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被称为“历史之谜”的“政治大地震”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苏联解体后，经历了这场变革的原苏联政要们纷纷著书立说，从各自的立场，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如何评价改革
评价苏联改革的历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着眼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来考察改革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准确、深刻地了解事实，才能透过历史的迷雾，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利加乔夫在《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１）一书中曾说，“要想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做出正确评价，就必须对比它的过去和现在，严格遵守历史主义原则，更要考虑改革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的。否则，就是主观主义，即对过去抱有曲解、片面的成见，固守事件的某一个方面，即使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关于苏联改革，一些原苏联政要们普遍认为，改革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旧体制矛盾日益尖锐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得到苏联领导层和广大苏联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的。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指出，苏联需要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改革已经叩响了大门，只有政治盲人才看不到改革的必要性。
但是，为什么这一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改革会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走向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歧路呢？为什么会出现改革的初衷与最终目标相反的结果呢？对这一问题，原苏联政要们从各自所了解的事实出发，对这一问题给予了不尽相同的解释。
从改革的技术层面上讲，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改革的６年中主要存在如下不足或缺点：
１、改革方案脱离实际，过于粗糙，没有一个详细、系统的规划蓝图。
曾任苏联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在其所著《个人档案》（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中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其改革的时候，“任何改革的计划都没有”。“对改革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缺乏明确的认识。他曾大谈特谈具体的行动计划，但是没有一个切实的计划”，改革“缺乏目的性、系统性和周密性”；即便“只是制定一些涉及到个别领域的计划，也是感情用事，政策摇摆不定！混乱无处不在，领导人只是凭感觉在作决定，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些决定杂乱无章、前后不一”。
担任苏联前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则在《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７）一书中尖锐地指出，改革使“戈尔巴乔夫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差劲的组织者”，“他经常是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去实施他宏大的规划，只有一个令人陶醉的蓝图”。戈尔巴乔夫“总是心血来潮地临时凑合一些计划。”
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一书中，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博尔金认为，作为改革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号召群众建功立业，但他自己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号召。“如果说破坏现行制度不需要很多智慧和技巧，而且他在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绩，那么在建立新制度方面他却觉得力不从心”，“７年的夸夸其谈不仅没有使国家向前发展，反而向后倒退了”。
２、改革重心转移过快，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一定成效的前提下，仓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造成全民政治热潮高涨，而反对派则群起攻之，最后，致使改革逐渐失去控制。
“８・１９”事件后，担任苏联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的巴卡京在他的回忆录《摆脱克格勃》（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中认为，改革从经济领域快速转向政治领域，是苏联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改革我们制度的最高任务在于改造它的经济，在于确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企业家自由活动过渡的最佳途径。解决这一极其复杂的任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其余的一切―――改革国家制度、政治结构等等，都是次要的。”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受挫，使苏联“旧体制越来越威信扫地，越来越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除了空谈，除了一些精明的人在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中迅猛地填补真空外，并没有任何东西来取代这一旧的体制”。戈尔巴乔夫开始在政治中寻找“挽救的办法”，而结果却是，政治体制改革陷入了空转。
改革是由苏联共产党提出并组织实施的，苏共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速度的加快，苏共的地位和作用也迅速发生了变化。从开始之时的改革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实施者，到后来失去了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只成为政治多元化中的党派之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进行不仅日益艰难，而且迅速背离了改革的最初目标：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
在《个人档案》（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一书中克留奇科夫也谈到，改革本应在苏联共产党的组织下进行，但是戈尔巴乔夫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把共产党清除出政治舞台以后，一下子就使苏维埃社会失去了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活动体系的基座”，使改革失去了控制。
多勃雷宁则在《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７)一书中说：“给戈尔巴乔夫政权以致命打击的是共产党在苏联瓦解以及他在创建一个新的替代权力和权威机构上的失败。”
担任前对外情报局局长的普里马科夫在其著作《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１）中也认为，苏联国内局势复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以超前的速度’来更新党，而党在放弃宪法保证的社会领导作用之后，应该采取争得领导力量之地位的措施”。
戈尔巴乔夫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苏联经济改革正进入关键的时刻，在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尚未能很好解决的前提下，就冒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社会的急剧动荡与社会心理的急剧变化，使苏联社会从经济危机过渡到全面的社会危机。
３、改革步骤过急、过快。
一些原苏联政要们认为，从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启动改革时起，到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这短短的６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在推动改革之时，方法简单、步骤过快，决策过急、过多。克留奇科夫在《个人档案》（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中曾讽刺说“简直泛滥成灾，某项决定还没有正式出台，就已变成了一纸空文”。
