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一过，心里就乱起来，做事不能专注，思绪总是往老家跑，就像着魔一样。再看新闻，整个中华大地上都在涌动着回家潮。让人感动，也让人忧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此，我写过短篇《大年》《点灯时分》《五谷丰登》，写过散文《腊月，怀念一种花》《年是一个忧伤的驿站》《点灯时分》《燎干》，但仍然觉得没有走进她。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缘，今年只能在城里过年，在一种类似失恋的状态中，我站在大年的门外，重新打量，蓦然发现：大年是一出演义。
大年是感恩的演义。寻根问祖也好，祭天祭地也好，给老人大拜年，走亲串戚也好，都是教人们不要忘本。连同一草一木，一餐一饮，半丝半缕，都在感念之列。《说文》释“年”为五谷成熟。而五谷成熟之后呢？感恩啊。于是便有了“腊”，《说文》释“腊”为十二月合祭百神。把一年的收获奉献于祖先灵前或诸神的祭坛，对大自然和祖先来一次集中答谢，知恩思感，这便是中国人的逻辑。在享受五谷丰登的喜悦的时候，在品尝佳肴美味的时候，在沐浴阖家团圆天伦之乐的时候，感念天地化育，感念风调雨顺，这便是年了。这种感恩之情，渗透在大年的每一项活动中。而诸如“三阳开泰从地起，五福临门自天来”这些对联，则是对天地直截了当的感恩词。而每年必请的年画《孔子演教图》《三皇治世图》则是对致力于改良世道人心的圣人的礼赞。
禅宗有句话头“因何而来”，是说人因何而来，生命因何而来，我想可能就是为感恩而来。所以我们在最感动的时候，恰恰是在感恩的时候。你看那“感恩”的“感”怎么写，是“咸”下面一个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全部的心。而“恩”是“因”下面一个“心”，什么意思呢？心的来头。事实上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细心去体味，我们就可以从一粒米中看到造化的恩情。一粒米它作为一颗种子进入土地到来年变成一株庄稼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其中包含着多少阳光、地力、风之调、雨之顺，包括时间，包括耕耘者的汗水和期待。所以年的意义，就是要让我们在大丰收之后，回到一餐一饮，回到一粒米，去发出我们内心的那一份感激，对阳光的，对大地的，对雨水的，对风的，包括对时间和岁月的。
真是岁月不尽感激不尽。
这种感恩之情在最为典型的社火祝词《十进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刘炎昌进庙来双膝跪倒，经炉里点着了十炷信香；一炷香烧与了风调雨顺，二炷香烧与了国泰民安；三炷香烧与了三皇治世，四炷香烧与了四海龙王；五炷香烧与了五方土地，六炷香烧与了南斗六郎；七炷香烧与了北斗七星，八炷香烧与了八大金刚；九炷香烧与了九天仙女，十炷香烧与了十殿阎君。
从中，我们既看到了中国老百姓智慧而优美的数字修辞，从一到十，真是再圆满不过，再巧妙不过；又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全面系统的感恩和敬礼，把这些给了他们无限希冀和美好幻想的古典的意象全部纳入歌颂之列，恭敬之列，感谢之列。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十大关系。每次倾听，都忍不住要热泪盈眶。
感恩是乡土中国永恒的话题。它渗透在中国人的每一项活动中，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节日中，包括婚葬嫁娶。且不说葬礼，单拿人们最熟悉不过的婚礼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感恩节。夫妻双双拜天地，拜高堂，互拜，就是最为集中的章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的成长，包含着多少造化的慈悲，包含着多少父母的心血。只要是一个有心人，女嫁男娶的时刻，他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感谢父母。而在民间比较古典的婚礼上，是必设一个祭桌的，是必要请祖先来见证我们的誓言，我们的爱情。那一炷香不点燃，是不能结婚的；那一个头磕不下去，是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夫妻的。所以古典的婚礼，它既是婚礼，也是感恩礼。再说夫妻互拜，那也是感恩的范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数百万亿的人群中，一男一女能够相识，相知，相爱，最终走到一块儿，结为百年之好，这中间有多少需要我们去感念的东西。