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201 O年撰写过一篇“文博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推动与支撑”，讲述了文情系统对于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因为大多数人一般都认为，文博对于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一直是思想保守，述而不作，行动迟缓，政策滞后，甚至是阻碍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对于我与众不同的独特观点，没有引起重视，甚至连有些在文博系统工作的同志都不敢接受。乃至文博系统的主流媒体未予刊载，应该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时隔两年，特别是在2011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得到大繁荣大发展，全国成交总额达到576 22亿元，比1992年首场拍卖会成交3007J元，增长了19207倍，并且产生超亿元的作品28件，使得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了亿元时代，全国拍卖市场出现了第三个发展高潮，北京保利、中国嘉德两家公司成交额双双突破百亿，超过国际上苏富比、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北京已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是中国文物艺术品世界交流中心这一年，党中央又发布了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给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觉得很有必要再对我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观点，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论述，以取得更多群众与朋友的共识，
中国大陆第一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是在文博组织领导S进行的
万事开头难，这是一切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也不例外，它的首开先河的第一场“92北京国际拍卖会”，就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开创的，而组织领导这个首场拍卖会的恰恰就是文博系统。
在二十年前的1992年，按照1982年11月1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第五章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私人藏有的文物，除了送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文物商店收购，其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经营文物收购的业务。可是“92北京国际拍卖会”的组织者，经过多方联系，艰苦努力，硬是把2188件上至商周青铜器，下讫近现代书画，以及明清官窑瓷器、玉器等文物艺术品，诸如西周“内”铜爵，西汉青釉绳纹双系壶，唐代彩绘陶骑马俑，宋代三彩花卉枕，辽代黄釉马蹬壶，明代白玉独角兽，清乾隆官窑仿木釉碗明卞文瑜《山水图》轴，清梅清《山水图》轴，民国肖俊贤《山水图》轴，张大干《宋人诗意图》轴，吴昌硕《牡丹菊石图》轴，齐白石《松鹰图》轴等，推上了拍卖会。
这些文物货源是文博提供的，主要是文博系统的北京市文物商店和中国文物商店总店。拍卖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又是来自文博系统，如彭思齐、王金鲁、秦公、徐邦达、耿宝昌、杨伯达、程长新、章津才、张茹兰、范世民、王彦朝、王利民等，来自北京市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商店，当然，其他系统的冯家驳、贺立彬、娄国强等也作了大量工作，霍英东先生鼎立相助，他们都功不可没。
“92北京国际拍卖会”是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得到北京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北京市文化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等多方面的支持。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张敬民、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副局长彭思齐亲自领导下，成立“92北京国际拍卖会组委会”，从北京市文物公司、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征调文物，编印出版中国第一本文物拍卖图录，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张德勤为拍卖会图录撰写了《中国文物事业的现状》的专题文章刊在首页。当时中国大陆没有文物艺术品拍卖经验，甚至没有文物艺术品拍卖师，彭思齐副局长从香港请来国际拍卖市场专家张宗宪先生现场指导，请来香港拍卖师胡文棨先生主槌。
