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联合时报》头版刊出消息称，上海某区政协无党派界别组近日的问卷调查显示：自身利益受损时，仅有不到10％的底层民众表示会“上诉，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而九成以上选择的是“上访”。虽说问卷调查存有不稳定性，其结论也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况且这一问卷调查仅局限于某区区域，但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民众“不信法律信上访”乃是一种基本的态势。
当下，我国正处于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各种利益诉求纷至沓来，各个阶层博弈此起彼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如农民工、下岗者、失业者，他们无名、无财、无权、无“关系”，他们面对自己利益的受损，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部门，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给个“说法”，图个平安。对他们来说，上访委实是一种微弱的抗争，是一种无奈。
出于民众对权力的认同和信任，多年来，政府信访部门也是有作为的。他们倾听怨民呼声，遏制强权霸势，化解官民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功莫大焉!-称其是“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桥梁”也好，“搭建民众利益诉求平台”也罢，总之，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政府的信访部门仍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毋庸讳言，作为一种非常规性的行政救济，信访对于民众诉求的回应也是有限度的，它显然没有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性和执行力。这也许就是有些事件长访不决、决而不断的缘由。
从法学立场观察，正处于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的中国，必然要实现一个由传统伦理文明秩序向现代法律文明秩序的转变。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成长，坐实“公民”位格的社会、政治和法权内涵，实为当务之急，它也是通达民主政治的可欲路径。有学者分析，过于依赖信访，仍是没有突破“人治”的藩篱，顺而言之，笃信上访至多是对“传统伦理文明秩序”的一种向往。倘若九成民众趋之若鹜，岂不与“现代法律文明秩序”渐行渐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九成民众信上访无疑是法律的悲哀，它滋长了社会对法律不信任的心理，使法律虚无主义加剧。
公正的依据，要靠良法；公正的落地，要靠理性的博弈。九成民众面对自己的利益受损不信法律信上访，何以故?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诉讼成本过高。对弱势者而言，他们有的是精力，缺的是财力，一场官司，不说过程漫长，不说胜败未卜，就是那笔费用也使其难以承担；二是法律未必公正。正如上述问卷调查项目的负责人、华东师大教育社会学教授马和民所说：“(弱势者)一想到打官司，普遍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熟人。‘良心’在某一个阶段已经成了可以买卖的对象。”实现社会正义，保障民众合法权益，减少信访以维护稳定，是法院甚为迫切的任务，而时下无须讳言的司法腐败，则令一些弱势者“敬而远之”。
相对应的是，要改变民众“不信法律信上访”的现状，社会公共政策必须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倾斜，且施以实实在在的法律救济；同时，必须惩治司法腐败，审判公正，执法为民。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底层社会成员对社会的绝望往往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主因。当依法维权无法解决问题后，底层社会成员的维权方式极易转向对抗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