所以古典的婚礼其实是一场古典哲学的演义和教育。现在都市的婚礼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游戏，一个司仪在那儿不着调地造一些幽默，引导大家说闹，然后大吃大喝。但是中国古典的婚礼不是这样，它是非常神圣的，也是非常庄严的，它要让我们通过它深深地体会一个概念：天作之合。现在有不少爱情专家鼓吹爱情可以通过他们发明的公式谋算所得经营所获，假如古人听到，我想一定会笑掉大牙。天作之合，这个概念，只是想想都觉得奥妙无穷。天作之合，那是一个多么浩大的恩情。想想看，两个人能够同时代生到同一个星球，该是一种多大的稀奇多大的恩典；之后又能够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又是一种多大的稀奇多大的恩典；相遇又能相识，又是一种多大的稀奇多大的恩典；相识又能相知，又是一种多大的稀奇多大的恩典；相知又能相爱，又是一种多大的稀奇多大的恩典；相爱又能相合，又是一种多大的稀奇和多大的恩典。只要我们想想这种递进关系中的概率，想想那个时空点的因缘际会，从时间的无量劫分之一，到空间的千百万平方公里之一，到人头的百万亿分之一，再到亿分之一，再到万分之一，再到千分之一，再到百分之一，再到二分之一，这其中，该是蕴藏着多少缘分，多少慈悲。只有这样去推想，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天作之合。既然是天作之合，我们怎么可以不去珍惜她的苦心和成果。所以古人所说的结发二字，连理二字，秦晋二字，它的里面包含着多少的期待和嘱托。就是说我们不能轻言分手，因为它是天作之合，它是秦晋之好，它是连理之枝。这个恩情，我们如何报答得了，更别说蕴藏在两人身上的“年”。这也许就是民间为什么认为把婚礼安排在“乱岁”（腊月二十三至除夕）期间才大吉大利的真实“内幕”。
大年是孝的演义。孝是中国伦理的基础。《弟子规》里面有一句话“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就是说一个孝子，他做学生会是一个好学生，做农民会是一个好农民，做官会是一个好官，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人生的污点和道德上的缺失，都会使父母不开心，都是不孝。这也就是中国文化把孝作为根本的原因，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万能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或者说是道德力。而大年则把孝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仪轨化，又以一系列仪轨神圣化。在古代中国，大年的许多议程，都是在祠堂里进行的，它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孝字。当一个人进入祠堂的时候，就不由得不心存高远，志在君国。因为只有如此你将来才有资格位列“仙班”，并且让你的子孙后代沐浴来自你的光荣；否则，一个人如果因为“德有伤”而被从祠堂开除，那对他的子孙后代将是一种怎样的打击？为此，每年的祭祖大典，既是感恩，又是鞭策，本质是在演孝。再比如，大年初一作为儿孙，我们都要很庄严地给祖父祖母和父母高堂磕上一头，那一刻你会觉得只有那样一拜才能表达对老人的祝福。当你而且只有当你的膝盖落在土地上的时候，你才能体验到那种恭敬和崇敬，才能体会到一种你站着或躺着时无法体会的感动和情义，因为那一刻你变成了一种接近于母亲胎内的姿态，我想那也是一种孝的姿态，感恩的姿态。
单说大拜年，它在故乡既轻松又庄严。大拜年是从哪一户人家开始的呢？在故乡不是说谁家的级别高就先去谁家，而是看这个村子里面谁辈分高谁年长，就选这户人家作为大拜年串联的开始，无论穷富，无论性别，人们所尊的就是一个寿，一个辈分。对长者的尊重是中国古老伦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强调。如果细细考究，这个大拜年，包含着很多很多的人情在里面。正月初一在村里拜年，正月初二呢，做女婿的就要去岳丈家拜年，这样的一个次序是符合中国人的逻辑的。在故乡，初二去岳丈家拜年是“法定”的，你娶了人家的女儿就意味着你要承担一部分孝道，这也是感恩的要义。
因此，我是不同意“年”的怪兽说的。如果说真有一种怪兽需要在岁尾年初去驱逐，那这个怪兽就在人的心里，它是贪婪、自私、嗔恨，包括无情无义，包括没有感恩心、敬畏心和慈悲心。
大年是敬的演义。“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义同天”，这是关帝庙门的对联；左秦琼，右敬德，这是门神。每逢大年，这些句段和意象都不可避免地进入我们的视线，这是我们对忠义的最初感知。因此，借助大年这个必由之路，中国人让一代又一代的后生一年一度地接受对忠义的怀念和敬仰，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知道，只有忠义才配享受香火，才配在如此庄严和神圣的时刻享受礼敬。
