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南非成为新兴经济体联盟—“金砖国家”中的一员。自此，除了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之外，金砖成员国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南非。 南非作为非洲大陆的代表，是金砖国家机制扩容的必然选择。在南非政府（南非总统府设在比勒陀利亚）向中国政府多次游说之后，终于收到了北京发出的加入邀请。
金砖国家原本是由几个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组成的松散组织，如今正迅速变身为一个紧密而强大的国际机构：它体现了全球经济力量从传统走向新生、在不断变化中保持的平衡。在后危机时代，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形成，金砖国家机制正反映了这一现实。
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刚刚一年。南非政府必须厘清如何处理与该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协调好“南非公司”（编者注：此处应指南非的金融和商业机构）与各个金砖国家在我们的“后院”—非洲大陆的商业利益。
政治和经济利益驱使南非加入“金砖组织”
南非是否应当被纳入金砖大国？最早提出“金砖国家”这一概念的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高盛公司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认为，南非经济规模有限，缺乏持续的经济发展潜能，且人口数量太少，不具备成为金砖国家的资格。而另一些国家，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所具备的优势，都也许更有资格成为金砖国家的新成员，比如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尼日利亚和韩国。
另外，金砖国家在不断吸纳新的成员国后，将无法保证“金砖”（BRICS）一词所代表含义的简明性，每个国家都将名字的首字母加入进去后，甚至找不到一个这么长的字母组合。最终对金砖国家更为确切的命名可能是“新兴五国经济体”、“E5”或者“E6”等名称。金砖国家已经成为第一梯次新兴经济体的全球等级排列标准。
除了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测之外，金砖国家未来将逐渐承载更多的政治角色—它是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兴集团。随着金砖峰会的制度化，它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平衡杠杆，杠杆的另一端是传统的西方利益集团。今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了最近一次金砖峰会。会议认为，有必要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得到更多关注。
南非加入金砖国家是由于政治利益的推动。南非政府希望能够在其现有实力的基础上超水平发挥，成为新兴市场的领导力量。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在应对发达国家时一向得心应手，而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更善长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我相信，将来人们在回顾祖马任期内所取得的政绩绩时，南非成功加入金砖国家，无疑会是他最卓越的外交成就。
南非贸易与工业部(DTI)的一项首要任务，是推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地区内和区域间的融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由15个成员国组成，人口数量超过2.5亿。其规模在数字上超过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但是政府间低效的协调能力和基础设施的不足，使得本地区因贸易自由化催生的大量机遇白白丧失。
不过，南非有责任把地区融合所带来的利益更明显地惠及邻国。金砖国家机制英文缩写BRICS中的“S”现在代表的是南非（South Africa），但可能最终，它代表的将是SADC（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既是一个经济成就，也是一个政治成就。这一区域的市场一体化，将会为南非成为合格的金砖成员国带来信誉保证。
金砖国家在非洲大陆的竞争
对于国际投资资本而言，“大即是美”，在日益扩大的消费市场上，人口规模越大，对于追逐市场份额的资本来说就越有吸引力。加入金砖组织的一个影响很有可能是，它成为南非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新动力。南非将自己看作国际资本迈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门户，南非在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强化市场深度上，责任重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非在金砖国家中的战略伙伴，实际上也是自己最大的商业竞争对手。中国是南非在制造业上的竞争对手，印度则是服务业上的竞争对手，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如何在商业关系上与这两国保持微妙平衡，将是未来几年南非需要考虑的问题。南非政府和以南非工会大会（COSATU）为代表的劳工组织，都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来应对日益加剧的竞争，而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更束缚了这种能力。
在新德里峰会上，南非提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商业外交政策，即鼓励对国家资源实行当地富集（不仅是单纯的矿石原材料出口）。巴西和南非的情况相同，他们都是中国的原材料出口国，同时也是大量增值制成品的进口国。中国现在是南非和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在过去的10年里，尽管受益于中国对资源（无限量）的需求，但是通过这种贸易，南非和巴西也遭到了制造业发展停滞的打击。
