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为街头孩子提供临时住所的机构里，吉塔·塞勒（Gitta Seiler）认识了16岁的苏茜。苏茜是个典型的处于青春期的少女：敏感、好强、幼稚又张扬，喜欢孤注一掷地付出一切，厌恶说教，充满不确定感。在正常的成长条件之下，这些特点可能会酝酿出美丽的故事和回忆，而在苏茜所处的扭曲的世界中，这一切都成了她的致命弱点。因为幼稚和孤注一掷，苏茜不断和错误的人交往，做错误的事情和选择；因为缺乏方向，她对未来没有要求，所以也不愿进行任何努力。
这是1999年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多特蒙德，当时，这个在德国近代史上扮演着辉煌角色的工业区已近垂暮，原先的煤窑和钢铁工厂正在陆续关门，人们都在急迫地寻找新的生路。
吉塔受邀在这里的混乱和改变中寻找创作灵感。在中央火车站，她意外遭遇了一群整日闲逛、衣衫不整的孩子。让吉塔诧异的是，这些孩子中很大一部分是女孩，而且年龄都在15岁上下。虽然几年前在圣彼得堡读书时，吉塔曾经跟随一位俄国医生走街串巷拍摄了那里的街头孩子，但她从来没想过德国也有相同的问题：成长于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虽然有过叛逆期但一路规规矩矩长大的吉塔难以理解，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女孩在最敏感的年纪选择了风餐露宿、穿着露脚板的破靴子、靠别人的接济生存。她决定试着接近这些女孩。
苏茜的故事像一个讨厌的预言。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吉塔的目光再未能离开这些问题中的女孩，她也看到苏茜的故事不断在不同女孩身上上演。吉塔将这些女孩的故事结集成一本名为《关于女孩》的摄影集。这本书里记述了四组故事：故事中的女孩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经济背景，但都成长于支离破碎的家庭；她们很少享受来自亲人的亲密，在敏感脆弱的年纪里只能孤单一人面对所有的变化；她们迫切寻找着能够倾听自己的人，却做出错事，并且无法获得改正的机会；她们消极地消磨着青春，最后等来的只是更为空虚的未来。
苏茜
吉塔记得，一天晚饭后，她和苏茜坐在救助中心的公共休息间里聊天。苏茜突然低下头，把额头贴在了桌子上，整个人收缩，突然变得小小的，散发出疲惫和失望的信号。
“我小心地问她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她看看我，第一次给我讲了她从家里逃跑的故事。”32岁的吉塔安静地听面前这个16岁的小姑娘讲着。她想起了这个年纪的自己：总是滔滔不绝地给自己的阿姨讲述学校的新鲜事、感情的困扰，还有对某个人强烈的厌恶。但是苏茜什么人都没有，她从没机会说出这些话。吉塔觉得难以想象，苏茜是如何把这么多的故事和情绪都消化给了自己，她甚至不敢去想苏茜的孤单。
吉塔并不太赞许苏茜的生活方式，她没受过什么教育，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意思，每天都和朋友在城里闲晃。苏茜和她的朋友们集中在13岁到16岁，多数来自农村地区。他们的父母往往酗酒或吸毒，没有固定工作，因此也无法保证稳定的家庭收入。这些父母习惯于对孩子施加暴力以维护自己微薄的自尊。当这些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对自由的向往、在学校里一塌糊涂的表现刺激他们最终选择逃跑，到大城市寻找运气和快乐。
浪漫的出逃并没能换来自由。在大城市里，这些街头孩子形成了自己的小群体。他们谋生的方式基本是乞讨、偷抢、捡破烂和卖淫——由于过早离开了学校，这些素质和能力都不高的孩子很难在任何地方谋得职位。在一些地铁出口，常可以见到三五个身着朋克服装、营养不良的少男少女摇着饮料杯，走到行人面前陪着笑脸要钱。对于苏茜这样的女孩，谋生的手段更少。她们很多时候不得不依靠性来换取一餐热饭，并因此长期受到虐待、性病、抑郁以及自残行为的折磨。
对于女孩们来说，更大的风险潜伏于她们渴望被倾听、被接受和被爱的需求。面对别人提出的错误要求，苏茜找不到亲密的人商量，也不敢拒绝。她不得不在男孩偷抢时帮忙望风，也不敢推辞同伴递来的酒精和毒品。更糟的是，苏茜没能力对生活进行任何反思，也舍不得放弃这些用错误换来的短暂却亲密的感情。
吉塔很担心苏茜的未来。拍摄项目结束后，她匆匆赶回最初遇到苏茜的救助机构，希望能找个方法和她保持联系，但是苏茜已经再次逃跑了。就在不久前，她和一帮“新朋友”决定重启旅行，继续前往下一个更大的城市。