多勃雷宁在《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７）中一书认为，“作为一个国内改革者，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和它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在实际问题面前越来越表现得毫无办法，常采用冲动的、狂热的和鲁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一些原苏联政要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由于牵涉面极广，涉及情况更为复杂，作为决策者应该立足于苏联国情，统筹全局，作出详尽细致的改革计划。才能把改革的不良影响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顾已经存在了７０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实际情况，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实现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企图在一夜之间，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
比如选举制度的改革。苏联在改革之前实行的是不完全的选举制度，其后虽然在１９３６年的宪法中规定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制度，但由于实行的是等额选举，且候选人为上级机关所定，因此，选举多流为形式。利加乔夫在《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１）一书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推行自由选举制度，然而“选举制度的修改过程可以说是快速的、激进的。首先，新的选举法是最高最重要的法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差额选举。而实际上它根本未经过社会讨论，它的修改只用了一个月！非常匆忙，根本没有时间对其仔细推敲。这是拟定这种基本文件所不允许的”。戈尔巴乔夫在解决党政职能不分的问题上，“党的领导体系在瞬间便被从上到下地拆除了，而各级苏维埃却缺乏单独行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干部和经验，政权的瘫痪无力很快就遍及全国”。“要是党渐进式地把管理职能转移给苏维埃的话，就可以避免当时的大多数的动荡。”克留奇科夫在《个人档案》（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一书中则认为政治改革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转变，也是如此。“脱离一党制最少需要３―５年的过渡期。谁知，却命令在瞬间一下子完成这一转变。”
正如利加乔夫在《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１)中所言，“迟缓，换句话说，对尖锐事件的迟钝反应是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典型特点”。
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
关于这一问题，原苏联政要们主要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
１、颠覆社会主义的叛徒。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认为，改革的历史对于国家来说是短暂的，改革已成为大大小小背叛行为的历史。
克留奇科夫更是在《个人档案》（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中尖锐地指出，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从内部瓦解了党。事实上，改革就是“党的领袖在反对党，苏联总统要搞垮苏联”。
２、走向文明社会的“引路人”。
曾担任过戈尔巴乔夫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著作《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１）中认为，“在周围世界开始把我们看作是‘像所有的人’一样的正常人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激戈尔巴乔夫”，“他是我们苏联社会里敢于起来打破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传统的人”。
巴卡京则在《摆脱克格勃》（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向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极权主义提出挑战，从对抗和自我毁灭中拯救了人类，他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写进了历史。是的，他曾表现出不够坚决，犹豫，也犯过错误。但是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是最新的历史上鲜明的一页。”
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可以说众说纷纭，但我们认为，要正确评价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作用，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必须把他放在苏联历史发展的长河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评价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的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才能全面、正确地总结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如何看待苏联解体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１、国内根源说。
多勃雷宁在《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７）中认为，“苏联的消亡，其根源应主要从国内来找。”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中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２、西方和平演变说。
有的人认为，苏联的解体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很大的关系。如克留奇科夫在《个人档案》（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就认为，“苏联当年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
３、思想原因。
巴卡京在《摆脱克格勃》中指出，苏联的覆亡，“在于错误的思想体系”。
普里马科夫在《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中认为，由于苏共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被神化了，实质上变成了圣像”，使马克思主义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最终导致思想的枯竭。
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一书中也认为，导致党被削弱的最深刻原因是，苏共和社会失去了一个全民族的伟大思想，马克思主义被变成了一种教条。能够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创造性思想的消耗殆尽，使党不能得到新的理论武装。而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最终导致党彻底失去了社会领袖的地位，且被迫解散。
４、体制因素。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中认为，苏联７０年来建成了一个对现实的活人漠不关心并且敌视的体制。改革的失败，“根源在于体制本身，而不在于这种体制的一些工作机制”。
５、个人因素。
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们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克留奇科夫在《个人档案》（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中认为，“苏联所发生的事件并不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主观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由于一些人的行为所致。这一破坏进程的罪魅祸首就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人”。
多勃雷宁认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苏联剧变的历史悲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的邪恶智囊人物，诱使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他得以维系其权力的党组织。
雷日科夫认为，改革使以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等为首的反共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将改革的旗帜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从那时起，苏共开始日益被他们排挤出对改革的领导。其结果是实行与改革初衷完全相反，甚至完全对立的计划，从而为国内反革命准备了土壤。
叶利钦指出，作为改革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具备一个改革领导人的素质，这使他无法充当一位不知妥协的铁腕领导人的角色，最终使改革失败。”
上述是一些原苏联政要们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苏联剧变的一些看法，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对其客观地作一介绍与归纳，有助于解读这一段历史，给我们以殷鉴。
编辑乡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