在古人看来，年一定是神圣的。且别说古人，就是父辈，对年的感情也和我们大有不同。洋蜡问世好长时间了，但父亲坚决反对我们用洋蜡祭神，说洋蜡不干净，而坚持亲手用蜂蜡做；洋纸马出现有些年份了，父亲也不让我们图省事，还是坚持让我们自己用印模印；同样，父亲反对我们买机印对联，坚持手写；反对我们买机封年礼，坚持手包。元宵节也同样。每年在夏天打麦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准备元宵节点灯用的麦秸了，挑最正直的，用净纸包了，放在院墙高处的蜂窝里，以免污秽等等。他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想保持一个“恭”，坚守一个“敬”，完成一个“真”。再比如，父亲把买灶神、门神像不让我们叫“买”，而叫“请”；把点香不让我们叫“点”，叫“上”，则是直接的敬辞了。
而敬，在更多的时候则体现为一种静。大年中的一切仪轨，可能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进入这个静，包括社火和爆竹那种动态的静。因此，在老家，我们恰恰觉得春晚是一种打扰。为什么呢？除夕的本意是守岁。我们且别去追溯“守”的原义，单看它的会意：“屋子”下面一个“寸”。它告诉我们，屋内是一寸一寸的光阴，需要我们一寸一寸地用心去守护。故乡又把守岁叫“过夜”。我在短篇《五谷丰登》里面写到我是反对简化汉字的，但是那个“过”我觉着简化得非常到位，“走之儿”上面一个“寸”，它告诉你，时间在一寸一寸地移动，当我们回到当下，去一寸一寸地体味时间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叫大年？大年就是一寸一寸地享受时间和空间。而这时候的任何喧闹，或者说任何非自然的喧闹，它都是一种打扰，何况像春晚那样人为的巨大的喧闹。
为此，假如有一天我们能够取消春晚，可能会让年味大增。
大年是“和合”的演义。和是和谐，合是团圆。一年的奋斗和汗水，只有回到团圆，落实到和谐上才有意义。这，也许就是势不可当的回家潮的缘由吧？就是人们不惜牺牲春节期间大赚反而付出大量旅途开支归巢的动因吧？一年是如此，一生也同样。假如我们的一生不能落实在“和合”二字上，也是虚度，也是错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才有“和气生财”“和气致祥”这些成语。在古代，人们干脆把“和合”尊为仙人，称为“和合”二大仙。无论是万里之遥朝发夕返的“万回”之说，还是亲如兄弟爱如夫妻的“寒山拾得”之说，都不离“和合”二字的本义。每一个上年纪的中国人，大概脑海中都有一个“和合”二仙的模样，也有一个“荷”和“盒”的意象。
团圆饭，特别是除夕的团圆饭，它不是简单的一顿饭，它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一个伦理上的安慰，或者说是一个伦理上的需求，或者说是一个伦理上的象征。团圆意味着健康，意味着平安，意味着绵延昌盛。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年的辛苦和汗水只有落实到团圆上才有意义。所以中华民族关于家，关于族的理解，它的最为核心的，或者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体现，就是大年除夕的团圆饭，一家人一族人能不能坐在一桌上，它已经不单单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这个家的圆满程度，幸福程度，昌盛程度。大年三十，习惯上我们都要吃饺子，而饺子呢？它不同于面条，不同于菜，它是一种包容，一种和合，一种共享，一种圆融，它象征着团圆、幸福和美好，它本身就像荷花象征着和合一样。
团圆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因为它是一个忧伤的话题，一个永恒的忧伤话题，因为它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分别的代名词，因为没有分别就没有团圆。团圆给人们的渴望因何如此强烈？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分别，而且分多合少；也正是因为分得太久，合才显得特别甜美。而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奔波是难免的，出游是难免的，为了生计走南闯北是难免的，无论做官做商做工。特别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事实上都是游子，而游子盼归，这本身就是忧伤的话题。所以如果我们在喜庆之外，在大红大紫之外，要给大年再找一个色彩，那一定是忧伤了。过完大年，点完明心灯，我们又要出发。所以大年它是一个巢，也是一个港口；是归帆的地方，也是千舟竞发的地方；它是驿站，又是岸；最终是伴随游子走天涯的三百六十五个梦。