此场拍卖会于1992年10月11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剧场举行，成交金额虽然仅三百多万元，但在政策上影响是巨大的，重要性也是深远的，正如“92北京国际拍卖会组委会”所说：“拍卖会在国际上屡见不鲜，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是需要探索和实践的。探索者的道路与足迹，应该从时间的量中去体现，历史会做出公允的评判。因此，无论成功与否，对于探索者本身都是需要肯定和值得纪念的。”
《人民日报》社内部刊物《信息旬刊》登载文章反映：“文物拍卖问题成为海内外关注热点，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一种认为文物拍卖是加快改革开放，增加财源的新举措，应该继续搞下去；另一种则完全相反，认为这是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出卖，对拍卖文物表示极大的不安。”但是，无论如何，正是有了这次破天荒的“92北京国际拍卖会”，才对J日的文物保护法有了冲击与突破，才有了对于文物法的修改、补充和嬗变，才有了十年后2002年新的文物法的诞生。
国家文物局通过拍卖试点积累了成熟经验
92北京国际拍卖会以后，国家文物局适时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由副局长马自树同志带领流散文物处处长李季以及穆文斌等同志进行市场调查，把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工作提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议事日程，于1994年7月下发了《关于文物拍卖试点问题的通知》和《文物境内拍卖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经过对于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四川翰雅、北京荣宝、上海朵云轩、中商圣佳六家公司试点工作，总结经验。1996年，国家文物局又下发了《关于一九九六年文物拍卖实行直管专营试点的实施意见》，文物艺术品拍卖工作审慎地在全国推广。国家文物局通过试点总结经验这一举措是完全正确的，为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保证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健康的发展。
1995年国家商业部牵头起草中国拍卖法，国家文物局主动配合，对有关文物艺术品拍卖部分增加了文物管理的合理内核，所以1996年国家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才有了第二章第八条规定的“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定、许可”，第三章第十三条规定的“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拍卖法”的颁发与实施，不仅促使我国的拍卖行业与国际的拍卖行业接轨，同时因为加强了文物行政部门与商务部门，对于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同抓共管，确保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规范与健康发展。 同时，国家文物局为了提高文物艺术品拍卖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文物鉴定水平，结合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晋级工作，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联合举办文物拍卖专业人员文物鉴定培训班，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培养专业人才提供了保障。
国家文物局二十年来一直密切关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状况，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断调整、修订、补充文物艺术品市场管理政策，与时俱进，促进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健康发展，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以及李季、穆文斌同志作了大量工作，一直被拍卖行业所怀念。
特别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列》公布以后，使得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获得了生命。
新文物保护法第五章第五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文物。第五十四条规定，“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取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颁发的文物拍卖许可证。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不得从事文物购销经营活动，不得设立文物商店”。第五十五条规定，
