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护士王琳（化名）因男友李明（化名）移情和将两人婚礼延后，对李明产生怨恨。2014年底至2015年3月间，王琳先后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开取大量氯硝西泮安眠药，又通过网络寻找砒霜等剧毒药品。随后又利用职务之便，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取得胰岛素及注射工具。2015年4月1日，王琳在自己住处将事先准备好的氯硝西泮安眠药粉末掺入水中，给李明饮用。待药效发作李明昏睡后，王琳使用注射器将大量胰岛素注入李明体内。期间，王琳冒用李明微信号欺骗李明的亲友，告诉他们自己（李明）没事，不要找他（李明）云云……以此拖延时间。最终，李明因摄入过量氯硝西泮和胰岛素致中枢神经功能和呼吸功能衰竭死亡。2016年1月，上海一中院审理后认为，王琳身为医护人员，利用专业知识实施杀人犯罪行为，犯罪后果严重，因此判处被告人王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事实上，中外犯罪分子利用胰岛素杀人的案例并不鲜见。胰岛素杀人案又有“无形杀”之称。那么，有史记载的第一桩无形杀是怎样一桩案例？它怎样促进了法医学家对无形杀的破解？
1957年5月4日凌晨2点刚过，法医病理学家戴维就被叫到位于英国约克郡布拉福德郊区的巴罗夫妇家。巴罗说，3日晚大约11时20分，他发现妻子伊莉莎在浴室里不省人事。他叫来了他们的家庭医生，后者诊断说伊莉莎已经死了。事发时，38岁的注册护士巴罗失业。他11个月前与伊莉莎结婚。看上去，他和伊莉莎以及他与前妻生的10岁儿子一起生活得很愉快。
巴罗说，3日下午大约5点，伊莉莎喝了茶之后不久她说自己有些疲惫并且上床睡觉。巴罗晚上大约9点半去睡觉时，发现伊莉莎在床上呕吐了。他们一起更换了床单。伊莉莎穿上睡衣，然后又脱下。她说自己感觉很热，接着去洗澡。大约晚上9点45分，巴罗在浴室流水声中睡着了。当他在夜里11点20分醒来时，伊莉莎还未回卧室。巴罗来到浴室查看，发现伊莉莎躺在浴缸中的水面下。巴罗想把她拉起来，却拉不动，但他还是设法把伊丽莎的头部抬出水面，直到放完浴缸里的水。他说自己立即按压伊莉莎的“腹部”（巴罗的原话），对她尝试人工呼吸。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无法把伊莉莎移出浴缸。人工呼吸失败后，他才请邻居打电话（因为巴罗家没有电话）给他们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大约10分钟后赶到，发现伊莉莎在没有水的浴缸里呈自然睡姿。他一眼就看出伊莉莎已经死亡。在没有进一步触摸检查遗体的情况下，他报了警。英国内政部病理学家戴维（他平时主要在附近一家医院里工作）被派到现场。
戴维从一开始就怀疑伊莉莎并非自然死亡。他有两个理由。首先，32岁的伊莉莎身体很健康，她在自家浴缸里溺毙根本说不过去;第二，更可疑的是，在伊莉莎的臂弯和浴缸接触的地方仍然有大约110毫升水，而巴罗真的对她进行过人工呼吸的话，就肯定不会留下这些水。也就是说，巴罗在说假话。警方对巴罗家进行了仔细搜查，发现浴室洗涤盆里有两副沾上了呕吐物的枕套，浴室里有一件浸透汗液的睡衣，厨房里有几只用过的注射器。由于发现了注射器，警方又在巴罗家搜寻注射剂，但没有任何发现。
从4日早晨大约5点45分开始，戴维在停尸房中对伊莉莎进行尸体检查。此时距离他首次见到伊莉莎的尸体仅过去了3个半小时，距离伊莉莎死亡时间大约6小时。他注意到伊莉莎的瞳孔放大很厉害，她的鼻腔、口腔和咽喉部都有血泡。在显微镜下，她的肺部样本显得蓬松、堵塞和湿润，还有液体潴留及小出血，从而证实了当初对她溺毙的诊断。戴维未发现其他异常，但他注意到伊莉莎已有两个月身孕。他提取了尸体不同部位的血样和膀胱里的尿样送到毒理实验室，以查明伊莉莎是否中毒。英国东北法医学实验室的安伦博士负责对这些样本的检验，他后来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法医专家之一。
在被检验的伊莉莎尸体样本中，安伦没有发现常见毒物或导致流产的药物。然而，戴维仍然确信伊莉莎在溺毙之前就己失去意識。他还怀疑伊莉莎被注射了胰岛素，这能很好地解释她为什么出汗严重以及死前瞳孔放大。
4天后，即5月8日，警方决定在强光下对伊莉莎的尸体进行更彻底检验。借助一只放大镜，法医在伊莉莎臀部左右两侧各发现一个注射点。戴维提取了这两个部位的组织样本并进行冷藏，希望找到科学家对它们进行胰岛素检测。当时的胰岛素检测方法以今天的标准看相当粗糙，且当时只有少数实验室能进行这类检测。他们首先找出导致实验鼠血糖性痉挛的胰岛素剂量，然后把受检样本与包含己知胰岛素剂量的标准样本比对。当时的药用胰岛素是从动物胰腺提取的，用于患者的胰岛素效果也采用前述方法来测试。
来自当时英国三个胰岛素生产商之一的古德博士负责对伊莉莎尸体样本的胰岛素检测。但他对这一测试不抱多大信心，因为他认为相关的测试技术敏感度不够，不足以从接受过胰岛素注射者的身体组织里检测到胰岛素。不过，古德依然在伊莉莎臀部样本中检出了很容易测量到的胰岛素剂量。戴维从其他尸体提取臀部样本，交给古德检测。不出所料，这些样本未被检出胰岛素。因此，对伊莉莎臀部样本的检测结果明显异常。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