再说和合。可以作为中国人表情的年画“一团和气”，居然可以让一个人端居圆中，甚至就是一个圆，真是再智慧不过。而中国人记忆中的经典意象“福禄寿”三星，在我理解，和“和合”二仙有着脱不了的干系。他们笑口常开，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经百万亿劫不恼不怒，历百万亿劫无怨无忧。当一个民族以这样的意象作为图腾，她，怎么不可以万古长青？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设若一个人正在生气，看到这样的年画，他的脸上该出现怎样的表情？
什么是福，什么是禄，什么是寿，答案就在他们的脸上。
在老家，只要人家填了“三代”（在红纸上填写的祖宗三代神位，比如我们郭家，就写郭氏门中三代宗亲之神位），大年初一都要去上香的，即便两家是仇人。在老家，许多冤家就是大年初一这天和好的。人家都能进门来，在三代前上香，在祖宗前磕头，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于是握手言和。就是再大的仇恨，如果这天你不去人家三代前上香，那全村人都会看不起你；假如你去了，对方不让你进门，那全村人从此就会不进他家的门。
正是基于这样的民间条例，大年成了一个天然的和事佬。包括大年初二之后的“走亲戚”，除了体现着感恩、孝和敬的主题之外，还是对乡村伦理的一种自然维护。
这种和合还体现在非人间伦理上。你比如，大年期间门神、药神、土神、喜神、吉神、财神、井神、梯神、路神、场神、车神、水神、牛头马祖等等众神共庆的场面，无不上演着一种和合大戏，也体现着中国文化让人感动的包容性。再比如，三十的火元宵的灯，每个房间要通明。它是在两个不同的时空点上，以火和灯演义一种平等性。故乡的讲究是大年三十晚上每个屋子都是不能黑着灯的，无论是牛窑羊圈还是鸡棚狗舍，都要给它一盏灯，都要“进火”，不能有一处黑暗，不能有一处光明的盲区，真是天涯共此时，光明共此时。元宵节的灯也一样，应该分配在每一个层面，包括仓屯、井栏、草垛、磨台、蜂房、燕窝，甚至桃前李下，都要和人一样拥有一盏灯，都不能有遗漏，这就是中国人的“众生”理念、平常心和平等观，它的背后还是一个“合”。
大年是“天人合一”的演义。这种演义从“腊八”就开始了。关于“腊八”的传说有许多，在我看来，它旨在提醒我们从功利中回来，“难得糊涂”一下，享受生活，享受当下。因为回到当下是对诸神最大的礼赞，也是对生命的最大关怀。“慈悲”的“慈”，是“兹”下面一个“心”，就是现在的心。古人借之告诉我们，回到当下是最大的慈悲，因为只有你回到当下，你的心才在现场，而只有你的心在现场，你才在“生”之中，才在“人”的“职分”之中，你也才有感恩的资质，甚至就是感恩的本意。而“忙”则是“心”的“亡”。
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体系中，无论是儒，还是释，抑或是道，“天人合一”都是它们的核心指归。为了达到这种天人合一，我们需要腊八的“难得糊涂”，需要从小年开始的除尘。“难得糊涂”是让我们从惯性和速度中解脱出来，从功利和世俗中解脱出来；除尘是让我们从污染中解脱出来，从尘垢中解脱出来，而从一定意义上去讲，惯性和速度也是灰尘。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井里看到自己，那是因为井的安静，我们之所以在湍急的河流里面看不到自己，那是因为河流的匆忙。
人们只有扫净心灵的灰尖，回到当下，才能走进“天人合一”，才能和诸神沟通，才能和天地同在。
这也就是古人为什么要让我们“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为此，在大年中有许多具体的要求和程序。
听父亲讲，社火中陪伴议程官的几大灵官，在上妆之后就不许说话，整个过程，多数情况下是整整一天。因为在进入“社火”之后，你就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傩，而傩就意味着天地中介，人神共在，凡圣一体，任何世俗的表达都是不敬，都是冒犯，都是非道，包括世俗的念头都要警惕，都要观灭。这种极为强烈的角色意识和纯粹的进入，其实贯穿在大年的所有祭礼中。为此，从腊月三十开始的一个个祭礼，无不都是一种走进天人合一的门径。关于爆竹，也有许多说法，但在我理解，它既不是为了驱邪，也不是为了热闹，它仍然是唤醒世人的一种方式：通过那一声声一串串或脆或钝的响声，把我们从迷糊中警醒过来。
“古寺无灯明月照，山门不锁白云封”。当第一次在老家的山神庙门看到这样的对联时，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让自己心灵战栗。那种超尘超凡，真是深入人的骨髓。在大年，你会随时体会到这种心灵的震颤。