“除经批准的文物商店、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外，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文物的商业经营活动”。至此，经营文物拍卖的企业，即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历经十年沧桑坎坷，终于名正言顺地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文博专家是拍卖企业的坚强后盾
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出现的初期，从事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人员大多是外行，他们怀着开辟新的经营领域的憧憬，抱着开拓进取的激情，走上文物艺术品拍卖新领域。虽然他们缺乏文物知识。不了解文物政策，不懂文物鉴定，但是他们有一颗搞好文物艺术品拍卖事业的决心，诚心邀请文博专家当他们的顾问。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商圣佳等几个成功的拍卖公司，都建立了强大的顾问专家队伍。文博单位的德艺双馨的老专家，诸如：启功先生、谢稚柳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王世襄先生、朱家溍先生、耿宝昌先生、史树青先生、傅熹年先生以及章津才、秦公等等。这些文博部门的老专家也把文物艺术品拍卖工作看成文物工作的一部分，不求报酬，无私奉献，诚心实意地帮助拍卖公司，对于征集的文物艺术品鉴定把关，对于编印的拍卖图录进行审定，并且亲临拍卖展览现场审视，真是做到有求必应，有叫必到，严格把关。甚至1993年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首拍，特别邀请上海博物馆资深老专家谢稚柳先生开槌；1994年春季中国嘉德公司首场拍卖会，也是特别邀请故宫博物院资深老专家徐邦达先生开槌，他们都勇于承担，在所不辞。
这些老专家帮助拍卖公司只讲贡献，不计报酬，甚至有的老专家连车马费都拒收。北京翰海公司为了酬答老专家一年的辛苦，过春节时向北京市文物局打报告，经文物局批准给每个老专家五千元车马费，但我亲耳听到傅熹年先生对我说：“秦公派人给我送来五千元车马费，这怎么行呢，我坚决退回去了。”史树青先生一次对我说：“中国嘉德公司给秦公两千元车马费，秦公没有收。”我曾与秦公同志核对，秦公同志点头，一笑了之。这些老专家的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令人十分敬佩。
一些成功的拍卖公司，由于有文博老专家的帮助，他们的诚信也得到社会以及广大收藏家的信任与好评。特别是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贸圣佳三家拍卖公司的“十周年庆典纪念册”收入的拍卖精品，由于老专家的鉴定把关，可以说没有一件赝品假货，这三家公司的庆典纪念册，被广大收藏家视为严肃的著录，纪念册上刊载的每件拍品，都是收藏家和爱好者追求的热门货。
拍卖公司对于文博老专家无私的帮助，也都念念不忘，铭记在心。、中国嘉德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同志，在中国嘉德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大会致感谢词时。对文博部门老专家的名单，念了长长的一大串，并且说，如果没有这些文博老专家的支持与帮助，就没有嘉德公司的今天，我们将永远纪念与感谢他们！
C字头的火漆印扩大了市场货源
水往低处流，货往高处走，随着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中国文物艺术品在中国大陆的价格不断升高，过去流失到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大陆。国家文物局顺应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形势，在1996年适时制定文物进口管理办法，刻制了C字头的火漆印，并且出台了：“文物拍卖企业在境外征集的文物拍卖标的，在境内滞留期一般不超过十二个月，如有特殊需要，应当办理延期手续，延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对于旅客进境时随身携带的文物报告海关登记，由文物管理部门鉴定开封，可以免除进口税收”的规定。这一规定激活了拍卖企业的能力，扩大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货源。
火漆印是国家文物局制定通知海关放行文物的一种标志。“文革”后期，1975年国家文物局为了贯彻国务院1974年132号《关于加强文物商业管理和贯彻文物保护政策的意见》的文件，落实文物商品出口要执行“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方针，刻制了一种六角形“鉴”宇头的火漆印。这种火漆印只管文物出口，文物进口是不适用的。国家文物局根据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新情况，当机立断，刻制C字头火漆印，允许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可以进口，是一种明智的决策，不只扩大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货源，还吸引了大量珍贵文物的回流。
过去我们国家贫穷，文物只有出口，换取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国家开始富强了，文物开始回流，这一出一进是两重天，是我们国力增强。人民富裕，广大民众文化提高的显现。珍贵文物的回流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还丰富补充了国有博物馆的陈列和收藏。
