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是文学世界的一座庞大的名胜，无论从东方西方，你一抬头就能看到它。《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复活》，百多年来，总有改编不完的电影、戏剧，有出不完的有关作者的传记、评论、回忆录。你也不会从未看过列宾为他留下的肖像画，报章、杂志上就经常出现。躲在白皑皑的大胡子后面，目光灼人的托尔斯泰，在画家笔下干脆变成了大贤大哲。“我想提醒你们大家，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幸的人，而你们只管我这个列夫。”这是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如果他的《战争与和平》，是他与拿破仑面对面的较量，将拿破仑一笔杆子甩回到普通人的队伍里，而他最后的遗言，不也值得你一个万福，将他请到圣人的行列里么？
唯是当他说这句话时，他的妻子索菲亚不在场，否则不知道该有何感想。1910年10月27日，他给妻子留下一封信，雪夜中静悄悄地乘了一辆马车，由医生和女儿亚历山特拉陪同着，背着妻子秘密离家出走。途中一波三折，时年82岁的老人终于病倒，只好放弃马车，匿名改乘火车，最后躺倒在阿斯达波沃火车站的站长室，一座红房子里。那时候，全世界都知道托尔斯泰出走了，密探已经找到他们的踪迹。被誉为“俄罗斯灵魂”的托尔斯泰出走，还得了！阿斯达波沃小站从前不为人所知，现在变成了俄罗斯的首府，电报通信来往不绝，竟一时跟全国和世界连结起来了。所有人的眼睛都望向那里。记者的鼻子最灵，首先闻声涌来。跟着，家属赶到了，亲属来了，朋友来了，警察来了，读者来了，农夫来了，学生也来了。一列列火车到站后，空车返回原地。小站挤得水泄不通，但局面平静，警方无须采取特别措施维持秩序，大家只想知道托尔斯泰的情况，引颈望向那座红屋子，每个人都愿意付出一切，来换取这位道德模范的康复。
小站上有一列火车，在一个特别车厢里，住着一位老妇人，已经好几天了。她不时从车厢下来走向红房子，人显得疲惫，迟钝，举步维艰，后边有亲人远远看顾着她。这就是索菲亚，托尔斯泰的妻子。数天前得知丈夫离家出走，一度精神失衡，企图自杀。11月初，她与家人一起乘了一个专用车厢赶来，但被医生和女儿拒绝进入站长室。理由是，怕刺激老人家——既然他为逃避妻子出走。次日她再次请求，依然被拒绝，只好绕着红屋转来转去，不时敲一下窗子，让女儿出来，询问丈夫的病况。《新时代》报当时如是报道：“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给人的印象是病倒了。说话时全身颤栗，激动，声音发抖。她哭了。使人打从心底里同情她。她贴着列夫·托尔斯泰在里面休息的房子走来走去，像一只颤抖的小鸟，希望进入它的巢，里面有着它的至爱。”直至病人进入弥留时刻，已经神智不清，才让憔悴得几成朽木的老妻进去。屈指细数，两人已经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列夫在火车站上逝世后，流言蜚语的矛头都指向她，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位文学巨人为逃避老让他恼火的妻子而出走，而且，死在了外边……
2010年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法国推出了一批新书，其中一部是索菲亚的回忆录《我的人生》。这部巨制第一次在俄罗斯出版，同时翻译到法国来。2012年是拿破仑从莫斯科大撤退二百周年，也推出了一批新著。这位世界文学泰斗再次活现起来了，话题多多，但有谁真正了解这位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精神世界又复杂又神秘的大作家？真正了解他的，不会是非俄罗斯人，因为他有一颗直入骨髓的俄罗斯灵魂。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作家，面对他的《战争与和平》，福楼拜惊叹其“极厉害”，“太哲学”，“阅读时发出了赞叹的叫声”；布尔热（P.Bourget）称赞他的艺术手法：“将眼下一种面貌，一种姿势，一爿风景定格，再从中引出具有意义和独特个性这种能力，无人能出其右。”屠格涅夫当时刚好在法国，向法国作家大力推荐《战争与和平》，说：“一股史诗的气息，穿过这部宽广无涯的作品。是一位大师的手，给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纪初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高尔基则想向所有人，向世界上每一个人高声呼叫：“看，我们地球上活着一个怎样出类拔萃的人哪！”
