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当代的厦门本土作家，无论他后来多么的扬名四海，他与《厦门文学》的邂逅与结缘，一定是他文学生命中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因为中国的社会原本并不那么流动，原本并没有今天随处可凭借随时可引发“爆炸”的网络，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往往就从他生活的那块土地开始，他那些属于文学的叙事抒情，也往往是最早在故乡土地的那本文学刊物上面世的。一本地方的文学刊物，可以说是那块土地上的作家摇篮，在厦门与不在厦门的厦门作家，大抵脱离不了与《厦门文学》的那些干系。
我与《厦门文学》的结缘最初发生在上个世纪的1975年，那时《厦门文学》刊名为《厦门文艺》，以32开本不定期出版，我的一个短篇小说《红缨歌》就发表在那一年的《厦门文艺》上，那时我还在同安果园中学当教师，二十多岁的年纪。
果园中学是一所农村公社中学(现为同安育才中学)，位于同安大伦山脉的东面，旁临五显溪，那时还只有一座两层的教学楼，一排供教师住宿的平房和一间食堂。这里原是一个坟场，坟冢累累，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厦抗清复明失败，转而横渡台湾海峡驱除荷虏，清兵便在厦门一带长驱直入，进入同安城大肆屠杀，而后数百具遭受杀戮的生命被拖到大伦山东侧，以一个大坑加以埋葬，所以果园中学所在地史上称“同归所”。当年果园中学靠打出的一口井为水源，水桶吊上来的水与热水瓶装的开水，一会儿就会留下一层厚厚的白色沉淀，师生说自己喝的是“骨头汤”，但那些时候在果园中学生活过的人，至今依然不要靠吃钙片补钙。学校领导是一位从海军舰艇上转业的干部叶文川，他爱写诗爱买书爱阅读文学作品，正是他的这个兴趣，我才从乡下的知青群落中被他调到了中学当民办教员，果园中学也因此有比较浓厚的文艺氛围。我当时教物理，同时负责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但遇上语文课没人上的时候，我便去代课。我的语文课讲的是《红与黑》、《基督山伯爵》，偶尔还掺点《纳粹帝国的兴亡》里的故事，都是些那时不能公开讲授的东西。但我不是语文教师，也不识上课违规的好歹，加上学校领导叶文川也爱看爱谈论这些书，于是我就放肆地大谈于连・索菲尔在“红与黑”的搏斗中的命运沉浮，谈基督山伯爵的意志，讲希特勒的疯狂，不料却给那贫困年代里的青年一些生命的振奋，当年那些听过我讲课的学生，无论他后来当了官还是做了生意，或者依然在果园那片土地上劳作不已，至今还会时常提起当年听基督山伯爵复仇、于连个人奋斗时的激动，文学便是如此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些人的生命。
果园中学在那时有一项大动作叫“劳动建校”，叶文川为人像他的写的诗一样，充满了激情壮志，他带领师生挥镬刨坟，平整土地，硬是用双手在坟冢上开辟出自己的操场和平地，所以整个学校那时堆满了座座土堆，翻卷过来的白沙土在烈日下尤为耀眼，而学校的墙报、黑板报上，则布满了师生写的“劳动建校”的诗歌、散文。
这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正在平房宿舍预备吃午饭，只见前面的一座土堆冒出三个人头，待到三个人头与他们的身躯完全摆脱土堆的淹没后，我感觉到这三个人影与众不同的气质。那是仲夏的中午，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眼，因为跋涉土堆，三个人步履有些艰难，却依然精神抖擞，一边擦着汗一边谈着话向平房走来。三人走近平房时，我便有些激动，我认出其中的两位，我知道他们是找我来的，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来的。