而月圆之夜，点灯时分，则纯粹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方法论。有一年我去逛一个城里的灯会，有烟花，有铺天盖地的花灯，心里却觉得十分的隔，不多时就打道回府了。当我站在阳台上，向老家张望的时候，有一串火苗就在心里展开，心就一下子静了下来。多年以来，我都在寻找一个词去表达心中的那种感觉，却很难确切。我只能勉强说，它是一种大喜悦，或者是一种大安详。
那是老家的元宵，深甸甸的月色中，一桌的荞面灯渐次亮起。
就永远亮在一个游子的梦里。
点灯时分，它是一个怀念，更是一个引领。借助那些摇曳的灯苗，我们得以走进生命的原初，得以看到释家所讲的那个“在”。
也许这灯，就是灵魂的形状，或者说是生命的形状，或者说是天人合一的形状。它本身给人一种召唤。我想每一个人在看到灯的时候，火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回到自身的感觉。所以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暖气片尽管给了我们温暖，可我们觉得它是冰凉的，而炉火可能提供不了暖气片那样的温暖，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一束火苗的时候，一种莫名的温暖就从心底升起。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祭礼中要出现火的缘由吧。也许，火的状态就是一种当下的状态，火在点燃之前是沉睡，燃烧之后则进入另一个沉睡，只有燃烧的那一刻是醒着的？而只有亮着灯光的房间，小偷才是不敢光顾的，可是一生中客串我们心宅的小偷何其多也。这也就是元宵节，点灯时分，老人为什么不让我们心生任何杂念的缘故吧？你比如说，我问父亲可以想发财吗？他说不可以。我说可以想当官吗？他说不可以。那干吗呢？他说你就静静地看着，看那灯捻上的灯花是怎样结起来的。看着看着，我们就进入一种巨大的静，进入一种神如止水的状态。那一刻，我们的心灵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就像头顶的一轮明月。所以让我敬佩的是创造了元宵节的这个人，他能够把点灯时分和月圆时分天然地搭配，简直是一件再高妙不过的创造。你的面前是一个灯的海洋，头顶却是一轮明月，那事实上就是你的心了。这一刻，你怎么能够不天人合一呢？
而那灯本身就引人思索。一勺油，一根捻，一团荞面，就能够和合成一个灯，而且油不尽则灯不灭，而最终让这灯亮起来的则是人手里的火种，那么，人手里的火种又是谁点燃的呢？
这难道不是生命和宇宙的奥秘吗？
为此，古老的元宵节，在我理解，它是古智者苦心为他的后人设计的一场回到当下的演习。
为此，我写了散文《点灯时分》，之后又写了同名小说，仍是意犹未尽。
相比点明心灯，城里的闹花灯它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种竞技，或者说一个规模性的文化活动。而只有保留在民间的点荞麦灯，还保存着心灵学的意义，还保留着元宵节点明心灯的原始意义。
如此看来，人们把以纪念释迦牟尼成道之日腊八作为大年的开始，把元宵夜点明心灯作为“大年”的结束，有着特别强烈的象征意义。因为在东方人看来，成道、明心见性意味着大解脱、大自在、大安详、大快乐、大幸福。这些“大”，也许才是“大年”的真正含义，也是人们为何如此迷恋“过年”的秘密所在。为此，“五谷”和“丰登”才有了真实的贡献意义。否则，人生就是浪费，生命就是罪过。所谓“众生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了道，披毛戴甲还”。何况我们受用着天地造化如此丰厚的馈赠。为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圣为何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
大年是祈福的演义。无论是年画，还是社火，还是大戏，还是各种祭礼，包括一言一行。《一团和气》《连年有余》《五福临门》《出门见喜》《天官赐福》这些年画，既是公认的中华民族符号，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意象，同时也是人们美术化了的祈福。而社火则纯粹是一种媚神之歌舞，社为土地之神，火是火神。社火中的议程则是赤裸裸的祝福。比如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刘海撒钱》：“一撒风调雨顺，二撒国泰民安，三撒三阳开泰，四撒四季平安，五撒五谷丰登，六撒六畜兴旺，七撒北斗七星，八撒八大金刚，九撒九天吉祥，十撒十方如意。”比如《状元郎》：“大门楼子高院墙，凤凰落在房顶上，凤凰展翅人发旺，辈辈儿孙状元郎。”比如《祭灶词》：“今年又到二十三，敬送灶君上西天。有壮马，有草料，一路顺风平安到。供的糖瓜甜又甜，请对玉皇进好言。”比如《财神颂》：“财神进了门，入着有福人，福从何处来，来自大善心。”就是说，财神进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首先要是一个有福人。而福从何来，福从善来。为此，我们发现，这个《财神颂》，实事上是告诉我们财神的本意。
