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阐述了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理论由来和发展现状，从技术层面、政策层面、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对债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解决债务危机如只停留在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不从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西方国家债务依赖问题终将不可持续。此番债务危机也给我国带来了多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 债务危机 财政赤字 福利政策 税收减免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2)04-0075-04
一、西方国家主权债务的理论由来和发展现状
从历史考察，公债始于政府为满足其财政需要而进行的资金筹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公债发行量总的趋势是快速增加，债务负担率不断刷新。期间，也引发了对公债现象和问题的广泛思考和关注，众多经济学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方公债理论，大致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作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为公债有害论，之后为公债有益论。
在大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为复苏经济提出了新的公债理论，即公债有益论，其内容主要是：大力主张和赞扬公债，将公债视为政府干预经济、稳定经济的重要政策手段；公债是有益无害的，通常不会造成下一代的负担；从长期来看，公债只是象征性地被偿还，其最终难以清偿也没有必要清偿。可以说，在公债有益论的指导下，西方国家大规模开启了债务发行的闸门。2008年，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110％、254.81％、44.16％、407.47％、154.01％。到2011年，问题最大的希腊公共债务的比例骤升至135％，其他四国也有显著上升。
在美国，金融危机下的大规模财政支出，使之进入了超乎寻常的债务增长通道。2011年5月美国国债到达国会再次设定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美国未来国债仍将高速增长，10年后(2021年末)将达到25万亿美元，其利息将增加到1.12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4.7％，远超GDP的增速。另外，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医疗保险费用的激增，社会项目开支不断扩大，有专家估计2010至2019美国财政年度财政赤字总额将高达7.1万亿美元，到2035年，美国政府的欠款将占GDP的180％，如不痛下决心进行解决，美国将真正进入不可逆转的“债务黑洞”中。
二、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每一次重大危机都带给人们深刻思考的空间。这次主要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技术层面
凯恩斯主义的公债有益论是公债不需要实质偿还，只需要“借新还旧”，通过一些借债的技术手段安排，能从资金市场筹到所需资金就可以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西方国家不断推出债务管理技术手段，从市场中大量融资。同时，理论界也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债务融资、公司理财的专家，提出各种理论和模型，比如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弗里德曼的组合平衡模型(MBM)等。如果将公共债务管理视为一种公司财务管理行为的话，其投资人首先应该考虑投资的回报周期、收益率等问题。但在各国政府当政者看来，举债是政绩，至于偿还则是后任的事；没有人认真计算过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中的相关数据，也没有人认真计算过“借新还旧”举债模式的抗风险能力相关参数。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借债时承诺的条件不能兑现，引发市场的不信任，借不到钱即资金链条发生断裂，债务危机便产生了。
美国近10年来，政府每年的借款包括债务再融资规模平均超过4万亿美元，这种以新债还旧债的债务依赖不断推升了美国的债务依存度。2010年美国政府的债务依存度逼近40％，远远高于金融危机之前8.7％的平均水平，而由于2011年的GDP增长乏力，不及往年，其债务依存度蹿升至45％以上。
(二)政策层面
欧元启动10年以来，各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并没有走向一致，凸显的矛盾集中在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的二元性。欧盟有统一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欧元)，但各国财政政策独立，这样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矛盾重重。在宏观层面上，欧元区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干扰了统一货币政策的运作。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都有一种内在的财政赤字扩大的倾向。因为，成员国财政赤字的加大可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并要求各国如果每超过这一标准的一个百分点，就要向欧洲中央银行缴纳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的无息“稳定存款”；如果两年内财政赤字仍不达标，则将存款变为罚款。可一旦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超过了“可维持”的限度，就会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而且，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会使一些国家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它国家，当负面溢出效应波及到整个欧元区时，有可能引发各国之间的赤字大战，导致一些国家不堪重负退出欧元区。因此，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由于财政政策扩张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独立性从长期来看有无效趋势。
事实上，欧盟各国竞争力差距正在不断增大(欧盟委员会主要根据欧元区各国价格和成本的差距以及贸易收支状况来判断各国竞争力的)。欧盟内部各国竞争力的差异和宏观政策失衡对其长期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在，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财政政策都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新的刺激计划不仅政治上难以接受，经济上更不可行；货币政策也早已无能为力，难有作为。
(三)文化层面
20世纪初期以后，西方国家享乐主义盛行，超前消费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分期付款成为重要消费信贷方式。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人不负债不富。信贷消费不仅不再被视为不节俭和贫穷的标记，而且逐渐转变为受人尊重的标志，整个社会成为“超前消费”型社会。统计数据显示，1984年美国消费信贷总额为5771亿美元，到2010年，不包含住房抵押贷款在内，美国的信贷消费总额达到了2.4万亿美元。事实证明，超前消费观虽然为美国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这样的观念亦为美国社会后期频繁爆发的“信用卡危机”与“信贷危机”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虚假繁荣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依赖“超前消费”，在如此错误观念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的消费模式已经陷入了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二次大战后，为稳定社会和刺激经济，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在这样的福利政策下，人们发现自食其力的勤奋工作尚不如“游手好闲”，依赖国家财政救济。于是，自愿社会失业者不断增加，其对政府救济产生了极大的精神与物质依赖。福利政策对社会就业产生了消极的逆向激励作用，人们的工作观念开始转为消极与懒惰。
(四)制度层面
西方国家债务危机是西方政治民主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下，总统可以提出预算方案，但是国会掌握财政大权，任何预算最终必须经过国会同意才能生效。然而，由于总统和国会在选举方式、选民基础和任期长短上不一样，结果是总统可能属于一个政党，而国会两院同时由另外一个政党控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分裂”政府。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另外一个政党只控制了国会的众议院(下院)或参议院(上院)，结果是不仅国会内部有分裂，政府与国会之间还有分裂，从而造成双重分裂。