而他的妻子索菲亚，则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位巨匠和他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她抄写过多少回了？面对他的成功，她比任何人都有更多话要说，但她一直默默无言。更糟糕的是，托氏生前死后，她被外界认为行为尖刻性格乖戾，老叫托尔斯泰光火，是他的“反缪斯”。而托氏也指她占有欲强，过于执著伯爵夫人的身份。尤其使她难以忍受的是，丈夫甫下葬，他的弟子切尔可夫就出了一部书：《托尔斯泰走了》。这部书唯一的目的是向外界宣称，托尔斯泰的死是索菲亚的责任，说这个女人是她丈夫的“恶神”。火车站上那一幕，已经使她尽丧为人妻子的面子，有哪一位妻子在丈夫弥留时被人拒于门外的？夫妻间的至悲，还有更甚于此么？何况还出现这样一本书，白纸黑字将她的所谓“恶”示诸后世。
丈夫逝世后，她孤独地生活。孤寂的日子使她有机会反省，深感有必要说些什么，至少要俯视自己，有话要跟自己说，尽管永远说不尽。她选择了不再沉默，她要写她的人生。写出来，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我的人生》厚达千页，1919年她逝世后，只有某些章节在俄国零散地刊登过。这部巨制是根据她和托尔斯泰的日记，笔记，与亲属、朋友的来往书信，以时间为线索整理出来的。所有原始材料还完整地保存着。这部资料丰富的作品一经面世，马上引人注目。她写得真诚，委婉，流露出丰富的内心世界。她对命运既有所意识，也企图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原本性情。她忠于事实，直至使你感到不忍。她痛心地说：“我们分居地生活在一起。”但能够生活在他身边，她感到骄傲：“这是我的使命，我的命运，我的目的，换句话说，这是上帝的意旨。”
索菲亚有着怎样的一生？她的一生就是生下十三个孩子，另外数次流产，直到43岁还继续怀孕，导致坐骨神经痛。十三个孩子当中养活了八个，她经历过五个孩子夭折的殇痛。“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孩子们，直至痛苦”；她的一生就是为托尔斯泰无穷无尽地抄写。无穷尽，就像一个透了底的水桶，永远装不满，“《战争与和平》，我不知抄过多少回”；她的一生就是从早到晚为家务，为庄园事务忙个没完没了，总是挺着肚皮，无论远近，及时赶到；就是要管教越来越多的孩子，要组织马夫、厨子、仆人等二十多个下人的工作、生活，平息他们之间的不满和争执；还要为丈夫缝制衣服，他永远不穿外边制作的衣裤。孩子越来越多越大，开支也越来越庞大，而这个贵族之家，虽然拥有宽广的领地，却并非你想象中那么富有，要靠版税来支撑，不时以马铃薯来待客。而丈夫呢，只关心她的肉体，对她的精神世界，她的疾病，对孩子们的抚养、教育、健康等置若罔闻。索菲亚作为一个御医的女儿，从小在克里姆林宫长大，生活在围绕着皇室的上流社会中，结婚后突然去到乡间，进入到一个小王国般的417公顷的领地，先就感到迷失。很快发现，这种乡村生活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不尽人意，但不尽人意的恰好是生活，她知道。她直面现实，一丝不苟地尽着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她知道哪一个孩子化学得了五分，哪一个太醉心于社交生活，哪一个容易得过敏病。但做父亲的对孩子缺乏感情，有一回写信给她说：“Serioja一见到我就显得很严肃，他的出现使我平静，但没有给我带来快乐。” 结婚时候，一个是34岁的成熟男人，参加过高加索和克里米亚战争，战后被奉为英雄，彼得堡文学界特别为他鼓掌欢呼，因为他一手持枪，一手拿笔写战时报道，后来结集成《战争随笔》，成为他的第一部作品。索菲亚呢，时年18，爱好文学艺术，对精神生活和艺术有强烈的渴望。面对已经成名的丈夫，不无迷茫，这可是她最大的心病：“列夫·尼古拉维奇一切都胜过我，年纪、知识、智慧、生活经验，还未算他的天赋在内。我希望尽量从知识上靠近他，把自己提高到他的高度，至少距离不太远，以便了解他，但我觉得不可能做得到。”孩子接二连三来了，连呼吸也显得紧迫。离过去的生活不太远，但已经像个陌生世界。婚前对未来的美丽憧憬，就在家事的烦扰和折腾中砸了个粉碎，就像浪涛拍打在岩石上。