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人民革命胜利进程加快，新中国电影事业迈开创建步伐。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与有力领导下，实现了从规划到奠基的成功跨越，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起步与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凸显了党的领导作用的极其重要与无比宝贵。
高瞻远瞩绘制蓝图
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经晋绥解放区到达河北建屏县（后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朱德等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在这个位于太行山麓、滹沱河畔的小山村里，开始部署、指挥夺取全国决定性胜利的三大战役，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准备，其中就有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同时，一向予以关注的文艺工作。最具广泛群众基础和巨大社会影响的电影，居于突出位置。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党就指示并积极支持一批党员在上海进入新兴的电影行业，团结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影坛高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鲜明旗帜，拍摄出了一批优秀的进步影片，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创造了优秀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又由周恩来亲自筹划，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延安电影团。尽管物质条件艰苦需要“精兵简政”，但仍给予扶持，培植壮大了人民电影事业的幼苗。解放战争进军帷幕揭开之前，在党的直接组织运作下，经过复杂激烈斗争，于1946年春胜利接收改造长春日伪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简称“满映”），建立起人民电影第一个正规完备的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一边用电影记录伟大的解放战争，一边培训大批干部，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创。
正是依据开展进步电影运动和解放区电影工作的实践经验，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对创建新中国电影事业进行了部署，实施了一系列重要决策。
1948年10月26日，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全境将获解放，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东北局宣传部发出《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指示》虽是对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报告和计划的答复，却涉及关乎全局的电影工作指导思想和基本规范，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纲领性文件。
12月初，平津战役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宣传部再次向东北局宣传部发出指示，对电影事业的统一、全国电影领导机构的建立、国民党电影机构的接管，以及进一步抓紧解放战争新闻纪录片的拍摄等作出安排，從东影抽调干部进行相应准备，以确保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工作顺利进行。
中共中央关于电影工作的部署，既切合其时电影工作实际状况，也符合文艺根本规律特点，高瞻远瞩地指明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方向和道路，不仅促进了解放区电影事业发展，而且在国统区引起极大反响。聚集在香港的众多电影界进步人士，表示拥护与支持。他们中不乏电影行业兴起时就投身其中的前辈、在左翼电影运动中奋斗的健将。他们因内地局势紧张为保全力量，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避走香江，亦有不愿与国民党政府同遭覆顶另求出路而来到香港继续从影的。
1949年3月27日，香港《电影论坛》总第3卷第2期，集中推出“新中国电影展望”特辑，刊登了顾仲彝、吴祖光、欧阳予倩等18位影剧界人士的访谈。编者在导语中称：“眼看新中国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诞生了……站在电影岗位上的文化战士们，对于这一次伟大革命，曾经贡献了不少力量，今后也一定加倍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努力……”参加人士热情洋溢地发表各自的见解，对新中国电影事业充满期许。
随后，欧阳予倩、夏衍、柯灵等16位电影界知名人士，联合签署《电影政策献议》， 言明“电影是一种具有较优越性的文教工具，它的表现力强大，传播力广泛。由于它的优越性强，它能更有效地服务于人民”，“电影又是一种重要的企业，在资本主义的国家，这种企业被视为和钢铁石油同等重要的环节”，“正像一切工商业一样，中国的电影事业，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被压迫地位”。“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彻底和完全胜利的现在，我们——一群电影工作者，首先诚挚地表示，我们愿以至大至善的努力，来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电影事业。其次，我们愿以实际工作中得来的经验和身受的痛苦，提出如下建议以供今后拟定电影政策的参考。”
其建议计20条，涉及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审查等诸多方面，主要有：无条件没收并接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国营”电影制作机构;彻查私营制片厂之有官僚资本者，没收其“官股”;彻查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之电影“接收”工作，凡贪污舞弊之人员，予以应得之处分;凡外国电影必须其内容纯正，技术优良，始准输入，由政府之贸易机关取得放映权，统筹办理;整理并扩充国营制片机构，并按地方情形之需要在全国设立分厂;凡致力于进步影片摄制的私营制片公司应予积极扶助，并鼓励优良电影工作者组织合作社性质之制片机构;积极筹设国营特种制片厂，专门制作国防教育、科学、生产等一切教育上应用之影片;广泛设立公营电影院，先在每个省会，然后推及每个城市以至较大村镇;广设流动放映队，到农村、工矿及军队中放映;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之电影检查制度，以及建立全国性的电影工作者（包括艺术部门与技术部门之工作者）工会组织，整肃电影从业队伍，培养艺术及技术人员，积极筹办电影机械及器材制造厂;等等。
这些政策献议由4月28日奉命离港赴北平的夏衍，直接带交给中共中央，受到重视并予采纳，体现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创立的举措之中。如人民政权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电影企业全面接管，制定颁布电影业登记、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电影旧片清理、国产影片输出和国外影片输入等五项暂行办法，建立国营制片生产基地，对私营电影企业实行团结、帮助、改造政策，以及陆续建成新闻纪录、军事、科教、译制片等特种专门制片厂，成立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等。