认识的两位一位是许宏业，那时是厦门市文艺创作组组长，他经常到同安介绍国内外的文艺情况，辅导我们同安业余作者创作。1976年粉碎“***”后他回到厦大宣传部，后任历史系总支书记，厦大出版社成立时任出版社总支书记兼副社长，我便是在他的指点下考进厦大中文系的。一位是当年同安的文艺创作领袖徐金镛，他是同安业余作者心目中的偶像，他创作的小话剧《一杆步枪》曾获华东地区文艺汇演的大奖，剧本就发表在《文汇报》上，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厦门文坛上一名骁将，地方戏剧创作尤为老道，同安一些稍有成就的作家，都是因为他的引导而走上创作道路的。另一位我不认识，高高的个子很是帅气，神态英姿爽朗，很能迷住人的，用今天的话说是“很有气场”，他到时，我就发现学校的几位女教师女生在偷偷地盯着他看。我迎上去与他们握手，把他们让进宿舍。经徐余镛的介绍，我知道那位“帅哥”叫蒋贻模(后改名为蒋夷牧)，是位诗人，《厦门文艺》编辑，那时与夫人完成了一部电影剧本《郑成功》，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筹备拍摄，他是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厦大校长王亚南的女婿，后来调到福州，曾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福建社科联副**，今天时而还会读到他新发表的诗。
他们的到来令我受宠若惊，我预感到他们是来与我谈稿件的，因为前段日子，我给《厦门文艺》投去了一个短篇《红缨歌》，那是根据我写给果园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小歌剧《前线小民兵》再度创作的作品，是一个海岛的小孩捉美蒋特务的故事。我那时是同安的业余作者，虽说已经在《福建日报》的“武夷山下”发表过一部《五斤黄豆》的小歌剧(1973年)，在油印的《同安文艺》上发表了10多篇作品，但只是个未经世面的业余文学青年，有如此三位厦门文坛的“大佬”找上门来，自然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喜。那时在厦门城里人看来，同安是“内地”，同安人总被厦门城中人称为“内地仔”，搞文学创作的“内地仔”最渴望的是能在《厦门文艺》上见到自己的文字，铅字印刷的装帧精致的《厦门文艺》是“内地仔”作者心中的缪斯圣礼。事实上也并非是“内地仔”这般地看待厦门这本唯一的文学刊物，在那个什么都贫困的时代，文学是千百万知识青年心中最重要的精神寄托，知识青年们用自己的抒写来抚慰自己的心灵，甚至将写作作为摆脱农村艰难生存、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生命搏击方式。那时全国的文学刊物少得可怜，《厦门文艺》也是几个月才出版一期，而在文学业余创作道路上尝试、奋争的厦门人却不知有多少万人，要在《厦门文艺》上发表一篇作品，对一个业余创作者来说是一种奢望，能在《厦门文艺》上发表一篇作品，则不仅是对自己创作的一种确证，而且也是自己生活中出现的一丝朦朦胧胧的光。
我那既是办公又是睡觉的宿舍极其简陋，一张靠窗的办公桌，两张木头靠背椅，小小的空间里摆着两张单人床，我那时也不懂得怎么接待客人，贫困的年代也不像今天这样处处都摆着闽南功夫茶的茶具，我用三个牙杯装了三杯被称作“骨头汤”的开水端给三位客人，四个人便坐在靠背椅与床沿上交谈起来。先是蒋夷牧亮出两本《厦门文艺》第15期，他说：“《红缨歌》写得不错，我们发了，就在这一期。”我当时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接过刊物后尽是傻笑，毕恭毕敬地听着许、蒋两位老师对自己作品的品评。我记得很清楚，他们说细节是小说的生命，《红缨歌》的问题是缺少了生活的细节，教我要注意观察生活，还提起了一位作家如何根据一个生活细节创作出一篇小说的故事。我听时脸面有些辣辣的，我知道那《红缨歌》是瞎想象的，是在前线对敌斗争意识的概念下演绎出来的故事，自然缺少了那个叫“细节”的东西。但他们的话里却有着更多的鼓励，说我写作基础好，熟悉学校的孩子们，要我多写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你就写那些学生，写儿童文学，我们刊物最需要的是儿童文学”。这就有了我后来也同样发表在《厦门文艺》上的小说《成绩单》。蒋夷牧接到《成绩单》后还以编辑部的名义给我来了一封信，说：“这一篇好，有细节，有生活的真实，儿童形态与心理刻画生动。”那天中午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快到一点钟时，他们谢绝我的午餐挽留，起身走出宿舍，照旧在烈日下走过那些翻卷过来的泛白的土堆，那时，《厦门文学》的编辑下乡走访作者，也只能是乘坐班车只能靠两条腿步行。临别时，我有些词不达意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他们中不知谁说了一句：“不用谢，你们作者是我们刊物的上帝。”我由此开始与《厦门文学》结缘。