而作为祭祀主体的祭祖，更不必说。儿孙福自祖德来，这是中华民族最为广泛的因果认同。既然儿孙福自祖德来，托庇于祖先保佑，则是千家万户再自然不过的心愿。
这便是古人对祈福的理解。福是怎么来的呢？福从积德行善来。在古老中国朴素的因果传统中，它认为一个人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不是他自己的能耐，而是祖宗阴德。为此我想，大年期间的祭祖它也是在表达着一种古人对祖先的理解：祖宗是你快乐的源头，是你财富的源头，是你显贵的源头，祖宗和后代之间有一种深沉的隐秘的逻辑关系，甚至人们把一切好运的到来都归功为祖上有德。所以我们怎么不可以不去认真地感谢祖德，去认真地祭祖呢。《朱子家训》有言：“宗祖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并且把它置于“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的前面，以此呈现一种并列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春节期间的祭祖，他既是感恩，又是祈福，又是教育：你能有今天的健康，今天的平安，今天的荣华富贵，这是因为你有一个大后方，那就是祖宗功德，这就是中国人的因果原理。它告诉我们一个公理，做好事不吃亏，做好事绝对正确。什么叫五福临门，什么叫出门见喜，什么叫天官赐福，都是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一种比较仪式化的训诫，这才是祈福的本质意义。如果说你带着很强的功利心去求荣华富贵，是求不来的。
为此，唐五代的冯道说得好：“但凡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大年当然是喜庆和快乐的演义。大年的喜庆如汪洋大海。她在香喷喷的饭菜和茶饮里，在红彤彤的“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的句子里；她在排山倒海的爆竹声中，也在喧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还在满山遍野的秦腔中；她在一家人团圆的天伦之乐中，也在孩子们的新衣服和压岁钱中；她在灯方，在墙围，在年画，在门神，在对联，在社火，更在老百姓的把酒相邀共话桑麻里；她在瑞雪兆丰年的期盼里，也在普天同庆的氛围里；甚至在《猫吃献饭》《老鼠娶亲》这些窗花里。想想看，雪打花灯，喜鹊啄梅；想想看，热炕在暖，子孙在绕；想想看，抬头迎春春满院，出门见喜喜盈门；想想看，一元复始，普天同庆。注意，是“普天”，是“同庆”。
大年的喜庆真是像根一样埋在大地深处，埋在季节深处，也埋在华夏儿女心灵的深处，它像庄稼一样成长，也像华夏儿女的心事一样成长。
这大年，就是为生长喜庆而来。
大年的快乐如汪洋大海。且别说在现场，就是每一次回想，都让人的心灵为之战栗。在写完短篇《大年》之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享受的写作流程，那真是一段记忆中的黄金。如果说我这一生还有什么足以让自己欣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记忆中拥有着大年这样的节日，或者更为深远一点说我欣慰没有生在城里，包括豪门显贵之家，我很欣慰我生在了宁夏西吉县将台堡的一个叫粮食湾的小山村，它让我能够从童年开始就享受大年所带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快乐，销魂的快乐，无缘无故的快乐。我曾经在《大年》里面写到过一个细节，当明明和亮亮把新衣服穿上以后，正式的守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他们俩就在院子里莫名其妙地跑，从这个屋跑到那个屋，从那个屋跑到这个屋，没有缘故，就像两尾鱼，在年的夜色的河流里穿梭。那种没有缘故的快乐，在我人生以后的乐章中再也体会不到了。那种快乐我想之所以让我那样迷恋，是因为那样的快乐是纯粹的快乐，没有任何污染的快乐，没有任何杂质的快乐，它是一种天然的快乐。这个快乐我现在还说不透，它到底为何如此让人怀念，让人感动，让人难以忘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跟大年有关。
也许大年它本身就是童年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人类的童年，本身就是无尽岁月的一颗童心，所以才如此让人彻骨地怀念和感动。所以大年虽然说它是一个节日，事实上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节日。它是一种类似于母亲怀抱的这么一个所在。在这个特有的母亲怀抱里，我们的灵魂得以舒展，得以灿烂，得以滋润，得以狂欢。