运筹帷幄奠定基础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建立新中国的时机日渐成熟。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遂着手展开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其中就有一直关注的人民电影事业。以既定的“电影事业统一”部署为重心，在建立领导机关与接收电影事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创建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前中宣部发出的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中，已明确提出“平津攻下后，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应设北平”，并“由牧之负责”。进驻北平“组阁”伊始，周恩来即予以落实，于当年4月正式成立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通称“中央电影局”）。这是新中国最先设立的文化工作机构，负责管理全国一切有关电影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建设问题，包括全国公私营电影事业及国内外影片和电影器材之进出口等事宜，委任袁牧之为局长。
袁牧之成为首任局长，乃因其既谙熟电影创作与生产，又懂得电影事业领导与管理，有多个“第一”创造：自编自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故事片《桃李劫》、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戏剧故事片《都市风光》、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创建党的第一个电影制作机构“延安电影团”、编导根据地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创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生产机构东北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等，是难得的组建电影事业管理部门的全面型领导者。
中央电影局初建时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划归文化部。其诞生标志电影在中国结束个体生存和行业分散状况，开始进入主流政治话语和国家行政规划，走上统一领导、正规发展路途。电影局切实履行了作为全国电影事业统一领导机关的职责，通过专门设立的艺术、制作（技术）两个委员会，依托在接收旧有电影产业基础上建起的东北、北京、上海三个制片厂，连同相继成立的全国影片发行总公司和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六个行政区的影片经理公司，以及小型电影机械厂和感光材料厂等，全面迅速地担负起组织影片生产和发行的任务，卓有成效地形成自上而下的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系统，确保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顺利起步，并为之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部署接管北平时，中宣部对电影接收作出指示：“平津不日即可能解放，北平有中电三厂、影片经理机关各一及影院七个要去接收，由东影派去干部在军管会指挥之下，此项接收干部应立即前来。”东影迅即派出曾参与接管伪“满映”、创建东影的秘书长田方率队火速赶赴北平前线，会同隶属于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电影队，在北平军管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的中电三厂、长制北平办事处、中央电影服务处华北分处以及9家官僚资本的电影院进行接管，在此基础上于4月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北京电影制片厂。
当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攻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后，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中央宣传部又对这两个大城市电影产业的接管发出电令：“一、沪接收之五个电影制片机构，改组为统一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凡接收之影院均隶属该公司。二、南京接收之各制片机构，房地产及器材均拨归上海厂经营，南京接收之影院统归华东影片经理公司南京办事处管理。”
鉴于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又是中国电影的起源地，国民党官僚资本性质的电影机构大都集中于此，周恩来特意电示中共香港工委，调回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他们都曾长期在上海从事隐蔽斗争和统战工作，夏衍还曾受党指派出任最早在上海进入电影行业的电影小组组长，是进步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三人刚到北平落脚，周恩来就匆匆赶至华北局机关圆恩寺胡同接见，传达中共中央决定：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协助副市长曾山接管財经;夏衍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兼文化局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他们在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接见后，南下到达丹阳，参加由已被任命为上海市长、军管会主任陈毅主持的集训。夏衍担任了上海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分管文艺，主要是电影，与先期到达的中央电影局指派的南下接管代表于伶、钟敬之会合，一起随军进入上海，在上海地下党及进步电影工作者密切配合下，积极而审慎地进行了电影接管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汪伪政权所属电影厂棚、设备、技术人员等，建立了分属其党、政、军、三青团及上海地方势力的各种电影机构，有中电一厂、中电二厂、中制摄影场、上海实验电影厂，以及管制电影发行放映、进出口业务的中央电影企业总管理处、电影审查委员会等。这些单位按照政策都应予以接管，其中的艺术、技术人员，除极少数外，大部分都是爱国的，而且在解放前夕已与地下党及进步电影工作者有了联系。面对这一特殊状况，夏衍等严格而灵活地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及统战工作策略，采取先接后管的方针，先仅向各被接管单位派出一名联络员，规定由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自己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选出带头人，进行时事政治学习，促进提高思想觉悟，转变观念。同时责成该管理委员会清点器材，登记造册，负责保护资产、账册、档案等，听候接管验收。由于原先就有统战团结工作基础，这些单位的艺术、技术人员，也都高兴地迎接解放，主动积极地配合接管。在此基础上，由夏衍负责着手筹建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至此，连同已有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新中国电影三大生产基地诞生。
