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诞生到移植中国，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后现代”这个名词指称了一个复杂而含混的人类的生存世界。大师利奥塔描述的后现代的要义是：向总体性宣战，用局部决定论取代总体性；对元叙事持怀疑态度，用微观叙事取代宏观叙事；在认识论上走向宽容，反对二元对立，强调边缘、局部和多元差异等等。拉康、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则分别从不同角度来解构人们的思维习惯，对既有的文化进行消解、颠覆性的批判。在中国，新的理论唤起了一批处在思想觅食状况下的狂热的追随者，做着把整个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纳入后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努力。
上述种种后现代的主张看不出任何的不妥，可是后现代不是一连串的抽象概念，后现代也不是纯粹的学理游戏，它实实在在地对应着真实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判断力。如果说传统社会中人类的精神结构对应着真、善、美，那么经过后现代的怀疑和解构，真善美显然不是原来的真善美。为了免于二元对立思维的嫌疑，笔者不能简单地说，真善美变成了假恶丑。但是，以下的几个例子，将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真、善、美至少转变成了非真、非善、非美。比如，那些被抄作得沸沸扬扬的少年作家，不必用痛苦的考试压抑自我，只要靠文学才华就做出各种“反叛”的事情来；还有那些在灯红酒绿的国际都市里的女郎，麻醉在酒精甚至毒品之中，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家庭，不要孩子，没有心情给予别人任何廉价的同情，沉溺于漂泊的生活。这类形象倒是符合后现代的集体想象。又比如，古典时代誓死不渝的爱情宣言已经被怀疑得形同骗子的骗术，而后现代社会中，情和性、灵与肉的复杂关系被无限夸大，本能与头脑的战争无休无止，千奇百怪的性关系在各种角落里冠以隐私的名义公然展开；“后现代”语境果真不食其言，有足够的社会宽容度，所有这一切几乎全部成了后现代景观的合法主角。在后现代的旗帜下，几乎是没有了对错，没有了善恶，也无所谓美丑；欲望是最应该被尊重的，理性和道德是把人压抑成非人；历史是可以被随时拆卸再拼合的；只有个体享乐的价值是没有公度的终极价值。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简单地说，任何社会思想文化的创新不会没有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构成社会生活价值判断的底线。比如，求知是好的；善良是好的；勤奋学习、工作是好的；纯真的爱情是好的；健康的性爱是好的；规律的生活方式是好的；同情心是好的；和谐的美是好的；爱自己和爱别人是好的，等等。当这些基本的问题受到蔑视的时候，就应该警醒反思一下，这些新的理论是不是在衍生出违背正常生活的逻辑。事实上，现代社会一切先进的技术成果恰是理性求知的产物，不学习的孩子们只有无知；包括家庭伦理在内的道德伦理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安全且和谐关系的基础，打破这个基础，脆弱的人能不能从孩子长成成人都是问题；不是建立在信任和长久承诺意义上的短暂性爱，是体验不到激荡生命的爱情魔力的，更产生不了成熟而博大的人格。创造不出生命本身的思想算什么思想？
面对理论、思想，我们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无知触犯了理论的权威，担心自己的逻辑经不起学理的考察，对纯粹精深的思想心存敬畏，以至于放弃了自己生活的判断力，自我的思想被麻醉了。思想本身有着某种遮蔽正常生活逻辑的能力，它也是一种催眠的力量。这种警醒对于众多普通的人来说尤为重要。比如一个孩子真的相信了可以大部分学业都不及格而成为少年作家，或者真的以为Ｆ４之类是青年们唯一应该学习的偶像，而他的家长也认为任何生活方式都是可以被允许的，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会无谓地耗费掉自己大量的青春。如果人们真的认为那个独一无二的自我是唯一应该关注的，而逃避承担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责任，恐惧被他者束缚而失去自我的所谓自由，那谁也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和幸福。更不要说，如果青年人真的以为不受限制的消费、酗酒、吸毒、性乱是时髦的生活潮流，那他们损失的可不仅仅是健康。那么后现代的多元、宽容的底线在哪里？后现代对于既有的观念解构后的建构在哪里？后现代的边缘反抗中心的价值依托在哪里？如果上文例举的种种比如，不是后现代带来的问题，那么后现代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了什么？如果后现代既不对上面问题的产生负责，也不肩负解决问题的使命，那么“后现代”这种思想真的对我们有价值吗？