少女犯
2002年，在吉塔的百般劝说下，一位德国女子监狱的监狱长同意了她拍摄少女犯的请求——这位监狱长恰好是个摄影迷，苏茜的照片打动了他。
吉塔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两个故事间的联系：她曾亲眼见过苏茜吸毒，帮偷窃的朋友望风。街头孩子并不是监狱的稀客，对于苏茜来说，这可能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吉塔希望能在这些女孩身上重新看到苏茜。
但监狱里的情况比吉塔想象的还要糟糕。
这些女孩并不易相处——长期的街头生活让她们学会了暴力和凶狠，似乎已经丧失了苏茜身上所有的可人之处。一些女孩喜欢炫耀自己的经历，渴望控制别人。在监狱看守注意不到的角落里，她们想方设法折磨新来的或者软弱的狱友。还有一些女孩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必须靠药物控制情绪。有时她们忘记吃药，就会对吉塔做出极端无礼的行为。
吉塔从不愿责怪这些女孩。她知道，这些女孩是被家庭、被信任的同伴和社会抛弃在这里，她们所有攻击都是求助的呼唤。监狱中的客观条件也没有给女孩们多大的帮助，甚至在恶化着她们的处境。2008年，多丽丝·帕尔曼在一份关于德国少女犯的报告中指出，90%的狱中女孩遭受过性侵犯，并有长期受到肉体或精神暴力的历史。她们之所以会犯下错误，是因为不曾有人告诉她们正确的做法。特殊的经历和年纪使她们需要比成年犯人更宽松的服刑条件和更细微的关注。但即使在今天的德国，少女犯也大多和成年女犯甚至成年男犯一起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的不同区域，针对她们，并不存在特殊的管理机制和福利待遇。当她们因为青春期的心理、生理波动违反监狱规章后，要受到和成年人相同的惩罚。
此外，监狱在帮助女孩们回归社会方面也没能尽到职责。监狱很少为女孩提供她们需要的教育以及工作训练，以弥补她们之前经历中的缺陷。
每天早上吉塔都会按时来到监狱，一部分女孩在早餐后会开始在厨房或者花园中帮工，另一些则无所事事——有时，她们中的一些人会愿意和吉塔到花园里走走，但大多数时间，她们更愿意待在公共休息间抽烟或者打牌。很多女孩都不是第一次入狱，一些人把入狱视为回家，在这里，有人控制她们的作息，她们总算能过上一段有规律的日子。一些人把监狱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救济所，她们在这里可以为下一段的街头流浪休养生息。只有很少一部分“另类”，她们努力寻求改变，试着去思考入狱对自己人生的意义。
在监狱里，很少有女孩愿意对吉塔坦白自己的故事，但在某些奇妙的时刻，沉默会被信任打破。一天，在公共休息间里，一名15岁的女孩掏出了一张照片给吉塔看：照片上，一个漂亮的婴儿正冲吉塔笑着。女孩告诉吉塔：“我妈妈前两天给我寄来了这个，这是我女儿，还不到一岁。”女孩摩挲着照片的样子让吉塔不忍心再看下去。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幼稚所犯下的错误会连累到其他生命。
堕胎
两个女孩拉着手从吉塔的镜头前跑过。这样的场景让人感觉甜蜜亲切：几乎每个女孩都曾经拉着好朋友的手在学校的走廊里这样跑过，我能想象到她们脸上的笑，她们兴奋地提高了语调，还有她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期待。
这两个好朋友刚刚在监狱中结识，我们无法知晓她们是怎样迅速展开了一段友情，也不知道她们共度的时光是否快乐。和普通少女不同的是，长期艰难的生活让这些监狱中的女孩只懂得关注自己，她们之间的友谊往往非常肤浅，也没法长时间持续。更多时候，成双结对并不意味着友情，而代表着力量的增强——在监狱里，两个人总归比一个人底气要足。
这些女孩对待同伴的态度非常直接，她们并不怎么尊重彼此之间的感情，经常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暴跳如雷、恶语相向。当遇到问题时，她们也不会试着解决，或者试着去理解对方的观点——她们会到下一个新朋友那里去。友谊在监狱里从来不是件持久的东西，它只是件用来炫耀人多势众的工具。
监狱中有着令吉塔难以相信的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些女孩喜欢炫耀自己的经历，渴望控制和羞辱别人。在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她们都待在公共休息间里抽烟、聊天或者打牌。对很多女孩来说，自由被剥夺并不能让她们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去和将来。她们更多情况下把进监狱视为一种休养、资历，或者为下一段街头流浪所做的准备。
