭万象中,
皆见永恒美。
……
这样的译法,一下子把歌德“陌生化”了。它同样受到一些中国读者的喜爱。不过,其间的“宇宙真可乐”,却险些使这首“古风”走了调,让人读了有点“不是滋味”。这说明,以一种“古体”来追摹歌德晚期那种古典、高迈的诗风,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却不可“因韵害意”(显然,“宇宙真可乐”正是为了与“受命居高阁”押韵,而且“高阁”这样的用词也值得推敲),更重要的是,要对其中所包含的危险有一种敏锐的语言与诗学意识。
那么,以现代汉语来译荷尔德林这样一位神性充溢、“古风犹存”的诗人,这更是一种考验了。“神在近处/只是难以把握。/但有危险的地方,也有/拯救生长”,这是林克所译荷尔德林的名诗《帕特默斯》的开篇。我想,这也完全可以视为一个荷尔德林的译者工作时的深刻写照。
我们不难想象这里面的巨大难度。也许,难就难在要怎样努力才能赋予这样的诗魂在另一种语言中重新开口说话的力量,难就难在要怎样超越时空、语言、文化的限制,去接近那个“声音的秘密”,难就难在要怎样努力才能使我们日复一日所使用的“不能呼唤的语言”起而回应那种诗性的呼唤……
对这一切,林克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对自身限度的清醒的认识,在这本译诗集的“译后记”中他这样写道:
于是便出现了与荷尔德林提到的人神相遇类似的困难情形――若欲承纳神,人这件容器实在太脆弱。译者尝试尽量接近诗人,无疑十分危险,不仅因为那种高度可望而不可即,而且那里的深渊险象丛生,大师之于译者纯属一个黑洞,所以与大师打交道的确是一件令人绝望的差役。对我而言,翻译特拉克尔还能勉强胜任,至于其他三位(指诺瓦利斯、荷尔德林、里尔克),实有力所未逮之感,修养、古汉语和诗艺等等皆有缺陷。当然,译荷尔德林,对任何译者的中文表达都是一大考验。
好在林克有的是爱,有的是对荷尔德林那种亲人般的血缘认同和骨肉之情。虽然他多年来一直在高校教授德语文学,但译诗于他完全是一种很私密化的“精神的操练”。他之所以致力于译荷尔德林,也不是为了什么“供中国读者了解”,而首先源自这种内在的爱,源自这种“恨不同时”的追慕,源自他与“他的荷尔德林”的某种神圣的“契约”。因此,他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把这样一本译诗集作为一种职业性的“成果”,而是作为对他所热爱的不幸的天才诗人的“一份祭礼”。据我对林克的了解,如果他有机会去德国图宾根拜谒那座“疯诗人之墓”,他一定会带上这份祭礼的!这里借用一句诗:一篇译(读)罢头飞雪啊。
落实在具体翻译上,我还想说:好就好在林克有一颗“诗人之心”。虽然林克不会说他自己就是一个诗人,但他的翻译,却使我想到了王佐良所说的那种“诗人译诗”。这种有别于一般职业翻译家的“诗人译诗”,不仅体现在戴望舒、冯至、穆旦那里,它从郭沫若、梁宗岱那时就开始了,郭沫若当年就曾这样宣称:“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雪莱诗选・小序》)。林克当然没有这样“狂妄”,但他却告诉了我这样一个“秘密”:他在译诗时必须喝酒,“不喝酒我无法译荷尔德林”。就像荷尔德林醉心于古希腊文化的光辉一样,林克就这样“醉心于荷尔德林”!他借助于酒,以进入他和荷尔德林之间的最神秘渊源,或者用王佐良论译诗的术语来说,以达到诗心之间的“契合”。
很巧的是,在我们译的保罗・策兰的诗中,就有一首写到了酒、荷尔德林和他对古希腊诗人的翻译:
我从两个杯子喝酒
并草草划过
国王诗中的停顿
就像那个人
从品达那里畅饮
……
诗中的“那个人”,指的就是荷尔德林,他在法兰克福巴德洪堡国王图书馆供职期间翻译过希腊抒情诗人品达的颂歌,那时他已处于半癫狂的状况。耐人寻味的还有“我从两个杯子喝酒”这句诗。对这句诗,策兰的研究者们已有一些解读,这“两个杯子”有时是指德语与犹太民族文化,有时是指人与神,有时是指不同的女性等等。在这里,它也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林克的翻译以及一切诗歌翻译的写照或隐喻!
的确,林克是在“从两个杯子喝酒”。这两个杯子,一是荷尔德林的德文原诗,再一就是他自己的母语――那作为诗歌语言的汉语。没有这双重的语言意识,一个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对诗歌有所贡献的翻译家,或者说,“从两个杯子喝酒”,这才是一个本雅明意义上的翻译家:一方面,他“密切注视着原著语言的成熟过程”;另一方面,他又在切身经历着“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译者的任务》)
正因为如此,林克所译的里尔克和荷尔德林,受到了许多诗人(如多多等人)的认同和喜爱。当然,他知道要传达荷尔德林的神韵,只有出自“神助”才可以。他也知道他现有的译文还很不完善,许多地方甚至还需要重译。但他已做出了他能够做的一切。读他的译文,我们犹如穿行在那一片既澄明又隐蔽的神示的土地上,并切实地感受到诗人的喜悦、痛苦、矛盾、追问及精神跨越。他译文的语言,不仅具有汉语的凝练、切实和丰富弹性,而且展现出“哀歌兼赞歌”的潜能,成为一种可以响应神明“呼唤”的语言了。也可以说,他多年的心血浇铸,不仅使荷尔德林的诗性获得了汉语的血肉,他的贡献更在于:在他译作的许多章节中,“汉语的容器”因承载了“神的丰盈”而变得有些光彩熠熠了。
然而,林克永远是谦卑的、虔敬的。在其“译后记”的最后,他以这几行诗表达了他自己对那些“命运多舛的大师们”、那些光辉的不复再现的诗魂的感激:
垂头的时候一切都饱满了
谁记得从前疯狂的燃烧
每一个花瓣都是火焰
这提示了一场献祭般的生命的焚烧。同时,这也使我们再次感到了翻译里尔克、荷尔德林对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意义。
(《追忆・荷尔德林诗选》,林克译,四川文艺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