有一回，她一边听一位来做客的亲属弹舒伯特，一边从窗子望向落日，竟流起了眼泪。琴声使她迷离彷徨，暂时离开尿布、喂奶、杂务。她多么害怕，连系到琴音上最后一根弦也被切断。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已经不想再生育了，相信凭自己的热忱和勇气，可以在诗歌、音乐、绘画上玩点什么，至少可以过点悠闲的社交生活，走访一下朋友，到国外走走，见识一下土耳其的海岸、地中海的阳光……那时候，烛光点燃起来了，仆人来请她给娃娃喂奶，时间又到了，孩子送到手上，发现尿布又湿了，她从天边那个辉煌的落日世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因着两人从小的生活环境不同，教育、际遇不一样，难以真正互相理解融洽，做丈夫的也直觉地看出点什么，在日记中写道：“她年纪轻，很多东西不明白，不喜欢在我家生活……为了我，她把自己身上的东西扼杀了……”但两人还是真心相爱，尤其结婚初期。当丈夫离家时候，她的心每分钟都系在他身上，关心他的身体、精神，到他的房间去收拾，折叠好他的纸张。而他也给她写信：“比起出发前，我向你更靠近了些。我感到厌烦，空虚，没有你和工作，我感到不自在，两者对我的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各人都成了对方的一部分，索菲亚承认，没有了对方，生活就没有意义。当他外出时候，她盼望他尽早回来，他的突然出现，使她感到生活被长久地照亮。
当初列夫还是一板一眼管理庄园，饲养各种家畜：羊、猪、牛；剪下羊毛送到莫斯科；种菊苣制成咖啡出售，事事亲力亲为。后来将家务园务逐渐转移到索菲亚肩上，他就有时间去实现他的文学野心：“写一部我们这个世纪的，有着欧洲本真的真正历史故事。”1862年他俩结婚时，正好是拿破仑莫斯科大撤退五十周年，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他改变了初衷，不再以反对沙皇的十二月党人为着眼点，改为以这件历史大事为题材。为深入事件的本质，主角的心路历程得到前后的呼应和发展，他决定将时间再推后一点，从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对俄奥联军大获全胜开始，然后，是历史的回旋，这个科西嘉佬从莫斯科大撤退。你可以看到苍鹰如何振翼抵达穹顶，然后又如何双翅被狂风折断，遽然坠地。“不，未来不属于任何人！/老爷，未来属于天主！”雨果说。
作品所覆盖的时间是从1805年至1812年。第一部的标题是《1805年》，发表于1866年的Rouskii Vestnik一月号杂志上。之后，他决定不再把后来的篇章发在期刊上，等完成后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出版。索菲亚全心投入到这部巨著的抄写工程。不管情绪如何，身体状况如何，是否疲倦，每天晚上去取他日间写下的草稿，抄写得清楚利落才送回去。有些句子他只写开头一两个字母，索菲亚就知道整个句子的意思，给他完整地补写到原稿纸上。次日早晨他再次增删修改，往往又增加了数页纸，午饭后她再取过来，重新誊抄一次。先后抄过多少回，已无法计算。哪些地方修改最多，哪些地方几乎没有修改，她最清楚。每天晚上杂务完毕，着手誊抄时，是她最美好的时刻。故事情节的发展，预想不到的迂回曲折，活生生的思想，使她体验到一种美，一种说不出的大乐。有时她也会就用词、句子、段落、场面等提出意见，他情绪好的时候，会乐意接受，不好时就发脾气。书稿完成后送到出版社，她还心心念念记挂着，像害怕自己的孩子被虐待。高尔基在这部大书中，发现某些描述只有女性才清楚。即使不是出于索菲亚的手，至少是托尔斯泰从她那里知道的。
因书名与出版商达不到共识，最后决定自费出版。这部作品有他本人生活的侧影，也有他的祖先的历史事迹，连姓名也只作小小改动。1868年和1869年先后两次出版，引起历史学家以及还存活的见证人的批评，认为那场爱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没有得到真正的反映。但作品很快获得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眼看出，这部著作反映了俄罗斯人的使命感，事实作者有一颗被困扰的，直入骨髓的俄罗斯灵魂。1879年法文译本出版后，多种文字的译本纷纷面世，世界声誉来了。