大年最终是教育和传承的演义。时时处处，都在演教。无论是对联、年画、社火，还是祭祖、守岁、拜年，等等，无不是为了唤醒人们的正知正见，让人们回到真善美，甚至回到生命本质。“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样的对联自不必说；“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这样的议程词自不必说；《朱子家训》《弟子规》《和气生财》《和气致祥》这些年画自不必说；这种教育，还渗透在大年的每一项活动和每一个细节之中。比如短篇《大年》中父亲写错了一副对联，很可惜，亮亮说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给傻子家。父亲就生气了，他批评亮亮只有小人才欺负傻子。同样在短篇《大年》中，腊月三十，父亲带领明明亮亮上完自家的坟，没忘去乱人坟。小时候，我们去跟年集，父亲都要叮嘱，请灶神时，灶君脚下的鸡一定要向家里咬，狗一定要向门外咬。问父亲为什么呢？回答是一个称职的狗是不咬自家人的。贴门神时，他则叮嘱我们秦琼敬德一定要面对面。问为什么。回答是面对面是合相，脸背脸是分相。比如，在故乡，把初一到初七七天分别名为鸡日、狗日、猪日、羊日、牛日、马日、人日。问父亲为什么把初一定为鸡日。回答是鸡是“五德之禽”，它头上有冠之美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在前敢拼是勇德，有食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报晓不失时是信德。再比如，每家的老人都要叮嘱孩子，过年要断“三恶”修“四好”。“三恶”是恶口、恶行、恶念，“四好”是“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享好福”。单说断“三恶”，不“恶口”，不“恶行”大家努力一下也许可以做到，但是要不动“恶念”就很难了，但是古人并没有因为难，就降格以求。想想看，当每一个人都做到了断“三恶”修“四好”时，那日子该是多么的祥和。
在乡土中国，大年还是一个文化展览和交流的平台，在我们老家西海固那一带，有许多人家藏着一些字画但平时舍不得挂，他害怕尘土把它染脏，只有在每年除尘之后才把它挂上。比如说最经典的《朱子家训》差不多是每一家都要有的，还有《弟子规》。大年初一，大家在走村串户拜年的时候，一方面是在拜年，另一方面就是成群结队地去巡览字画。“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歇，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句子就是在小时候大拜年期间识得并潜移默化地记得的。还有一些人家在“文革”期间大着胆子把一些古字画存了下来，这更让现在的年轻人稀罕、着迷，大年初一大拜年时，他们往往可以一饱眼福。每年除夕，村里人都有一种习俗，就是到庙里去抢头香，在等待子时到来的时间里，大家在干什么呢？在看展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整整一庙墙的对联，整个一面庙墙上全是红彤彤的对联。“古寺无灯明月照，山门不锁白云封”这样绝妙的句子就是在庙门上看到的。在那样绝尘、肃穆的环境中，看到这种超凡这种脱俗的句子，你的心灵经历的该是一种怎样的美的洗礼。
再比如“保一社风调雨顺，佑八方国泰民安”，则是一种怎样宏大的境界。小的时候不觉得，现在回味，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不但要“风调雨顺”，还要“国泰民安”，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胸怀。他祈祷，他祈福，但他没有说“保我家风调雨顺，佑我家荣华富贵”。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大年他是不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呢？而“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义同天”这样的很文气的礼赞，你丝毫不觉得他是一个民间的赞美，但是像这样的句段，都会出现在每一方每一社的庙院里。再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是所有的春联里面我最喜欢的，因为在它里面包含着一种很大很大的祝福，同时又有一种棒得无法言说的天地伦理。“天增岁月人增寿”，它的大前提是“天增岁月“，才能“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它的大前提是“春满乾坤”，才能“福满门”。