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深夜，朋友的电话挂到了我家里。他的声音绷得紧紧的，像是被踩着了脖子：我很害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从阳台跳下去、就有什么一直拖我到阳台、我不想死……我嘴里和他聊着，一串又一串的念头从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最后我说：明天去买几盆大的仙人球，摆在阳台上，再去庙里请部经书，最好是心经，啥时候心里不安静了就读几遍……挂断电话，我琢磨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而我真正想告诉他的却没说出来？如果告诉他“至诚如神”，急切之中祸福交战的他，怎么能信？未能信，解决不了问题；未能摒除利害计较，走不近儒家。然而几天后，他说，谢谢，现在好多了。再几天后，我看他的进退出处，依然素散乱行乎散乱。后来他也没有再出现类似情况。但每见到他，我心惴惴觉得似乎误了他了。
大约五年前的一个烟雨绕身的春日，在杭州西湖边和一位画家教授聊天。那阵子他该正画着许多笑嘻嘻的菩萨法相，而喜谈心性、言佛老无为。我说，儒家也重心性、比道家更早提出无为。他说，好像好多人都不知道啊。
去年在依然茂绿的秋初的南方参加朱子研讨会。因我还别有着有时繁杂的工作，一夕闲谈中，有人谓我：真不容易，还有兴趣研究这个。我率尔答：不是研究，是信仰。不料，一时举座默然。这件事，就此一再撩拨着在我心里徘徊了许多年的疑团。
今日中国最值得玩味的现象，是无数的人在讲解儒家的旧章，甚或以此为发财的法门；而同时，讲的人却始终只是讲口头学问、纸上文章，似乎并不认为儒家思想（特别是先秦的儒家思想）是以反求诸己为先的。所以讲归讲，究竟与讲的人自家身心没啥关系。换句话说，现今狠讲国学复兴的人们，似乎并不准备尊崇并且奉行儒家的思想，他们只是研究者而不是儒家，而且拿不太靠得住的“儒家思想”加以评说，批判性地。特别逗乐的是此行中的学者名家，或忧心忡忡或嘻嘻哈哈地谈社会风气、谈孩子们的国学不热而家长热、谈儒学复兴的限定性、谈朱陆异同，就像是谈论靠近火星的事情，其诚恳的程度还不如赵忠祥述说动物世界。你们自己都不信，却要别人信？
要信仰儒家，先要有儒家信仰。有儒家信仰吗？我确实没有见过作为专有名词提出来加以探讨或阐述的有力文章。当今的人不用说了；个别的说了吧，不太靠谱；更多的人（特别是吃国学饭的人），说到儒家就像有点儿担心每天必整的被窝里蹦出一群蛤蟆来，脑子里怎么也拎不出信仰二字来挂钩。前辈的许多学者，我觉得是出于谨慎的道德责任感和学术良心，没准备好这么说，尽管儒家信仰一词已经呼之欲出。举例说，余英时（1）评论钱宾四（2）道：“儒家对于钱先生而言，并不是一种历史上的陈迹，公供以客观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儒家是他终身尊奉的人生信仰”。但钱先生本人，只说到：“‘性善’这一番理论、可以说是哲学，亦可以说是宗教信仰，……话虽浅，但这是我个人的信仰”、“我们从这一个大理论大信仰之下，来简单讲周公和孔、孟。这套理论与信仰……”、“性之善，心之灵，此是中国人对大生之两大认识，亦可说是两大信仰”、“人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乃中国人文教之信仰中心。”我还疑心持这样的严谨态度也是为的避免起哄：1912年的孔教会要“孔子配上帝”（康有为的话）以改名孔学会收场、1923年的科玄论战（3）以主张科学代替不了人生观的张君励（4）们背上一个“玄学鬼”的恶名收场。民国初年思想界的复杂局面总是闹得人后怕，五谷不收然后草根树皮猛涨价。到如今就更奇怪了，一听说信仰，便问道：你信主吗？你拜拜吗？信仰二字遂成宗教专利，只有信仰上帝和菩萨才配堂堂正正说出来似地。真是奇怪，中国人像是没有自己民族的信仰，纳闷这伙人的三千年就这么糊涂混过来了？这就是我心里的疑团，被它绕来绕去实在是不舒服，就琢磨着，儒家够不够中国人信，或者说，儒家思想能不能自足而支撑中国人的信仰。
研究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大体是：儒家思想高度依存于古代政治制度(特别是明清两代的专制政治)，现在革命成功了，四个现代化也快实现了，儒家思想已无存身之地。科举制都没了，拿什么来复兴儒学！这么想，也有问题，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并没有成为西方社会(这是美国比较郁闷的事情)，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到了抗洪救灾，特别提出“发扬传统美德”来宣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还是台北的四条人道，可见中国人不得不宣传儒家思想(常常羞答答地)。这么说来，儒家思想的存在，可以并不依存于古代政治制度。换言之，儒家思想有其独立的、不依附于政治制度的地位。这从出现了大量学者赶去机场看明星似的讲儒学现象，可以反证。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脱离了长期戕害它的古代政治制度(指的是秦汉以后)，儒家思想可以在今天存在。这对儒家思想反而是好事啊！儒家思想好比澡盆中的婴儿，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则如洗澡水，当然不能把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泼出去，更不能把婴儿丢出去而留下洗澡水。