文博在拍卖市场购藏文物，激活了中国文物价值，引领人民群众收藏热
当前的中国文物艺术品价值的提高和人民群众的文物收藏热情，是在我国有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以后出现的，特别是在我们国有博物馆走进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购藏珍贵文物的引领下掀起的。
1995年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推出北宋张先《十咏图》手卷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同志，带领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刘九庵先生，保管部主任高和同志，赶赴拍卖现场购藏时，北京京广中心干人的拍卖大厅，座无虚席，《十咏图》以1980万元成交，这是一个天价，也是中国文物第一次打破千万元大关，千人大厅欢声四起，掌声雷动，其影响远远超过当前超过的亿元大关。 1996年，“世界中国鼻烟壶协会”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举行1996年年会，为了配合这次世界中国鼻烟壶协会的年会，满足来自世界各地中国鼻烟壶爱好者的要求，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同志，决定在凯宾斯基饭店举办一场鼻烟壶夜场拍卖会。对于首创的夜场拍卖会，大家都没有经验，心中有点忐忑不安。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副局长孔繁峙同志，闻讯后亲临现场，通宵达旦帮助秦公同志指挥，直到这个夜场拍卖会取得成功，成交总额超过1441.8万元，超过底价640万元的223%，并有两件鼻烟壶成交价超过百万元，这是鼻烟壶第一次打破百元大关，小小的鼻烟壶居然能卖过百万元。让人耳目一新。单霁翔和孔繁峙两位局长非常高兴，对我说：赵老师请你写一篇文章吧，鼓励鼓励翰海拍卖公司的同志。我按照他们的意见写了一篇《翰海鼻烟壶拍卖会纪实》，发表在《收藏家》杂志上。
200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圆明园流失的清乾隆《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六棱套瓶》时，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同志，经过紧急请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同志批准同意，用两千万元港币购回“六角套瓶”，给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以巨大的震动和鼓舞。现在这只“六角套瓶”成了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以爱国主义教材的身姿，屹立在首都博物馆的陈列大厅。
2002年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推出米芾《研山铭》手卷时，国家文物局派出范世民、范庆柱两位代表前往购藏，首都大饭店拍卖大厅采访记者无数，仅电视台就有十多家，他们的摄像机如同长枪短炮排满全场，形成一种特殊的风景线。当拍卖师宣布2999万元，国家文物局代表范庆柱竞得时，全场热闹非凡。
文博系统在拍卖市场购藏的文物珍品，当时都是天价，都要引起重大的轰动，同时也都拉动其它文物拍品价值的提升。文博系统在拍卖市场购藏文物，经过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据我们了解，全国国有博物馆在拍卖市场购藏的文物甚多，主要有：
1.故宫博物院，1995年以1980万元，从北京翰海购买的张先《十咏图》；1995年以500万元，从中国嘉德购买的石涛《竹石图》；1996年以880万元，从北京翰海购买的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003年以2200万元，从中国嘉德购买的隋人书索靖《出师颂》等。
2.首都博物馆，2000年以880万元，从北京翰海购买的佚名宋人《梅花诗意图》；2000年以15万元，从北京翰海购买的明吴纳《孔子与七十二贤图》；2000年以550万元，从中贸圣佳购买的郑燮《手书五经册》；2000年以2000万元港元，从香港苏富比购买的清乾隆《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六棱套瓶》；2002年以800万元，从中贸圣佳购买的阎立本《孔子弟子像》；2002年以184.8万元，从中贸圣佳购买的明嘉靖《素三彩观音》；2004年以341万元，从中贸圣佳购买的顾洛《蚕织图卷》；2004年以132万元，从中贸圣佳购买的王炳《倩园八景‘燕京八景图卷》；2008年以2133，6万元，从北京翰海购得清乾隆《粉彩童子镂空转心瓶》等。
3中国历史博物馆1996年曾经以很少的经费，从北京翰海购买了一批稀缺的珍贵文物藏品：以8.8万元购买的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清乾隆《银合金兽面铺首》；以4 81万元购买的带“榆次县孟家井烧来”铭款的金代《榆次窑玉壶春瓶》；以2.2万元购买的清乾隆官窑《广彩开光人物碗》：以0.2万元购买的钤有“教育部中央观象台颁发历书之印”的1915年刊本《洪宪元年历书》；以0.22万元购买的《影印四库全书四种》；以3.08万元购买的《京张铁路摄影集》和詹天佑致黄锡臣书札；以7.7万元购买的苏敬（唐）撰《新修本草存十卷》等。