托尔斯泰的领地波里阿纳位于古老俄罗斯的中心，在莫斯科以北二百公里。19世纪末，俄国的作家、画家、作曲家、学者都云集在那个区域，成为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他在家里接待过契诃夫、高尔基、屠格涅夫等，与画家列宾有经常性的来往，留下了不少他的肖像画。索菲亚一再将房子扩建，既为不断增加的家庭成员，也为接待朋友。托尔斯泰名声噪起之后，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像所有大艺术家那样，他以阔大的胸襟来容纳他们。来者各怀目的，或请他推荐自己的文章，或作为拥趸而来，有的干脆自荐作为他的弟子。1884年的一天，一位大名切尔可夫，身材高大而英俊的汉子登门拜访。他原来是宫廷卫队的军官，据他自己说，由于对托尔斯泰的作品非常醉心，以致辞掉职务，一心来投靠，以便在他所仰慕的人的思想底下生活。他善解人意，颇得性格又复杂又矛盾的列夫喜欢。从此手稿归他抄写，他也从报章上为托氏收集有关文章。这个文书位置最初属于索菲亚，后来部分工作由长大了的孩子接替，但现在被鸠占鹊巢。这个弟子还别出心裁，在英国起了一间石头建筑，将托尔斯泰的手稿、信件、日记等都存放在里面。而作为妻子的索菲亚，是如此希望保管这些理应由她保管的文件。
他一住数年，乐不思蜀。当人家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回答说，不急嘛，有的是时间。事实他的妻子患病，独生女又死了。有一回索菲亚整理文件，发现他写给托尔斯泰的信，说我的妻子对我很理解，而你的妻子对你就不一样。索菲亚眼见此人对列夫的态度已属异常，现在更加怒火中烧。又从她丈夫的私人日记中发现，这个人对列夫的身体有着特殊的狂热，两人的异常关系已经持续多年。这个所谓弟子善于讨好，功夫到家，因此成为对托尔斯泰最有影响力的人。索菲亚非常愤怒：“这个头脑迟钝的人，狡猾，虚伪，以拍马逢迎的手段将自己紧系在列夫身上，企图破坏我们将近25年的关系。”事实上这个可以影响到托氏修改遗嘱的人，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关系分裂的结果是，索菲亚越来越退向自己，退向孩子们。何况做丈夫的早已“将所有重荷都放到我的肩头上，孩子、房子、钱财、教育、出版以及所有物质生活……”他俩的儿孙达28人，索菲亚为他们奔波劳碌，像一只老母鸡那样守着他们的窝。而托尔斯泰则越来越为荣誉，为名声而活。家庭、妻子、孩子、财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到高度评价，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在民意测验上取得高分数。他要将全世界人的痛苦放在心上，只对穷苦民众和被压迫者表示同情。所有不幸的人都知道，托尔斯泰在为他们而活。他指责一切，否定现存秩序，在《复活》的监狱情节中，甚至亵渎宗教，指责和否定一直伸延到所有富人和不太痛苦的人的身上，伸延到索菲亚身上。当他板起一副冰冷的面孔，来为农夫向索菲亚要一匹马，要钱，要面粉的时候，做妻子的一旦拿不出来，无形中就成为他的胜利战场上的牺牲品，就像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所留下的骸骨。 他自我约制，律己甚严，改变多年来的习惯，停止狩猎、抽烟，实行素食，穿农夫式的罩衫，取消仆人服侍，自己制作长筒靴。但制一双鞋不知比购买价昂贵多少倍。首先要到莫斯科向鞋匠学习，还有别的许多成本，鞋匠没法明白他为什么要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已经进入高龄了，还参与领地上的收割和伐木。他变得阴沉，郁郁寡欢，有些行为举止不知该如何评说。比如，他可以持续几天为庄园里一位寡妇收割草料，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去翻草，晒草，搬运，以致连索菲亚也不得不去参与一下。但另一方面，索菲亚临盆在即，为家庭开支两人发生争吵，做丈夫的竟不管妻子的哀求，背起帆布挎包说走就走：“……永远不回来了，我不想在这个家呆下去。”直至次日凌晨四时才发现他静悄悄地回了家，躲到别的房间去。她已经被折磨了一天一夜。去为农夫的孩子们讲故事，谁能非议？但索菲亚有点伤心：“我遗憾的是你爱自己的孩子爱得不够，如果他们是农夫的孩子，当然会不一样。”
1928年纪念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高尔基写过一篇文章，《关于索菲亚·安德烈芙娜·托尔斯泰》，他开门见山，矛头直指托尔斯泰的所谓弟子切尔可夫：
