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对汉代河西地区周边贸易基本表现形式的论述，从经济史学的角度，揭示出汉代该地区贸易形式的内涵，并进一步提出对当今河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汉代；河西地区；贸易
汉代河西地区互市贸易发达，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都较好。作为沿边地区，其紧邻西域、匈奴、羌人少数民族聚居区，该地区以陆上丝绸之路为通道，与西北边地少数民族进行了直接的农畜产品间的贸易。所谓周边贸易，是指中原王朝同周边少数民族间的商品交易，其是以内地的经济发展为依托的。
一、汉代河西地区的贸易环境
张骞通西域后，汉代西北边地与西域各国的贸易联系日益加强，往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贯穿河西地区的有居延道，以及连接西域、中亚的丝绸之路。汉代河西的关市贸易一直很繁盛。“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2]这样的互市贸易，实现了农畜产品间的交换，由此促进了河西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的协调发展。
该地区农业的进步来自于铁农具、耕种技术的推广和水利建设的发展。畜牧业则是河西的特色支柱产业，其更是得到了长久的优先发展权。史载：“自武威以西，习俗颇殊，地广人稀，水中宜畜牧，故凉州之畜当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成以兵马为务。”[3]农牧业的并立而足、共同发展，相应的促进了互市贸易的长期繁荣。二者相互促进，形成农畜品交换的稳定的贸易形式。
另据《后汉书·孔奋传》载：“窦融据河西之时， （孔）奋守姑臧长。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成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姑臧位于河西走廊，是武威郡治所在，由于贸易发达而有“富邑”之称。直至曹魏初年，仓慈为敦煌太守，保护西域各国商旅，为其提供便利。敦煌成为胡汉交往之都会。从西汉丝路的开辟到曹魏初年，河西的关市贸易一直得到了政府的保护，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贸易环境。
二、河西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以西域为例
（一）与西域的贡使贸易
悬泉置为汉代一处重要的邮驿机构，其地处河西走廊，为中西交通必经之地。在悬泉汉简中保留了大量的邮驿资料，以及使者、往来人员途经悬泉置的相关记录。该遗址共出土了三万余枚汉代简牍，对于研究汉代与西域的交流情况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相关记载如下表：
在简文中看到的是西域各国使者向汉朝进贡或进贡完毕，回国途经悬泉置，相关机构向其提供饮食、传马服务的记载。使者所携带的贡品数量不多，且贡献的物品也成为常例。
《敦煌汉简》中有关于汉朝政府对这些使者回赠礼物的记载：“团缯已毕即当复留以斗率随乌孙归十三匹即有物故官不出愿知匹卖家见在者高缯匹八百廿三匹立即更口受也口（620）”[4]。这里可能是送给乌孙使者丝织品的记载，涉及的数量只有十三匹。班勇曾在请求朝廷设校尉加强对河西地区的管理的奏疏中说：“西域之人无它求索，其来入者，不过廪食而已。”[5]这也反映了河西地区的官方机构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主要起的是一个中转补给的基地作用，真正的商业交往是比较少的。汉朝与周边政权交往过程中比较少见纯粹的商业贸易行为，更多的是政治意味较浓的朝贡交换。
（二）边卒私贳与转贩贸易
边卒私贳与互市和军市有关，是在边郡军吏卒与民间交易中，私自以赊贷的方式出售所携带的衣物和其他织品的行为。汉简中载有禁止军吏卒与民间进行贸易的规定，但实际上戍卒贳卖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西汉边郡因运输困难，形成布帛交易之风。这种军市贸易主要在军队内部进行，西北驻守戍卒可以在不同烽燧之间进行贸易交换，并且把贸易情况向上汇报。也可以由此推测，在地近蛮荒、邻近西域的边塞极难确保不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对外贸易行为。
这种“私贳卖衣财物”的行为没有商贾的参与，戍卒从遥远的东方家乡携带织品衣物参与到边境的贸易之中。且此种行为逐渐由简单的随意性的贸易现象，升级为一种有目的的、赢利性的专门商业经营，进一步活跃了边境经济。而且戍卒所出售的物品，还极有可能被胡商贩客运至遥远的西域，通过转贩贸易促进了河西与西域间周边贸易往来。
三、启示
（一）积极创造稳定的贸易环境，发展农牧业协调的绿洲农业