当前，在不少西方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已经被资本绑架，成了政客竞选的政治营销手段和策略。政客竞选前为拉拢选民，往往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许下承诺，开出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福利支票，只为能打胜选战就好。上台之后，所做承诺则不兑现，实施政策打“短线”牌，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财政赤字，提高竞争力，而是一年高过一年的发债额，形成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只为下一次准备竞选资本。西方这种民主政治体制，背后是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一般民众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之外，难以形成政策认同和前进合力，不利于国家长期持续政治能力的提高。
三、总结与启示
(一)总结
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大规模爆发之后，债务危机能否化解以及究竟走向何方，已经引起了各国大众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思考。为此，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下足了功夫，开出了各种“良方”，以求成功化解危机，渡过难关。目前，西方各国现实政策选择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实施紧缩财政计划，削减赤字；另一类是增加税收和政府收入。前者是让社会中下阶层为债务危机埋单，后者首先遭到富裕阶层的抵制。政策之争的结果是，富人利益不会受损，而是政府大规模削减公共福利，使本来就非常困难的中下阶层更加困难，失业人数增加，贫富分化加剧。同时，我们也看到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似乎也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些问题。但是，综合分析，不论其观点为何，共同之处是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只不过要求以“金融精英”为代表的资本家多一些“道德”、“温情”、“慈善”以及“人性”，实行局部的资本主义制度改良，以安抚罢工、骚乱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普通大众“受伤的心”。
不难得出，西方国家债务危机如果只停留在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不从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进行彻底反思和改革，“以债养债”、“用赤字解决赤字”的债务依赖问题终将不可避免。债务危机的根本解决在于各国偿付能力的实质性提高与公共收支结构的根本转型，而这又基于主权债务国经济结构的完善和增长潜力的提升。但是，资本的“贪婪”本性和经济的泡沫化趋势又很难把“活力”注入真实经济体内部，最终只能演变成金融危机甚至全局性的经济危机。
(二)对我国的启示
此番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面和冲击力非常之大，对我国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1 对债务风险应保持清醒认识。在发达的金融市场或债券市场上，关于风险的测量工具和计量模型并不少，而且大部分十分先进和完善，那么，为什么还不能控制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爆发呢?可见，对风险测度并不等于风险本身。此番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使那些擅长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预测经济未来形势的经济学家大为蒙羞。据说，英国的三千多名经济学家和美国的一万多名经济学家，没有一个通过数学模型预测到这场金融危机。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末我国国债余额达77708.35亿元，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相比，债务风险测量指标均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考虑到10.78万亿元的地方债务，未来社保支出的刚性增长，政策微调的税收减少，以及其他或有债务和隐形债务，则应对系统性风险保持清醒，高度重视。从动态和长远的角度，应尽早出台和完善有关债务法规制度，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妥善处理存量债务，严格限制新增债务，不断降低债务风险和债务负担。
2 扩张性财政政策应相机退出。西方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债台高筑，无一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结果。近年来，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以及社保刚性支出增长，政府不断推出长期的或权宜性的经济刺激政策。刺激经济政策实施后，财政赤字增加，政府的债务水平往往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沉重的债务负担又反过来强化了政府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依赖，导致债务风险不断加大。一旦经济放缓或外部突发因素出现，债务风险即快速转化为债务危机。所以，从政策层面考虑，扩张性财政政策短期实施后，应抓住机会择机退出，否则将恶化国家财政状况，压缩财政政策运作空间，其挤出效应和负面效应也会不断显现并加大。无数事实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3 鼓励合理消费，树立正确消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讲，西方消费文化中的享乐主义、借钱消费、超前消费以及工作中的消极与懒惰等无一不是经济刺激的社会负效应表现，显然这种消费文化也是不可持续的。目前，在我国启动内需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注重加大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倡导合理消费，反对奢侈浪费，鼓励并形成健康、持续、协调的消费文化。同时，弘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提倡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促进社会消费群体特别是青年一代自觉树立起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消费观和工作观。
4 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最近几十年来，自由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泛滥，并且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断被兜售到世界各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和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给世界各国人民上了沉重一课，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西方国家所大力奉行的意识形态。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所极力推动的自由化、私有化、资本化、全球化等也引起了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其所造成的危害正在不断被认清。目前，对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这一基本事实已经逐步得到认可。西方国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从“中国模式”中寻找答案和出路，以跳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怪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此番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果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各种政策措施搭配和协调，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总之，剖析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自觉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维护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
责任编辑：垠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