读了切尔可夫的诽谤文章《托尔斯泰走了》，我想，毫无疑问，某人向新闻界所作的表示，唯一而直接的目的是给已故的索菲亚 ·安德烈芙娜·托尔斯泰脸上抹黑。
又说：
如果我们不偏不倚地来看一些大师的生活，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正如一般人所想的，是他们将弟子们惯坏了，而事实上，弟子也可以使大师变坏。有的从他的愚蠢入手，有的从他的不恰当行为着眼，有的夸张他的理论。而托尔斯泰面对人家对他的生活和教诲的评价，不会完全无动于衷。
高尔基又认为，既然大师也可以被惯坏，这就给各怀目的的谄谀者以机会，都想在伟人的生活上，记忆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像苍蝇那样扑到他身上，扑过以后，还要拉屎。当托尔斯泰心窍被迷的时候，索菲亚就要十分努力，加倍警惕，使丈夫避免恶意而卑劣的伤害，有些事情还不能让他知道。高尔基发现她对人冷淡，连对他也不例外。但他明察秋毫，理解她，同情她，她逝世后，还写文章为她辩护。
都说托尔斯泰品赋太高，太天才，而天才的痛苦，往往是不满自己的人生。人生的意义，无论科学和哲学都没有给他答案。他的精神世界太复杂，太矛盾，表面平静底下，是精神和肉体的极度躁动，像被什么东西造就过，或蹂躏过。被战争？被历史？被俄罗斯的暴风雪？他以他的精神的宽广度，俯瞰了一个大时代，梳理了那个时代，然后，一头栽入哲学和宗教的思考中。有一天他在教堂里听到一句话：“将敌人变成一张矮凳让我们踏脚。”从此就远离东正教，因为他的思想倾向于基督教的忍让。他对教会进行抨击，与主教的直接对话也没法消除分岐，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至被逐出教会，使索菲亚非常伤心，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至于政权呢，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政治行动使仁慈倾向受损；艺术呢？又经常以娱乐特权者为目的。跟甘地一样，他主张非暴力，晚年两人互通音信，成了莫逆之交。他又跟自己过不去，陷入了无穷尽的内省，为自己拥有财富，为贵族生活，为到手的名誉地位感到内疚，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精神陷入了虚无，不断想到自杀。这样的人很需要一个守护神般的女人，他得到了。索菲亚比他年轻16岁，有着俄罗斯女人最优秀的品质，聪明，能干，组织能力特强，精力充沛。据高尔基的观察，托尔斯泰周围没有任何人及得上她。有一年，列夫在克里米亚病倒，一连数月，在死亡边缘徘徊，当局派人到雅尔塔，准备等他一撒手，就来取走他的手稿。密探已在他的住宅周围窥伺。索菲亚一边照料丈夫，一边安顿好孩子们，设法将手稿转移。还要对付不速之客，平息医生间为争夺治疗功劳的争吵，把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及时、妥贴，周围的人无不惊叹于她的能干。而托尔斯泰呢，有的是他自己的标尺，他曾经给一位夫人写信说：“太聪明是可憎的。”妻子的能干反而招他怨恨了？
索菲亚深知丈夫极度烦躁，有着被矛盾撕碎了的精神世界，没完没了的内心冲突，有一颗被永远困扰着的灵魂。看他对人的态度，她不知道他的是非标准是怎样的，显然，跟当时的道德观不完全相吻合。不与现行制度合作，这点跟所有大艺术家如出一辙。但他跟自己也不合作，对自己的“恶”永远不原谅，对别人的也不原谅，总在火头上，生活太荒谬了，任何欲望都是多余的。幸福么，不存在，极度的忧郁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然而，他的精神危机，对现实、伦理、道德、宗教的思考找不到出路的危机，反而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一种苦行主义。这是他的悲剧，却又说，也恰好是这种大命运的伟大之处。
一部书稿要修改七次。索菲亚向他念《战争与和平》，到某些段落，他痛苦得落泪如注。平日无论置身何时何地，永远不快乐。你休想从他的照片或肖像画中，找到哪怕一丝半缕的微笑。你怀疑他是否会笑。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诗人把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提取出来，放到他的作品中去，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美，而人生并不美。”又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在痛苦中衰竭的同时，也烧毁了别人。”那么，第一个被烧毁的，还不是近在身边的妻子？