4郭沫若故居博物馆，2001年从北京翰海以11.88万元，购买了三件郭沫若先生的书法精品。
5中国印刷博物馆，2001年从北京翰海以159.5万元购买了宋刻本《春秋经传》一册，成了该馆镇馆之宝。
6.国家文物局，2002年从中贸圣佳以2999万元，购买了北宋米芾《研山铭》。
7.上海博物馆在文物拍卖市场购买的文物藏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都是名列魁首。例如1997年经过中国嘉德三年努力，促成常熟“翁氏藏书”回归故里，上海图书馆以450万元美金购下了古籍版本80种，542册，其中有宋代刻本11种150册，元代刻本4种50册。经过中国嘉德努力，上海博物馆以450美元购回《淳化阁帖》。2000年上海博物馆以880万元从中国嘉德购买了宋高宗的《养生论》；2002年以990万元从中国嘉德购买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2005年以506万元从中贸圣佳购买了金陵八家中高岑的《江山无尽图卷》手卷等。
8.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从中国嘉德公司以550万元，购买了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的十通书札。
因为文博部门进入拍卖市场购藏文物，不仅激发了广大收藏者的收藏热情，拉动了文物价值的提升，还及时有效地普及宣传了文物知识。譬如，过去除了少数古代书画研究人员知道《石渠宝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广大人民群众无从知晓，由于文博部门带头购藏《石渠宝笈》和《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著录的作品，于是当前兴起学习购藏《石渠宝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热。
当然，文博部门购藏到这些珍贵的文物也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是顶住各种压力，排除多方干扰取得的。当初，故宫博物院资深老专家徐邦达先生提出购藏《十咏图》时，过千万元的巨大款项，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国家文物局的领导皆不能批准，可是拍卖会的时间转瞬即逝，徐先生直赴中央，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才得买下《十咏图》。中国历史博物馆用少部分的钱，买到那么多珍贵稀缺的文物，但是还是有的人说三道四，毫无根据地猜测说主持购买文物的保管部副主任何其耀同志与拍卖公司有瓜葛，何其耀同志不顾非议，硬是买下，直到200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以550万元港元卖出一件与中国历史博物馆一样的清乾隆《银合金兽面铺首》时，才算平息了这些非议。但是何其耀同志已经退休，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没人再敢牵头到拍卖市场购藏文物了。 特别是故宫博物院2003年以2200万元，从中国嘉德拍卖会购买的隋人书索靖《出师颂》时，遭遇到强烈的攻击，有的人不懂市场价值，不负责任地说两千万元太贵了，有的不严肃的媒体，甚至说故宫博物院对花纳税人的钱不负责任，含沙射影地说故宫某领导的儿子在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工作等等，不一而足，掀起轩然大波。直到一个月以后，故宫博物院召开《出师颂》研讨会，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在研讨会上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对于《出师颂》珍贵的程度、价格的合理、非议者的低俗等各个方面，引经据典，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有力的批驳。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2004年我遇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萧燕翼同志，我说：“燕翼你主持购买的《出师颂》有的人说两千万太贵了，你现在拿出来我替你送到拍卖公司。保准能卖到六千万。”这是一句戏言，但是，2003年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见故宫博物院哪位领导牵头到拍卖市场购买文物了。
综上所述，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产生、发展、规范、成熟，文博部门起到关键作用。同时，文博部门也是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购藏了大量的文物精品、珍品，不仅补充提高了展览陈列质量，丰富了库藏，扩大了文博的教育功能，而且还提高了文博部门藏品的经济价值，增加了财富。假设，如果将文博部门从拍卖市场上购藏的文物，再次投向拍卖市场，必将得到几十倍的增值，我们坚信，那时的中国文物的最高价值，绝对不是4.3亿元的《砥柱铭》，而是《研山铭》、《十咏图》、《翁氏藏书》、《淳化阁帖》、《孔子弟子图》等等，国有博物馆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购藏的其它文物精品了。
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仍有国有博物馆购藏文物的空间