一个女孩自残留下的伤疤。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把自我伤害视作一种寻求他人关注的张扬行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残者对他们的伤疤非常在意，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并尝试一切方法在他人面前遮挡伤痕。当被询问起伤疤的来历时，他们也会选择说谎。
自残有时意味着严重的心理疾病，并和过去所遭受的情感创伤或肢体虐待相关。一个曾经的少女模特给吉塔看了自己身上的伤疤——从肩膀到腰部，密密麻麻排满一掌长的刀口。她颇为客观地把这个称为“对个人财产的一种破坏”。
女孩儿从肥大的衣袖里伸出的双臂布满瘀青，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的生活状态：艰难，而且无人关心。这是她第二次进监狱，上一次是因为吸毒，这一次是因为抢劫。此刻她正在专心读一封来自监狱外的信，这多少让人感到宽心——也许在某个地方，还有人在挂念着她。
吉塔的拍摄角度让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像在哭，但吉塔说她记得，女孩并没有掉眼泪，只是太过专心罢了。
桑德拉·霍夫曼为吉塔的照片撰写了文字。在这张照片旁她写道：“（很想问问她）你生命中曾经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谁能明白你的悲伤？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书、最喜欢的一道菜、最喜欢抱着的一只玩具熊？当这一切结束后，又会发生什么？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主意？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而现在，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在拍摄“少女犯”之前，吉塔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情的另一个侧面：2000年，吉塔获得一笔奖金，她选择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家堕胎诊所拍摄一组名为“堕胎”的照片。在那里，她的记录对象也是少女。
第一天到达诊所，在等待手术的长凳上，吉塔看到三个女孩一边聊天一边咯咯笑着。三个小时之后，她们在女厕所里一边抽烟一边化妆，继续着之前的谈话。另一天，吉塔碰到一个腹部已经明显隆起的女孩。她告诉吉塔：“之前疼了好几个月，一直以为是胃病，问了我妈才知道……”
女孩们惊人的幼稚和无所谓的态度让吉塔想起了不断犯错却又固执己见的苏茜。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女孩常常难以拒绝异性的性要求：她们渴望被爱，不顾及后果，也不愿意听从劝告。不幸怀孕后，她们宁愿相信身体将要经受的痛苦是对爱的考验。
俄罗斯特殊的社会氛围也支持着女孩们的这种价值观：在这里，堕胎是种秘而不宣的传统，由母亲传给女儿。2001年，俄罗斯婴儿出生数量为131万，而堕胎数量高达211万。在之后的年份中，堕胎数字虽然在一路递减，但到2009年，每100个新生儿中，仍有73个会被母亲以堕胎的方式提前结束生命。用一位从事堕胎的医生的话来说：“这些日子，因为堕胎请病假要比因为感冒请病假普遍多了。”直到今天，堕胎仍是俄罗斯女人首选的“避孕”方式，而在所有接受堕胎的女性中，20%是未成年少女。
每天，诊所里的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女孩们会先被带去见心理医生，在那里做出最后决定。医生的话往往不会对她们的决定产生任何影响，女孩们也没有耐心听完医生的教导，她们只想赶快完事，赶快没有负担地开始新生活。做出决定后，女孩们会被带去做检查。在B超下，她们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胎儿已经开始搏动的心跳。之后就是一系列程序化工作：换衣服，等待，上手术台，忍耐，下手术台，休息，换衣服，离开。再然后，也许是再一次怀孕。这些连胃疼和怀孕都分不清的孩子，在懂得尊重生命之前，就已经开始草率地舍弃生命。