外间对他们夫妇俩的谣诼纷纭，对索菲亚不利。而在阿斯达波沃火车站上那一幕，切尔可夫就蓄意将她陷害，把她变成托尔斯泰所拋弃的女人，一个“恶神”。那么，索菲亚就觉得有必要在灰烬中捡回一部分自己，这就是她后来决定写自传的动机。当她执笔的时候，内心的伤痛犹在，这些混杂在日常喜乐和大事小事中的伤痛，就成为她叙述的经纬线。
根据她的儿子安德烈所说，火车站上那个悲剧，他跟警方官员Savitsky交谈之后得知真相，当时的医生和亚历山特拉，是在切尔可夫的压力底下，拒绝索菲亚见她丈夫的。这位文学巨匠的人生最后一幕，像小说，像电影，像他自己的著作。试想雪夜中一个荣誉缠身的老头，乘着马车秘密出走，把一生所追求的一切，一股脑儿扔下，去寻找另一处地方藏身，要过另一种生活。但这个糟老头呀毕竟太糟老头了，原来作为一代文学巨匠，却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斤两十足的糟老头。1910年10月出走之前，他写信给将要跟随他出走的女儿亚历山特拉，说他十分恼火妻子“那些间谍行为，永远的责备，处置我的手段，永远的操纵，对我的最亲最有用的男人的仇恨”，这个男人指的当然是切尔可夫。因此，他必须“从她那里解放出来，她整个人，充满了谎言、虚伪和恶意”。他宁可舍弃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先后给他养了十三个孩子的妻子，而取他的所谓秘书切尔可夫。自从这个人来到波里亚纳，介入到他们夫妇的生活，这个家庭表面的生活流势底下，就隐藏着一股暗流，在不少事情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如历史上或现实社会中的大事小事，往往被一股暗藏的势力主宰那样。面对这场著名的家庭纠纷，明辨是非的大有人在，除却高尔基的明察，当时送到火车站的，来自各地的无数电报中，有一封如是说：“人生的意义是使全世界人幸福，但要包括自己的家庭在内，不要逃离家庭，带着爱心回家去吧！——西蒙诺维奇。”
他出走前也留下这么一张字条：“好像我要逃避的不是列夫·尼古拉维奇，而是在我身上的某些东西，有时，哪怕是，只有小小的东西。”是什么东西？1877年他曾经写道：“人只能为生的诱惑而生存，一旦那种昏昏醉意消失了，你只能看到这只是一场骗局，一场愚蠢的骗局。”他要逃避一场骗局？谁给他设下的骗局？他被骗了什么？索菲亚逝世前不久说：“我跟列夫·托尔斯泰共同生活了48年，但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作为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还有谁能够知道么？但她毕竟知道极其重要的一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有当他在创造的时候才是伟大的，一旦离开了笔杆，就与常人无异。索菲亚也是常人，同样矛盾，火气，嫉妒，最终还是通情达理：“当我意识到我在服侍一个伟人的时候，我就有力量承受一切。”
十月革命后，领地上的农夫有感于主人当年的恩惠，决定不搞革命，拒绝把这个庞大的物业分割，分占，依然归索菲亚所有。但红色政权不准不搞阶级斗争，不准不革命，遂将波里亚纳国有化，剥夺了索菲亚的产权，只给她居住权。这已属特别优待，因为托尔斯泰享有国际声誉。须知那个非常时期是对贵族和地主大屠杀的血腥时期。索菲亚就利用晚年的孤寂生活，担当着“恶神”和“剥削者”的罪名，忍辱负重，将屋子里所有的书籍和物品进行了大盘点，详细地做了厚厚的一大册记录，使绝大部分物件得以保存下来，故居得以保留当年的原样。现在你去到波里亚纳，会看到28个书柜里面，放着两万八千册各种语言、各种类别的藏书，看到墙壁上挂满托氏家庭成员的照片、肖像画、油画，大厅里放着两座钢琴，书房里陈列着手稿、修改过的清样、信件、圣像，书桌上摆设着烛台、墨水瓶、座钟等等。在托尔斯泰的睡房里，当年的生活用品、衣服、手杖、药物等还在原来的位置上，连他出走前熄灭的洋烛还保留着。所有这些，都是这位伟大的女人“承受一切”的成果。这位尊贵的夫人，使人明白了俄罗斯的伟大女性是怎样的，什么叫做“忍辱负重”。这不也就是索菲亚·托尔斯泰的魅力所在了么？
责任编校 孙昱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