[ 2 ] 春花秋月，逝者如斯，三十多年过去了，许宏业、徐金镛两位老师已经相继离开了人世，到了人人最终都要去的地方，很是帅气的蒋夷牧也已经步入老境，但当年他们从烈日中出入一所农村中学的身影，他们为了一个业余作者的一篇作品而步行了好几里路的不辞劳苦，他们对于一个写作初学者的坦诚与鼓励，却一直没有在我的文学生命中消失过。那时，在我们这些眼巴巴地盼着自己的抒情叙事变成铅字的业余作者眼里，《厦门文学》的编辑就是我们的上帝，却未曾想到在那些尊敬的编辑眼里，我们也成为他们的上帝。想到今天这个谁都不把谁当成上帝的年头，想到这个“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到底谁怕谁”的年代，我不禁有些恐惧有种焦虑，不仅仅因为文学，还因为这个失却了敬畏的社会。于是，我更加怀念我最初遇到的三位《厦门文学》的老师，三位与我相互为“上帝”的文学前辈。
1982年春天我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留在厦门大学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科研，从那时起，我与《厦门文学》的缘分就深了，关系也愈加密切起来，尤其是春池兄从华大调到《厦门文学》编辑部之后。
谢春池是1989年秋天来到《厦门文学》的，记得他刚到厦门时便找了我、俞兆平和林丹娅，他说：“你们要给《厦门文学》写稿，《厦门文学》与厦大中文系应该建立密切的关系。”于是我开始成为《厦门文学》编辑部的常客。那时文学虽不能再像80年代那般受万众簇拥，文学黄金时期的辉煌已开始暗淡起来，但也不像今天边缘到没有多少人问津的地步。谢春池是个文学狂人，一个极热烈而用心思办《厦门文学》的编辑，他作《厦门文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心比天高，要将小小的《厦门文学》办成全国影响的地方文学刊物样板。为此他将作者的网络撒得很广很远，只要他看上的，不管你是在京城还是在山城，是高校的学者还是作协的名家，他都会粘上你，爱你没商量，将你变成《厦门文学》的客人、亲戚乃至主人；二是有策划有规划，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重心，一期有一期的核心主题，这一年推出“闽南作家群”，另一年便呈现出“闽海评论界”，编完福建散文专集，便又向读者展示“走向新世纪现代诗大展”，面孔伴随文学思潮而变脸，内容依文学情势而创新，一个地方性的刊物在他手里玩转得有声有色，他自己也将一个编辑的野心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些年的《厦门文学》曾经被文学圈子里的人看作是福建文学的代表，着实在全国文学海洋里泛起过那么一点涟漪。客观的说，那是《厦门文学》办得很有生气很有活力也是很开放的一段岁月，在厦门文学界，无论你对谢春池有多大的意见有多深的隔阂，你都得承认陈元麟主持下谢春池为主编辑的那段时期，是《厦门文学》的激情岁月大好时光。这段时期，我几乎成了编外的《厦门文学》人员，春池兄一旦萌发什么冲动有了什么新的策划，便会打上门来，要你参与要你出谋要你写作，他的那种执着那种从内心里发出来的坚硬，是让你很难不跟他走的。就这样，经常是一年下来，我就要写一篇《厦门文学》的小说年度评论，一个小说作者被推出后，我就得作一篇评述这位作者创作的文章，全国出现了什么样的文学新动态，我也得写一点向《厦门文学》读者介绍文学新思潮的文字，《厦门文学》出了什么新招开了什么研讨会，我也总得说点什么写点什么才能过谢春池这一关。那段时期为《厦门文学》写作很紧张、很累，稿费也低，但很是惬意，作为一个厦门的文学圈中人，我还是很想与同仁们一起，将《厦门文学》这块文学的园地耕耘得更美丽更富有一些。
斗转星移，甲子轮回，《厦门文学》已经有了60年的沧桑岁月，自己也超过了一个甲子的年龄，回首自己与《厦门文学》结缘的三十多年，虽说会有那么一点“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流逝感，却还是觉得那是自己很值得眷念的记忆，因为那里有我的文学脚步，那里留下了我与文学的缘分，那里有我的日渐清晰日渐懂得坚守与抒发的文学情怀。
【责任编辑 王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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