2009年，在一部名为《杀死女孩》（Killing?Girls）的纪录片里，一位在圣彼得堡堕胎诊所工作的女医生疲惫地做出了以下告白：
“现在有各种避孕的方式，但这些女孩还是不断来堕胎，这真的是件不光彩而且痛苦的事情。对于医生来说，帮这些女孩堕胎也很痛苦，无论心理还是精神上都是折磨……但是想想这些婴儿的未来……我们这儿有太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一个小婴儿应该是出于爱的原因被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样整个怀孕的过程才有意义。当你想到那些被遗弃的孩子、被拒绝的孩子、被贩卖的孩子，那些不被爱的孩子，被以各种方式羞辱折磨的孩子……也许帮一个女孩结束怀孕才是件罪恶性更小的事情。”
不被需要
“不被需要”就是一个关于这些不幸降生的孩子的故事。
2006年，吉塔联系到了一家位于柏林附近的非政府组织，在这家组织提供的社区中生活着12个未成年妈妈和她们的孩子。在组织的帮助下，这些年轻女孩可以继续完成学业，或者找到一份工作。当她们年满18岁时，可以选择离开社区，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这些女孩的平均年龄只有15岁——即使出于本能爱着自己的孩子，她们也难以在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更何况这些孩子的降生多是无奈的选择，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不被需要的。社区的负责人告诉吉塔，刚住进这里的时候，很多女孩连基本的婴儿护理都无法完成。婴儿嚎哭的时候，这些女孩没有任何办法：她们只能拿着奶瓶，绝望地恳求孩子不要再哭了。
也有女孩尝试接受这些不被需要的孩子，并希望借机改变自己的生活。在吉塔进行拍摄的三年时间里，有个女孩一直生活在这个社区。一开始，她下定决心不再重蹈自己母亲的覆辙，要付出一切努力改变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吉塔看着她回到学校修完学业，找到了一份辛苦却安稳的工作。但不到两年时间，女孩就再也找不到这样辛苦生活的意义，她终于选择辞职回家，重新靠社会福利和救济过日子——这类事情并不罕见。在关于未来的美好设想达成之前，女孩们必须日复一日重复着照料婴儿的所有繁琐工作；她们还要重新适应脱离已久的正常学习、工作生活，这进一步加大了她们的心理压力。女孩们的年龄和经历让她们远未学会坚韧，青春期对自由的渴望也让她们逐渐开始痛恨循规蹈矩的生活。最后，她们要么选择离开，要么只得放弃母亲的身份，允许社工将孩子带到更有利的条件下生活。当吉塔问起这些年轻妈妈对未来的计划时，她们的描述往往类似：拥有一个孩子，一个有着体面工作的丈夫，住在一栋带花园的房子里，最好还有一辆车。这些对平常人来说显得过于安稳的目标看起来却如此遥远。况且，没有人真的愿意为这些目标付出任何努力。她们的天真让吉塔哭笑不得——直到现在，她们仍然相信一切都会自然地、不用付出努力地获得。苏茜今年已经29岁了。如果当时能想办法和她保持联系，吉塔相信自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苏茜实现一个更好的未来。也许正是这份遗憾让吉塔在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去接近陷入困境的女孩，让更多人知道她们的故事。吉塔说：“想和所有的女孩保持联系是不可能的。我不断提醒自己，‘你只是个摄影师！’但至少她们的无奈现在被更多人了解了。人们过去喜欢指责这些女孩，说她们不够努力，放任自流，是社会的败类。现在他们知道了，有时候人们会降生在她们无法选择的环境中，碰见她们无法选择的坏朋友，或者很简单，从来没有人教过她怎样做是对的。知道了这些，也许人们可以开始用善意来对待这些女孩。”
孩子惹恼了母亲。年轻女孩粗暴地抓起孩子，像是在抓拿一个物件，丝毫没有爱意。吉塔说，她知道这个女孩的童年故事非常悲惨，所以她难以指责她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但她还是为这个小家伙感到难过。
旁边的男孩不是孩子的父亲。他和女孩在怀孕时认识，并同意做孩子的父亲。此刻他的手上虽然拿着奶瓶，但身体动作却是消极且事不关己的——他已经开始对女孩暴怒的脾气感到不耐烦，也许离开只是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