“岁月”在前“乾坤”在前，“寿”在后“门”在后，这就是中国人的逻辑。中华民族她在任何时候都在讲“国家”，在讲“出家”，在讲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仁，她就是让我们走出小家，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就是一事当前要能想到别人。那么把这个推理开来，就是这个对联，就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表达的要义。他首先强调共体，再强调个体，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的三个都消亡了而唯独中华民族还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因为她永远先强调国，再强调家，先强调共体，再强调个体。他的程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者是讲人，中间是讲家，然后是国，然后是天下。每一个婴孩儿从诞生的那天起，他就在如此的教育体系中，这样的民族他怎么会不绵延不绝呢？
而从腊八开始，回旋在村子上空铺天盖地的一出出秦腔，则是情节化了的教育范本。我们在《葫芦峪》中接受忠义的感染，在《铡美案》中接受公义的熏陶。在大西北每一位老百姓的记忆中，大概没有谁不知道“三对面”，请听这段像阳光一样照耀和温暖着一代又一代中国老百姓的唱词：
公主：你向秦氏因何故
包文正：陈世美杀妻害子罪非轻
公主：你能问他什么罪
包文正：定赴铜铡不留情
公主：当朝驸马你焉敢
包文正：龙子龙孙依律行
公主：我要传令把秦氏斩
包文正：为臣在此你不能
公主：要斩要斩实要斩
包文正：不能不能实不能
公主：欺君罔上包文拯
包文正：理直气壮为百姓
……
一种大慈大悲的旋律在村子上空回旋，一种善恶分判的节奏在大地激动，荡人气，回人肠，催人泪，热人血，直人骨，正人髓。那是简单的音符和旋律，却是深沉的关怀和鼓励。她让你在心里默默地对那个黑脸红心的人致敬，向她高悬在公堂之上的天地精神“正大光明”致敬。
现在，我才发现，大年是一出中国文化的全本戏，是一出真善美教育和传承的全本戏，是中华民族基因性的精神活动总集，是华夏子孙赖以繁衍生息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暖床，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准宗教性质的体统。它是岁月又超越了岁月，它是日子又超越了日子。它带有巨大的迷狂性和神秘性，这种迷狂和神秘，可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巫传统，其核心是“天人合一”。而要达到“天人合一”，“格物致知”是必要条件，“诚意正心”是必要条件，“修身齐家”是必要条件，“治国平天下”同样是必要条件。回到大年本身，祈福也好，祝福也罢，“天人合一”既是目的又是方法论，为此，我们需要不打折扣的诚信和敬畏，需要不打折扣的神圣感，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这个大年，不就是一个“合”字吗？和天地相合，和日月相合，和四时相合，和鬼神相合。这种迷狂，这种大喜悦大自在大快乐，不就来自这个“合”吗？现在再去回想，为什么爱情那么让人着迷，它也是一个合；为什么阖家团圆那么让人着迷，也是一个合；为什么天降大雪那么让人着迷，也是一个合；等等。所以这个“合”字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或者说代表性的意象，它所承载的，所表达的，所传承的文化的指涉，文化的会意，文化的象征，那简直是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我们也许只能从年的味道里去体味，从那种无缘无故的喜悦和狂欢中去体味。
正是这种迷狂性，才造成了海潮一样的回家潮，造成了季节一样的春运，才让人们在季节的深处不顾一切地回家，像候鸟一样，不由分说地，无条件地，回家。为此，我说娘在的地方就是老家，有年的地方才是故乡。
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无比美好的计谋，她把华夏文明的骨和髓，通过连绵不绝的仪式，神圣化，民间化，亲切化，轻松化，出神入化……
从腊八开始，到二十三结束，整整四十五天，大年像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又像一个天才的导演，演义着中国文化的无尽奥义。
懂了大年，就懂得了中华民族，也就懂得了生命本身。
责任编辑 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