这个年代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是保守的，因为开放是潮流。但是问题远远要复杂，比如如果有人想和你上床，他的理由是你不应该那么封建保守，这时“开放”就是个诱饵，还是个几乎无法反驳的诱饵。而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与其说是放松人的身体，不如说是麻醉人的头脑，它的作用是使人既不了解真实的自己也不了解真实的生活。常识开始受制于思想的潮流。
知识分子―思想权威的阴霾
如今，知识分子究竟指称哪一类人群还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但通常在人们心中，知识生产体系中的文化人当然是属于知识分子，比如教授、作家、博士……。一旦拥有此种头衔，也就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力，他们的所言所行就有了思想的性质（无论是自己的思想还是重复别人的思想）。有一次朋友问我，你们大学里是不是也挺乱的，……就象娱乐界。笔者无法回答。应该说，知识界如果给人们形同商界、娱乐界的印象，而知识分子可以比做商人、演员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可是如何辩护呢？王力雄先生多年前就揭示出当今“知识分子渴望堕落”的心态。九十年代以来，诸如种种学风浮躁、学历贬值、学术腐败的问题就不用提及了，浏览一下充斥市场的文化商品，属于知识分子严肃立场的言说已经不是很多，难以建立关于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
拿文学来说，相当一些小说的创作几乎就是一种欲望展示的文本：唯一的主题就是情爱的纠葛，唯一的思维起点就是人受到肉体欲望和世俗道德伦理的折磨，唯一的景象就是破碎的、冲突的、沉溺的感官世界，唯一的出路就是酒精、毒品、性放纵。新锐评论家们称赞它们打破了禁忌，开创了文体和文风，揭示了人类的本能和人性，这的确是我们时代的部分象征符号，但是这到底多大程度上能说是完全真实的生活呢？比如说，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吸毒是一件不应该去做的事，但是我们有的作家偏偏要把毒品和酒精作为生活中小说主人公的存在道具，似乎没有它们，人物的放纵就无法展开，然后评论家们在后面叫好。当然，要说他们是在赞美吸毒，那应该不是事实，但是要说这些人在乎的是人的各种欲望，似乎找不到出路的欲望是人们生活的唯一真相，那大致上是没有错的。不难看出，他们在乎的和生活应该的样子是没有关系的，而和所谓的作家、评论家自我的内心到是极为有关的。更令人沮丧的是这种话语是会传染的，现在打开任何一份专业外的杂志、报纸，几乎不可能找不到这种话语符号，尤其它们成了文学版每期必备的题材。文学就是这样创造另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世界的吗？
心理健康的人才会有健康的爱情，同理，建立在泛欲望化文体之上的理论会有什么可信度？比如搞文学理论的，看得最多的是街头小店里卖的艳情碟片，自然会为艳情片说话。一个对音乐、绘画等艺术样式并不深入了解，甚至长期不听不看艺术作品的没有艺术气质和艺术思维的人，难道仅凭自己的审美经验就可以创新出各种艺术理论，用它们来衡量艺术的经典性和艺术价值？一个连对小动物进而对小人物都毫无爱怜同情之心的人，说他关心人类的命运，这恐怕是最抽象的、只属于他自己的命运。虽然说文学本身不是建立现实的秩序，但这个独特的世界一定和现实世界相关，没有比把文学变成垃圾场更摧毁人心的了。失去情感的动因，大家变成没有感觉的人，这是极其可悲的；不过据说没有感觉是这个世俗世界里长大成人的标志。
那么致力于思想的知识分子怎么样了呢？任何思想创新总会出自于某种生活理想（不是指完美的乌托邦），至少思想家觉得自己的思想穿透了现实的迷雾，或者认为某种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更为健康、更为可取。问题是，这是基于什么基础的思想，是基于完全个人的幸福，还是基于更多人幸福的思想？是为自己的思维和生活寻找合法性的理论创新，还是基于对知识和智慧的热爱而进行的思维努力？理论文字本身是不自明的，就是说思想者无论写多少伟大的著作，都不直接等同于它的实质意义；而这个实质应当是相对于历史和普通人来说的。现在经常会有这样的疑虑，比如，一个对爱情没有感觉或者说仅对性欲有感觉的人写的爱情是爱情吗？如果一个人看见路上褴褛的乞丐，内心毫无反应，那么他说他的思想关系社会前途命运，说他的理论将改造过时的思维传统，这是不是件可疑的事情呢？不在乎老百姓的生活和想法，那么谈什么日常生活，谈什么民间性？如果真如有些人以为的无所谓历史、价值和真理，那要知识分子干什么？