精诚所至队伍壮大
新中国电影创建，离不开具有一定政治水平、生活体验丰富、能够掌握运用电影艺术和技术手段的队伍。在中共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考验，业已形成可作来源的两支大军：一支是战斗在解放区的电影和文艺工作者，另一支是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如何促使两者麇集起来，是开创新中国电影事业所致力的。
深谙电影需要各种门类专业人员通力合作的周恩来，非常注重为新中国电影麇集人才。早在1948年8月23日，他就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城市工作部（即统一战线工作部前身）部长李维汉一起，在西柏坡致电中共香港分局及夏衍：“望夏衍将我散在上海、南京、重庆和香港等地的电影戏剧人才，除留下少数外，其余动员去东北或华北，以发展解放区的戏剧特别是电影事业，并为全国胜利后的需要做准备。”同年11月21日，他又与陆定一致电夏衍：“望从港、沪调集电影人才前来，在上海的有蔡楚生、司徒慧敏、郑君里、史东山、陈白尘、孙坚白、耿震、王为一、徐韬（编导、演员）、辛汉文（化装）、舒模、盛家伦（音乐）;在香港的有章泯、瞿白音、王逸（导演）、特伟、丁聪（美术）、伍华（摄影）。其他未提名者及摄影、布景、录音、拷贝、洗片、剪接与机器制造人员，能来者亦望约来。”
周恩来直接过问了包括电影界在内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召开，非常关注两支大军的会合。
1949年5月13日晚，周恩来专门在中南海约请周扬、茅盾、萨空了、胡愈之、钱杏邨、潘汉年、许涤新、夏衍、沙可夫、袁牧之、郑振铎等座谈，表明“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决定在新政协开会之前，开一个文艺界的代表大会，目的是解放区的和大后方的文艺界会师，加强团结”。周扬、沙可夫汇报了筹备经过及有关情况后，周恩来说：“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现在他们不反共、不反蘇，都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应该敌视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今天在座的都是新文艺工作者，新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团结旧文艺工作者，可以肯定地讲，旧文艺工作者（一般所说的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当然，新文艺工作者内部，也还有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问题。”周恩来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
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周恩来在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将团结列为所论述文艺方面几个重要问题的首位。会上，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总报告，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报告，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分别论述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会议还安排阳翰笙和袁牧之分别向大会作了发言，题为《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和《关于解放区的电影工作》，回顾总结了国统区进步戏剧电影运动和解放区电影工作历程、成绩和经验。闭幕式上，正式宣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选举产生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委员会，委员95人（其中剧影工作者26人），候补委员26人（其中剧影工作者2人）。
周恩来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提到了组织的问题：“这次文代大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又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才，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是大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门的组织成立。”据此，7月26日举行了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影协章程，选举产生了全国委员会委员41人、候补委员13人;选举阳翰笙为主席，袁牧之为副主席，阳翰笙、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陈波儿、陈白尘、吴印咸等为常务委员。中国电影界首次盛会的召开和影协领导机构的建立，实现了全国电影工作者的团结和统一。
8月，中共中央作出专门决定，责成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抽调一批经过斗争考验并有工农兵文艺实践经验的文艺工作者，充实电影队伍，加强电影创作力量。新中国电影队伍更呈壮大之势。这支队伍中，既有参加过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左翼电影运动的老一代电影家，也有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和文艺战士，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加电影队伍的年轻一代， 形成了艺术创作不同层次的各个梯队。他们的经历、思想和艺术修养各不相同，从解放区和部队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洗礼，熟悉劳动人民和战士的生活与情感，有丰富的工农兵文艺工作经验;而来自国统区的电影艺术家则有长期的电影艺术实践，掌握了电影的规律和特点，且较了解城市生活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心理，正好造成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条件，更好担负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重任。仅东影、北影、上影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两年时间里，尽管生产条件很简陋，仍摄制完成了35部故事片、280部新闻纪录片和6部美术片，以及43部译制片，受到全国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认可。
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到拥有比较完善的电影领导机构、三个正规化的电影制片厂和初具规模的放映系统，以及一支蔚为大观的电影艺术、技术和管理专业队伍，新中国电影事业开创的成功实践，再一次生动有力地印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一切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电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