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间谍工具【冷战时期的“超级太空间谍”解密】

  神秘企业广招“夜行侠”  20世纪60年代末,康涅狄格州西南部丹伯里市的珀金·埃尔默公司开出了上百份报酬丰厚的雇佣合同,引得美国各地的人才纷纷前来投效。这家企业的入职面试程序却把应聘者吓了一跳——坐在他们面前的竟是联邦特工,除了专业水平和工作经验,应聘者的家庭成员、邻居乃至前雇主的情况,都要接受反复调查;面试官会就任何事项刨根问底,连“你是否喜欢赌博”和“你的性倾向如何”这样的隐私都不放过。通过考核的幸运儿们被告知:“这样做只是想确保你们不被收买,以防泄密。”
  后续的背景调查往往会持续数月至一年。在此期间,新招来的员工被安排到一座人称“蘑菇罐”的大楼里从事相对次要的工作,这栋大楼之所以获得如此绰号,是因为员工们常年不见天日——上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唯一有窗户的地方是食堂。
  到70年代,珀金·埃尔默的雇员逐步膨胀至1000多人。每天清晨进入车间和办公室前,他们必须换上白大褂,小心翼翼地穿过消毒走廊。众人的谈话夹杂着令外人满头雾水的暗语,对外通讯经过特殊设备加密,至于客户的真实身份,一般员工更是毫不知晓。“我们的生活充满黑暗,天不亮就开工,下班往往在深夜。”按照现年70岁的保罗·布里克梅尔的说法,他们这些工程师、科学家和绘图员,觉得自己就像“穿着斗篷、怀揣匕首的夜行侠”。
  在家庭生活中,珀金·埃尔默的员工们对有关工作的任何问题缄默不语,因为“那差不多被视作叛国”。于是,他们的妻子只能想当然地把丈夫视为“电工”。
  “史无前例的怪物”
  在接受采访时,几乎所有当事人都反复提到一个名词:“六边形”。这倒不是完全为了掩人耳目,事实上,作为他们千百个日夜努力而得到的成果,“大鸟”卫星的横截面就是六边形的。美国国家侦察局的解密档案显示,“大鸟”从1971年到1986年共发射了20颗,在太空邀游的时间最长为8个月,单次侦察即可涵盖370海里的范围。
  除了对地球表面进行大范围普查之外,“大鸟”还能对特定目标加以重点监视,后来还增加了收集可疑电磁信号的功能。在以往的报道中,媒体推测这种卫星是由大名鼎鼎的洛克西德·马丁公司研发的,而按照知情人士的最新说法,“大鸟”最核心的部分,其实是在珀金·埃尔默公司的“蘑菇罐”里诞生的。
  已经70岁的约瑟夫·普鲁萨克当年首次看到招标书时,认为那个来头不小的发包方(后来才知道是中央情报局)肯定疯了:“他们设想的卫星和一节火车车厢那样长,重量居然是30000磅(约14吨),每秒要吞掉200英寸(约5米)的照片。我很纳闷,这种史无前例的怪物真的可能出现在地球上吗?”
  如今,普鲁萨克以特殊的形式承认了自己当年的错误: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大鸟”拍摄的高清晰度照片,那上面正是他家的房子,连后院的小游泳池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些价值不菲的照片是如何回收的呢?工程师们的应对之策是:在卫星上安装6个彼此独立的胶片箱,每当一个箱子里的胶片拍完,它所在的回收舱就会被弹射出去,朝夏威夷附近太平洋上的预定地点空降。距离地面约15公里时,回收舱张开降落伞,以便等美军C-130运输机利用专门的装置将其钩住。即便落入海中,回收舱仍可在水面漂浮一昼夜,通过无线电信号招引潜水员过来打捞。胶片箱在降落超过24小时之后还会自行引爆,以免辛苦搜集来的情报落入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人手中。
  为美国及盟友屡立奇功
  从设计、制造到发射、回收,“大鸟”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庞大、最烧钱的情报项目。那么,它做出的贡献是否与之成比例?专攻航天史的学者德韦恩·戴伊是这样解释的:“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政府对情报的搜集能力惊人。”而“大鸟”可以绕过高山和海洋的阻隔,用全景照相方式,刺探苏联、中国和其他任何潜在威胁。
  有了它的支持,白宫在做决策时自然更有把握。一个最有价值的例证是,当美苏就限制战略武器唇枪舌剑时,因为“大鸟”早就把苏联隐藏在西伯利亚腹地的导弹发射阵地摸得一清二楚,美方知己知彼,在谈判桌上总是表现得从容不迫。
  除了美国自己,华盛顿的盟友们也得感谢“大鸟”的相助。
  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的防线出现了一段10公里宽的缺口,无人驻守,埃及方面起初不以为意。但他们并不知道,“大鸟”新装备不久的多光谱照相技术,能够轻易区分开绿色涂料和绿色植被,埃军的伪装根本没有任何效用。结果,以色列装甲部队根据美方发来的密报,毫厘不差地穿过缺口并切断了埃军的后勤补给线,彻底扭转了战况。
  1982年英阿马岛冲突爆发后,南大西洋的风吹草动同样被“大鸟”尽收眼底。在及时的情报支持下,英国远征军避实击虚,只付出较小代价就让米字旗重新飘扬在马岛上空。
  迟到半个世纪的荣誉
  “大鸟”的非凡威力,逐渐让一些直觉敏锐者意识到了这位“超级太空间谍”的存在。事实上,即便内部保密工作做得再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连续不断的火箭发射终归是无法隐藏的。久而久之,“大鸟”也就成了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197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60分钟》讨论相关话题时,居然把这些卫星的太空之旅比作“爱丽丝漫游仙境”。那些日夜紧盯着地球另一面风吹草动的工程师和情报官员们,闻讯只能报之以苦笑。
  令人感慨的是,那些曾参与“大鸟”项目的人员的妻子儿女,反而成了最晚获悉此中内情的一批人。
  直到去年10月受邀参加珀金·埃尔默公司为退休员工举办的宴会时,马克·伯顿才得知自己的父亲也是这家神秘企业的雇员。小时候,伯顿总是缠着父亲,追问他究竟从事什么工作,“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他是一位非比寻常的冷战斗士,为国家做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
  同来参加聚会的贝蒂·奥斯特维斯夫人心头也是五味杂陈。1987年的一天,她惊悉时年53岁的丈夫因心脏病发作身故,对方却不肯进一步透露任何细节。直到今天,她才了解到,爱人原来是珀金·埃尔默公司的谈判专家。
  “大鸟”是冷战孕育的宠儿,它的解密让许多人获得了迟到近半个世纪的荣誉。然而,战争的梦魇并未随着苏联解体而完全消失,人们不能不怀疑:在漆黑太空的某个角落,“大鸟”的继任者是否仍在不知疲倦地邀游?这一回,它窥伺的对象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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