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光（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对国人来说，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远远超过了它本身。在这种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中，诺奖成了一块验金石。经济的腾飞，让中国骤然成了世界的巨人；然而底气不足，始终有一种名实不符的焦虑。多少年来，我们急切地渴望获得世界的赞誉，对诺奖也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情结。一种酸葡萄心理，曾长时间弥漫于社会。主流媒体对诺奖也颇有微词。如今莫言的获奖，成了一个契机，撩拨起了品尝到葡萄美味之后的自豪和虚荣。莫言的书一抢而空，铺天盖地的赞誉一浪高过一浪。一奖遮百丑，中国俨然一夜之间成了文化强国。其实，我们不过是被诺奖牵着鼻子走。对莫言、对华语文学、对中国来说，获奖绝对是好事，会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但是欢呼之后，我们要清醒，巨人的脚跟依然不牢固。
瑞典学院的老头们为何青睐一个体制内的作家？一些国外的媒体对此颇有微词。其实，百余年来的诺贝尔奖评审，又何尝不是一种体制？而且，一个伟大作家往往有多重性格。荣格就区分过作为作家的人和作为人的作家。作家伟大如歌德，也会拖着一根庸俗的辫子。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圣徒勋章，而是文学的奖项，自有其评判标准。莫言曾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莫言的作品，而不是作家的行为。他的很多作品都在碰触敏感的神经，冲击着体制的壁垒，如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这更体现出一种引腾转挪的高妙。“天之赋道，不差胡华；人之禀性，岂限外内？”莫言写的是普遍的人性，他把人放在特定的境遇里，来试炼、来拷问其中的罪恶和洁白。诺贝尔奖给了莫言，正是文学的价值胜利。
刘（南开大学文学院）：我觉得首先需要把莫言其人、获奖其事和《蛙》其作分开来看。第一，不能因为人家获了奖就搞人身攻击，看见出头的鸟必枪打之而后快。莫言拿作协的工资就得替体制背黑锅，或者王安忆没抄《讲话》就更有资格获奖，这都不合逻辑。第二，诺奖评选这件事，只是某些标准和某些意志的体现，如果不愿意买瑞典绅士的账，完全可以“用脚投票”，选择其他作家特别是无缘诺奖者来阅读，比方说弗兰兹·卡夫卡、伊塔洛·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以上“三卡”纯属个人口味）。第三，对于《蛙》这部作品，颁奖词概括得挺准确，有魔幻，有民间，有历史，有现实，但“有”得太多了。莫言的野心还是大了，既要坚持民间叙事传统，又要与世界文学对话；既要关注（西方所关注的）历史重负，又要“写人”；既想把旧手艺好耍一番，又惦记着“创新”。这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丰富和“正确”的作品，但就好像一个高级厨师，想在一道菜里用上各种名贵食材和调味品，然后煎炒烹炸一溜够，您想这菜它是个什么味儿呢？当然也不只是莫言，“十全大补”几成当代长篇小说的共同特征：用生猛的“性／暴力”展演来宣泄曾经的性／政治压抑，用恣肆的语言狂欢来弥补禁忌空白的思想，用特定的价值理性来揭示历史秘辛、控诉民族苦难，用狐鬼神魔的文学传统来打扮当代现实的诡谲传奇……而莫言更胜一筹之处则在其强烈的属地性与丰饶的民间语言资源。在此意义上，如果诺奖一定要颁给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当然无愧，但他身上仍然存有一种烙印或症候，即“人”与“非人”对抗的价值焦虑，这种焦虑一旦用饱满得快要炸开的故事和语言来缓解，小说即走向完结，成为一个封闭完整的莫比乌斯环，它拒绝读者的重写和参与，更无奈的是习惯于在虚拟网络上实践性爱、民主与个人生活／美学风格的新生代们早已不屑于参与这样的“文学”。这种双向的拒绝对获奖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一个重创。所以，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诺奖———是勋章也是疮疤。
严彬（凤凰网读书频道主编）：鲁迅曾于1927年9月致刘半农的信中提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其时，中国除已然完成《呐喊》《彷徨》《野草》的鲁迅，另有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均已抱作成名。近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来说好似一年一次中途消退的潮汐，直到今年竟聚为一次大潮爆发，很有些始料未及。
尽管北岛据说曾数次接近诺奖，但他毕竟已是位缺少精深作品的人，而莫言依然每隔几年拿出一部高水平作品，他已经如此创作了20多年。放眼中国，几人有这样的文学生命？作为第一个以中国籍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有他客观的文学成就，也有评委们主观的阅读，更可以加点命运之糖，才让中国人首次尝到甜头，“红高粱家族”也就加入“诺贝尔家族”。
当然，瑞典文学院本没有理由必须青睐遥远的中国，15位德艺双馨的院士也没有必然的责任去挖掘中国作家———他们选出过海明威和帕斯捷尔纳克，更错过了托尔斯泰和乔伊斯。
伊北（青年作家）：莫言先生获奖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对国家，对文坛，对出版界，对他个人。但四下的狂喜，又让人感到忧伤，跟北京奥运时的狂喜一样，这无疑还是一个西方为主导的时代，体育、经济，甚至文化，西方人真的懂得中国文学的好处吗？未必。中文写作的魅力，源自于汉字的魅力。汉字在世界语言的发展中是一个拥有巨大魅力的异数，中文写作，也有其优势和独特魅力。当代的写作没有跟五四新文学写作接续起来，而五四的小说写作又没有跟古典小说写作接续起来，而是直接跑去跟西方学，当代纯文学作家直接跟着西方跑的更多，很多都丧失了中文写作本身应该有的美感。中文写作，每个字都是有美感的，西文写作，字本身只是音，记录了一个音节，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西文写作的巨大缺失。诺贝尔奖是肯定，但诺贝尔奖未必能理解中国文学。
许苗苗（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今年4月，伦敦书展期间有一场莫言的讲座，收到通知后，我转发给正在学汉语的英国朋友Anthea，问她有没有兴趣。谁知她反应竟特别激烈，还自称是莫言的超级书迷。“西方人实在太能夸张了！”我暗想，“当幼儿园老师的她，最多也就看过《红高粱》电影吧？”讲座那天，Anthea真带来了英文版的《红高粱》和《生死疲劳》，并强调家里还有好几部莫言作品。拿到签名后，这姑娘羞涩地偷偷问我写的是什么。我用手一个字、一个字点着念：“莫言，二一二年四月十九日”。虽然连“莫言”两个字都不能照猫画虎地认出来，但这并不影响她对其作品的热爱。莫言恰在今年获得诺奖，这次邂逅一定会成为Anthea一辈子的骄傲，这个英国女孩的中国梦也必定因此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