南非政府与商界之间一向脱节，政策往往得不到良好反应，且实施乏力。这成为通过资源当地富集来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的另一个障碍。在南非，政府主导的经济信任度低，将来还会继续阻碍其在金砖国家以及非洲内部的发展。这是历史造成的结果，同时，在种族主义导向的政治经济中，各个利益相关体采取的对抗性态度，也加剧了上述局面。
印度商界与政府之间一向关系也不密切，在这一点上，南非可能与印度类似，但与中国和巴西则差异巨大。而中巴两国的情况更相像，它们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与政府维持着更紧密的联系，这必然为两国经济增长提供支持。政府和企业因共同利益和目的结盟协作，增强了整个国家在对外商业政策领域内的竞争力。
得到各自国家资本主义支持的中国和巴西企业，在非洲大陆展开了激烈竞争，并波及到南非企业。中国国有建筑公司控制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巴西企业则遍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金砖成员国的企业迅速渗透到非洲，对于“南非公司”在该地区的业务形成挑战，遭遇正面竞争压力的行业有建筑业、采矿业、工程业、化工业、医药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在未来的金砖峰会上，讨论南非和其他金砖成员国在区域经济内的战略性商业协调问题，尤其与中国的利益协调问题，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随着金砖成员国企业在非洲的各自扩张，中国与这些企业（通常有国企背景）的利益也会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对于南非商界来说，金砖成员国企业进驻非洲大陆主要是出于战略性考虑。这些企业在非洲获得市场并且扎根在该地区后，它们的利益将逐渐与“南非公司”在当地的利益交叉。中国和巴西的企业迅速占领了市场，而南非的公司则进展缓慢，在安哥拉的情况就如此。大概就像南非前一届政府提出的问题：“是谁把安哥拉拱手送给中国和巴西？”
南非的应对之策
南非的对外商业政策会越来越认清这个事实，即金砖国家存在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中。为此，南非政府采用的首要应对办法将是发展金融机构（DFIs），比如南非发展银行（DBSA）和工业发展公司（IDC），这些做法展示出了一个有勇气的“发展型国家”姿态，正如南非一直标榜的那样。
在雅各布·祖马执政期间，非洲国民大会（ANC）政府时常自称为“发展型国家”，也就是更积极和具前瞻性地寻求经济增长驱动的国家。一部分政策制定者对“市场”概念过早地持有了怀疑态度，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一种可能提供新路径的全新发展模式，即：把国家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模式。但是，在国家造就的私营企业主导的经济模式和国家干预经济二者间，该如何平衡呢？
随着金砖国家的崛起并基于亚洲的成功经验，南非将自己定位为“发展型国家”。看到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经验，加上对2008年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不信任，在南非的领导层中，普遍产生了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质疑，他们怀疑这种体制能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式。这一点在南非政府关于经济管理的思考和政策制定方面正在得到体现，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越来越有吸引力。
应南非经济发展部部长易卜拉欣·帕特尔（Ebrahim Patel）的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今年5月访问南非。帕特尔提倡比勒陀利亚所支持的、由国家领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斯蒂格利茨表示赞同—由国家主导的需求方增长模式而不是供应方增长模式。
我认为南非的这种新兴国家主导的增长模式，一方面是对其旧有的西方投资衰退状态和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做出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仿效金砖国家的由政府主导的高GDP增长模式的尝试。
对“市场是一切之根本”理论的质疑，甚至是不信任，使执政党非洲国民大会及其盟友最终选择了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而这种模式历来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该模式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增长为主，同时逐渐加强对国有企业（在南非被称为半国营企业）的控制。
南非政府支持成立金砖国家共同开发银行，目的是把其他金砖国家，吸引到由南非为主导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所制定的外交规划中来，“共同体”区域内逐渐增加的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可能获得金砖国家共同开发银行的支持。
中国最重要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2011年3月的三亚峰会上宣布，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提供1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项目。过去10年间，中国在非洲突飞猛进的经济活动，都是由其政策性银行提供融资的。
中国在非洲的这种国有背景的金融业，可能会扰乱非洲大型基础设施和商品项目的融资市场。这种对风险具备高容忍度的融资结构，可能会改变非洲经济体内的金融业发展态势。如同中国和巴西的发展银行充当各自对外政策的工具一样，南非发展银行也是如此。
金砖国家之间有共同的宏观战略利益，但南非政府如何经营与其他金砖国家在非洲的商业利益，未来将会很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