汉代，河西地区实现了农业与畜牧业的共同发展。同时任用孟云、孔奋等循吏，尤其重视贸易环境的稳定。这些原则方针都对以后该地区的发展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对现今的开发西北也有积极的启示。该地区地接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四省少数民族聚居区，应借鉴历史经验，稳定社会环境，发展民族贸易，积极促进内地与边地商品的中转流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贸易环境总体上动荡不安，但在河西地区，曹魏明帝时的凉州刺史徐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用食盐来换取少数民族生产的粮食，互惠互利。在其稳定的统治下，“西域流通，荒戎入贡”[6]，民族贸易恢复并进一步趋于活跃。敦煌太守仓慈派当地吏民护送外籍商人进出，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四郡作为西北丝路上的商贸基地，其重要地位一直延续到唐代，“金张掖银武威”的说法由此盛行。五代十国时中原战乱，河西以稳定的社会环境，再次吸引了中原地区大批难民。人口增加后，商贸业与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发展商贸的同时，也应协调好农牧业的发展。汉代互市贸易推动了河西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的协调并进。而北魏时将河西开辟成全国的畜牧业基地后，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则出现了“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的盛况，《魏书》卷中的《食货志》曾这样记载。这样的畜牧业经济效益在河西地区开发史上乃至在我国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河西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在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也应注重生态保护。应积极响应国家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因地治宜，发展畜牧业深加工产业以及绿洲农业等。
（二）河西地区应加强与新疆的商贸往来与经济联系
汉代河西地区周边贸易的发展，促使该地区与西域联系更加紧密，有力促进了西域的发展，边地军事防务的巩固，这一点同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西汉政府通过移民屯田、列亭障开发河西，中原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先传入该地，继而再转传西域。斯坦因沿“丝绸之路”进行考古时，曾在敦煌的烽燧里发现“汉桓帝”年号的纸，说明了纸也开始向西域地区传播。冶铁技术也是张骞通西域后传入西域的。中原的代田法、牛耕技术及铁制生产工具等也是这样传播的。经过汉武帝时期及其以后对河西地区的开发，直接为戍守边塞和开疆拓土提供了人力、物资和兵营基地。多数边城主要用于军事防守，经济开发总体上是出于边防安定的战略考虑。
河西是经营西域的通道和基地，太初以后，河西屯田已西进至轮台，汉朝在这里置田卒数百，护田积粟，供应使者。待河西经济初步发展后，又抽调入力在西域广开屯田，促进西域发展生产。神爵初年，汉置西域都护府后，西域诸国每年来中国的使者增多，河西地区承担的供应任务更加重要。近些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新疆经济迅猛发展，加强河西与新疆的经贸联系大有可为。
总的来说，在新世纪国家富强的盛世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河西地区为支点，和谐的处理好民族关系，统筹发展西北五省间的民族贸易。汉代河西的边境市场可以行怀柔羁縻之旨，其开通还可以均有无、通万物。新的时代条件下，在西北边地大力发展以河西为中心的交通商贸，对于加强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增强其向心力等，都具有深远且重要的意义。西北边地经济的发达，国家的整体实力才会实质上的强大起来。
参考文献：
[1]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2931.
[2]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2950.
[3]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2005，3：1313.
[4]甘肃文物考古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6：243.
[5]后汉书·班勇传.中华书局，2003，8：1589.
[6]三国志·魏书（卷27《徐邈传》）.
作者简历：庞奋飞（1985-），男，汉族，山西省原平市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秦汉史方向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