当前，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了亿元时代，我们国有博物馆的领导经常发出感慨，说买不起文物了。其实，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仍然是有国有博物馆购藏文物的空间的，是我们国有博物馆不去买，不敢买，没人去买，关键是要改变观念，树立正气，重视人才。
首先，我们文博系统要重视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他们虽然是企业，但是他们是文化企业，按老话来说他们是儒商，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酷爱文化建设，愿意把自己国家建设成文化强国的企业家。计划经济时代，文物商店是企业经营方式的文物事业单位，很多国有博物馆的馆长改任了文物商店经理，由政府拨款支撑文物商店经营活动，把为博物馆提供藏品作为主要任务，为国有博物馆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藏品。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了，但是我们大多数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还是愿意为国有博物馆做出贡献的，关键是我们要重视他们，尊重他们，对于他们做出的贡献要肯定，要表彰，不能水皮不响，就像中国历史博物馆购藏子龙鼎那样。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子龙鼎，是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同志发现并主动推荐给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是一件流失在海外的传世文物，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拍卖公司对1949年以前出土的传世文物。是可以征集回国参加拍卖会赚取佣金的。但是易苏吴同志原来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部主任，出于对博物馆的热爱，主动推荐给博物馆，可是在博物馆购买成功举办交接仪式时，忘了推荐介绍人，太不近人情了，这也就挫伤热心人的积极性。
第二，文博系统要对在拍卖市场购藏过藏品的拍卖公司和原物主进行表彰，诸如中贸圣佳、北京翰海、中国嘉德，给国有博物馆提供的藏品最多，特别是文物行政部门动用优先购买法购藏的珍贵藏品，都没有达到最高的竞争价位，拍卖公司在佣金和原物主应获利上都有所减少，给予适当的表彰是应该的。例如，首都博物馆从中贸圣佳拍卖公司购藏阎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时，底价为800万元，美国大都市博物馆找到中贸圣佳公司，准备最少出两百万美元（即1800万元）参加竞投，受到拒绝，中贸圣佳公司说服物主撤销拍卖，以底价由首都博物馆购藏。首都博物馆从中贸圣佳公司购藏的明代素三彩观音造像，底价为170万元，上海收藏家徐伟达先生身带三百万现金前来参加竞投，经过拍卖公司说服物主和买主后宣布撤销拍卖，由首都博物馆按底价购藏。首都博物馆从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以15万元购藏的明吴纳《孔子与七十二贤图》手卷，原物主是孙悦汉同志，当他找到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同志要求拍卖时，秦公同志说：这件珍贵的手卷应该回到孔庙才是它的归宿，才能体现它的价值，首都博物馆现在建在国子监的孔庙内，可是首都博物馆的经费非常紧缺，价钱高了买不起，就定15万元，由他秦公向首都博物馆去说半捐半卖，给一个表彰的证书，再请赵榆同志写一篇文章发表，宣传一下。孙悦汉同志是孙瀛洲先生的堂侄，孙家对博物馆有特殊的感情，就欣然地允诺了。可是，此事办成后不久，秦公同志不幸逝世了，我撰写的《孙悦汉先生与他的孔子与七十二贤图》发表在《收藏家》杂志上，而关于首都博物馆的表彰，至今我尚未听说。
特别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从中贸圣佳拍卖公司购藏的米芾《研山铭》手卷，国家文物局按照启功等专家的意见，既要动用优先购买法坚决买下，又不能超过3000万元；而卖家的最低价又不能少于3000万元；参加拍卖会的买家台湾的王定乾、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等准备竞投的最低价都在5000万元以上，米芾的老家湖北襄阳也派来购买团；新闻媒体《钱江晚报》以一个整版刊登出通栏标题《研山铭五千万也不卖》。中贸圣佳公司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说服了卖家，安抚了新闻媒体，免收了国家文物局的佣金，自己公司赔了百万元的宣传费，满足了国家文物局优先购买的要求，真可谓排除万难，才争取到胜利。我认为，像中贸圣佳公司这种精神，也是应该给予表彰的。