现实的问题真是很多，也的确有关心社会和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努力，比如九十年代中后期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大家各执一辞都有道理。但是除了派别和逻辑上的争夺上风外，与现实大致是毫无关系的。人们更关心与生活相关的问题，比如说，面对某些猖獗的黑社会势力的横行，面对种种非法走私、腐败和钱权色交易等等，社会和人民应该如何。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抽象的民主政体的问题，它们更类似于人类世界的“永恒罪恶”，无论什么制度什么口号下都会出现的问题，是防不胜防而必须警觉并且行动的真正的问题。只是一味地分析对全球化的态度，对民族传统的态度，那难免陷入空对空。在这个角度上，有些知识分子还特别容易陷入偏执的非主流、非官方立场，就好像官方的东西全都是虚情假意、道貌岸然。比如有些人对电视媒体上的正面人物、忠于职守的刑警队长等等形象很是不屑，就好像主流意识形态又开始企图控制他们“自由”的神经了。事实上社会治安的安定真的和这样正直的人物不可分割，他们没有什么非人性、非人道的假象，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就好象人们大多不可能做到雷锋做到的，但人们不能因为自己做不到就说雷锋是虚伪的，或者说人民不需要雷锋。可惜的是，目前的思想状况确实有种种险隘的人性论，狭隘的人道主义，狭隘的相对主义的嫌疑。
思想的相关率
影片《谁说我不在乎》里有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她的父母陷入了婚姻的危机。一天妈妈问她如果爸妈离婚能不能接受，小女孩不加思索地回答：你们放心地离婚吧，我才不在乎呢！到时候还能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分别给我零花钱，多好。再说没有这点心理承受力，怎么能做现代小孩呢！这样的回答当然并不会真正减轻母亲的烦恼，而小女孩也并不清楚自己对父母离婚问题的真正态度，她的不在乎的表现只是事件与己无关时的态度，这种态度来源于她对“现代小孩”形象的盲目认同。可是当她知道爸爸妈妈真的要离婚了，却哭着喊着对两个大人说：“我不许你们离婚！谁说我不在乎！你们离婚我就死！”当事件不再是假想，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才会亲临，什么是自己愿意的、能接受的、赞同的才开始显现出来。其实这个状况也普遍适用于非儿童的人群。如果一种思想、一种命运、一种态度无关自己的性命，我们也能表态，但既使再振振有辞，也只是盲目地追随了潮流或时髦，这种情况下任何思想的流行都是危险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的反面是什么，谁也没有警醒过我们今天高声赞美的事物会成为明天的灾难。
小女孩会在自己的完整温暖的小屋真的要拆散的时候才感到后悔、恐惧，才生出挽回的急迫，但很多时候人们会连后悔和挽救的机会也丧失了。比如，有人回忆道，当法西斯说要消灭某某人种时，我们沉默；当他们又要消灭某某人种时，我们还沉默……最后他们提出要消灭我们的种族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替我们说话了。这种状况真可谓是人类集体具有的“普遍盲目”，是处在人们热衷谈论的（诸如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激进保守、民主专制、革命改良、理性欲望等等）很多话题之外的。简单地说，就是当事情与我们不相关的时候，我们做的判断如何能和当事情与我们相关时的判断同样合乎理性，这样我们才不会仅仅凭借情绪和无知就犯下无法弥补的过失。
回到文章的开始，为什么要反对后现代？后现代当然不是一无是处，不仅有其深刻的一面还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必须面对其对理性、道德和审美的伤害。当非真、非善、非美变成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沉默就意味着失去机会。就像如果当普遍的潮流认为婚姻是坟墓，忠诚是不道德的时候，那些渴望美满婚姻且能证明婚姻是美好的人们如果不说话，等到婚姻代表的一切真的被败坏的时候，美好的婚姻就真的不可能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最私人的问题也就是最公共的。
当然究竟是思想欺骗了人，还是人玩弄了思想，这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
编辑 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