一个人要信仰某种思想，先要有愿，然后才去寻找能了其愿的思想。就我看，人类有三大愿：第一大愿是要知道怎么判断人生的价值，或者说人生价值的根源在哪里。如果找不到人生价值的根源，人就失去了基本的立足点，没有方向、没有力量、没有恒心、没有归宿。比如说“人之初，性本善”，有人却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又有的说“此世为善，非于他世，故不名善”，怎么办？不是乱了套了嘛。不过不要紧，儒家思想提供了人生价值的道德判断。道德判断不是神的判断、不是外在的绝对精神之类的判断，而是源自于每个人自己的“心”的判断。你是人吗？是。人的天性就根植着仁义礼智，你把他们找回来吧。完了。第二大愿是要和他人和谐共处。家人、亲戚、邻居、同学、老师、同事、上下级、官员、一把手，都算。怎么处理？孔子说了五个字：“修己以安人”。修已是从找同仁义礼智之心开始，做个像样的人；安人是看看和你在一起的人，安不安。就这一个标准？就这一个。这么简单？不简单。成家了，家庭安；工作了，同事安；当老板，员工安；容易吗？第三大愿是生死大关。大限到来，看看儿孙绕膝、装修得这么漂亮的房子，真是心不甘。再说，也不知道那去的是什么地方，孓然一身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就被抛到外太空了似的，怎么不满心惶恐！但是在儒家信仰里，你永远不会是孤独的，因为儒家教导你修炼你的心，摆脱个人可怜的一己，孝悌忠信仁义礼智，而通晓人类大群的意志。当你活着的时候，同时有你的心活在人群中，这是死神夺不走的；孔子、孟子、你所敬仰的往圣先贤（还有列祖列宗）早就与你朝夕相处，死亡当然也无法改变接续千古的历史文化之心。一句话，你活着的时候就活在了永恒里、活在了天堂上。
儒家信仰的独立性被古代政治制度掩蔽了，但这有个好处：容易取信。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就信了，像是中国人吃饭自然而然抓筷子。这在中国今天，就要难得多了。但我们看实践，要建立真信实信，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慧能（5）和尚说：“一悟即至佛地”，说得也容易，而朱熹（6）论道：佛法至禅而大坏。王阳明（7）门下的“满街都是圣人”，也有顿悟意思在，而黄梨洲（8）论道：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慧能和阳明说出的这些话，他们自己是经历过千回百折、从九死一生中得来，后人读这些话的时候却把大段工夫轻轻放过了。这大段工夫，就是“行”，要去做。通过“行”而增加“信”。高忠宪（9）“如电光一闪，透体通明”的大悟之后，过了十三年，才说出“方实信孟子‘性善’之旨”。大体说，宗教容易立信，因为信在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成佛还是成恶鬼？一听就有畏惧。儒家信仰建立在自己本心，信在内，要立竿见影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本文开头说的故事里，迟迟疑疑的原因所在。
（1）余英时：1930年生，历史学家，钱穆弟子。
（2）钱宾四：钱穆，1895-1990，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
（3）科玄论战：发生于1923-1924，论战三方代表人物为“玄学派”张君励、梁启超，“科学派”丁文江、胡适，“马克思主义者”邓中夏、瞿秋白。
（4）张君励：1887-1969，著名政治活动家，民盟发起人，主持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
（5）慧能：638-713，禅宗六祖。
（6）朱熹：1130-1200，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为儒学集大成者。
（7）王阳明：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8，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
（8）黄梨洲：黄宗羲，号梨洲，1610-1695，清初学术开山人物。
（9）高忠宪：高攀龙，谥忠宪，明东林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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