第三是要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发掘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是关键。国有博物馆要鼓励本单位有鉴别能力，品行端正的工作人员，深入拍卖市场，特别是操作比较规范的大拍卖公司，从这些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挑选发现博物馆需要的藏品。同时国有博物馆还要重视文物艺术品市场上有鉴别能力的人才，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据我所知，这些人才大多数都是愿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譬如，北京保利拍卖公司2011年秋季拍卖会推出一件石涛《五百罗汉四屏》，以6670万元成交。对此拍品有的社会上的鉴定家从山西省图书馆，查找出一本手抄本毕沅文集，文集中对这件石涛《五百罗汉四屏》做了十分清楚的记载，这是非常重要的著录，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毕沅家族收藏的，如果我们国有博物馆能听到这位专家的意见，用六千万把这件十分珍贵的石涛《五百罗汉四屏》买下来，可以说是在拍卖市场上捡了一个漏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能沉下心来，总是能在这浩瀚的拍卖市场上，找到我们博物馆需要收藏的文物的。2011年。易苏吴同志就是在中国嘉德公司的小型拍卖会上。以80万元买到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明封佑善禅师诏书》。此诏书丝质，长230厘米，宽31.6厘米，保存完好，文字、用印均清晰可辨，是研究明初甘肃僧人在明朝宫廷活动的重要个案史料，应该说，这是一件应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的重要文物。
还有，《蒙古山水地图》，缣本，高59厘米，长3012厘米，被专家称之为唯一能与现存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中世纪世界地图《伽泰罗尼地图集》（1375年）、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年）、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t官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藏《毛罗世界地图》（1459年）世界四大地图相媲美的大地图。《郑和航海图》是明朝与西方海上交通的真实写照；《蒙古山水地图》是全面反映明朝与西方陆路交通的真实写照，翔实地绘制了从嘉峪关到天方（甘肃酒泉到沙乌地阿拉伯的伊斯兰圣城麦加），211个明代地域名。此图绘制于明嘉靖三年至十八年，说明在十六世纪中国人的历史知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反映了丝绸之路的最后的辉煌。但是。对于这么珍贵一件的文物，2002年收藏家易苏昊同志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用七十万购买回国后，与国家文物局联系，希望以原价交给国家文物局，然后国家文物局调拨给新疆博物馆。当时新疆文物局岳峰同志在北京中央文化部带职学习，负责与国家文物局某处长联系落实此事，但是此处长述而不作，硬是把此事拖荒了事。后来，易苏吴同志经过请教傅熹年等专家意见之后，诚请林梅村同志进行研究，经过林梅村同志用四年多的时间潜心研究，撰写出《蒙古山水地图》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震惊世界，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邀请展览，反应甚佳。
此事如果我们工作人员不坐失良机，此件重要文物也就成为国有博物馆的藏品了。
第四，对于当前文博界出现极少数所谓专家的“鉴定事件”，给文博界蒙了羞，名誉造成极坏的影响，有的文博单位因此对其专家作了很多限制。对此我认为，新闻媒体对此种情况不必扩大渲染，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哪行哪业没有这种瑕疵；文博单位对此种情况也不必矫枉过正，因噎废食，谈虎变色，约束自己的专家，脱离社会，远离商业企业，因为这毕竟是极少数的个别情况，代表不了文博界的整体，我们文博界的绝大多数的专家都是好的，对于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的。我们的拍卖企业，特别是大型的、操作规范的拍卖企业，对于文博界的专家也是十分尊重的，他们渴望这些有真才实学专家的帮助，遇到任何鉴定问题，都要十分恭敬地请教有关门类的文博专门家。例如，2004年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征集到一件乾隆皇帝《八征髦念之宝说玉屏风》，经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鉴定委员张广文同志考证，此屏风为清东陵乾隆墓隆恩殿丢失之物，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还有一件乾隆《玉觥》，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第一次拍卖时，标名字为明代《玉匝》，后来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第二次征集到此件拍品，诚请张广文同志鉴定，经过张广文同志认真考证，查考了乾隆御制诗全集等文献，重新定名为清乾隆御制《玉觥》，从一件浇花用的器皿，正名为盛大宴会上觥筹交错饮酒用的酒器，其价值顿时倍增。
总之，我希望通过这篇《再谈文博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推动与支撑》，引起大家的共鸣，希望国有博物馆能够涌现出一批德才兼备的文物鉴定专家，希望国有博物馆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购藏到更多的珍贵、稀缺的文物藏品。希望文博系统在今后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上，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