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开年大戏《走西口》正在央视热播，作为《闯关东》的姊妹篇，《走西口》再次为我们展现了一段充满艰辛险阻同时又饱含浓浓深情的移民历史。 近3个世纪的迁移史
“走西口’大约始于清康熙年间。成千上万的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移民大军背井离乡，远走塞外。“于是内地人民之经商懋迁者，务农而春去秋归者，皆山流动而渐进为定居，山孤身而渐成为家室……凡经属近诸旗地，已蔚为农牧井管，蒙汉共居之乡。”他们不断踏上这条充满艰辛与梦想的道路，用血泪与汗水缔造出近3个世纪绵延不断的“走西口”历史。
对于“西口”的具体位置，学界说法不一。较为集中的看法是，“西口”原指一个地理方位，伴随着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在民众不断向长城外的迁移过程中而被广延、泛化。“口”原指明中期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如张家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后演变成为对蒙贸易的关卡。明末清初时人们习惯称河北张家口为“东口”，而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城北10千米的长城边墙附近)位于张家口以西，所以被称为“西口”。乾隆中后期，“西口”逐渐转指商民往来、交易日盛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清成丰、同治年间，随着民众大批出“口”，除杀虎口、归化城外，从张家口往西，山西、陕西、甘肃等通往内蒙古西部的水陆关口被泛称为“西口”。亦称“口外”。
“走西口”的主路线大致为：由山西的保德、河曲、偏关地区经黄河入陕西，从府谷向北经古城进入内蒙古，经准格尔旗、纳林、东胜、达拉特旗到包头。自包头分为两路：一是向西达五原；另一路往东北到石拐沟矿区及达子店、固阳，再向西经大余太、乌兰脑包到五原。到五原后再分作两支：一支向西南经邬家地、临河到陕坝镇。另一支向西经狼山到陕坝镇和米仓。最后还有大量移民到达了包头以东归化等地。这仅仅是对“走西口”主路线的粗略描绘，其详细内容不止于此。“走西口”移民最多、最为集中的区域是内蒙古中西部，即今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一带，达一地区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的绥远省。
离走他乡 艰辛开拓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去要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这首在晋、蒙、陕、冀交界处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的悲怆而哀婉的歌曲《走西口》，反映出“走西口”那段历史的悲凉与苦难。
极端贫困是引发这场“迁徙”的最根本原因。清代中前期，土地贫瘠的晋西北、雁北、陕北地区与冀、鲁、豫地区自然灾害频仍。十年九旱。山西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即便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晋中地区也因地少人多，迫使面临失去土地的人们远走经商。地广人稀的口外，成为他们摆脱艰难困境、另觅生路的理想选择。
从身份上看，“走西口”的人群大体上分为3类：一是山西、陕西北部地区无地或仅有少数贫瘠土地无力养家糊口的贫苦农民以及一部分手工业者，如木工、陶工毡匠、泥瓦匠等等。他们迫于生计，无奈奔走他乡，是“走西口”的主体；二是到口外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晋中地区，最后就是一些躲避兵役和逃避官司的人。
从地域上看，“走西口”的人群在晋西北主要是保德、河曲、偏关人，雁北多为朔县、平鲁、山阴县人，晋中主要有平遥、祁县、太谷人，而陕北则多来自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等县。此外还有部分山东、直隶、河南等省的移民。
从性别与年龄结构上看，清代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由移民政策、口外的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进入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走西口”民众以年轻男性为主，直至清末内蒙古全面解禁后，口外迁入人口的性别结构才逐渐趋于平衡，年龄结构呈现多样化。
“走西口”活动分为暂时迁移型和永久定居型两种。最初意义的“走西口”人主要以季节性出边者居多，称为“雁行”，数量较少。“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旅程日记》)口外地区地广人稀，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因冬长夏短，农闲时间长，无需终年雇工；同时，由于清初严禁出“口”汉民携带家眷，于是春去秋返的“雁行”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迁移方式。雍正以后，逐渐由“雁行”发展为定居。举家迁移的定居型移民与“雁行人”的迁移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为数不少的定居移民也是由“雁行人”沉淀而来。
然而“西口”路并非平坦，这是一条充满艰辛与酸楚的道路。“走西口”的行旅方式主要是步行。迁移者抛亲弃家，在严寒酷暑中沿着崎岖的道路开始漫长的跋涉。“细麻绳绳捆铺盖，两限流泪走杭盖”，道出了他们离乡的悲伤心情。“走西口”人每天要步行30～40千米路，风餐露宿，“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很多人都一去无返。，或抛尸路途，或沦为乞丐。而存活下来的大多数人也只能依旧进行繁重、艰苦的重体力劳动。一首民歌记述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及工作的艰辛：“上杭盖(到伊盟杭锦旗)，掏根子(掏甘草)，自打墓坑，下石河，拉大船，驼背弯身・进河套，挖大渠。自带囚墩，上后山，拔麦子，两面三刀手流脓；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
漫漫艰辛路并没有使“走西口”人退缩，相反移民越来越多，势如浪潮，这在于“走西口”者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
蒙汉共铸西口文化
大量以晋、陕为主的内地民众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同时，晋、陕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碰撞与交流。经过近3个世纪的整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质的“西口文化”。
服饰上，汉人服装简便且利于生产，蒙古族吸纳这一优点而改长大的蒙古袍为汉族短服。
饮食上，蒙古族人原以“白食”(奶制品)和“红食”(肉类)为主，伴随生产、生活上的大融合，小米、白面、玉米等成了他们常用的食物，这有利于平衡其营养结构，增强体质，而迁入的汉人也开始喝奶茶、做乳制品，对其抵御寒冷很有帮助。
居住方面，蒙古包渐向定居房屋转变，蒙古族牧民在汉人的影响下，开始建造汉式土房子。这种土房子体现出蒙古族人对汉族建筑的借鉴与改造：“平地画圈，围约四丈，立柱于周，凡十数根，而钳木纵横架于柱间，使相衔接以代墙垣，上覆以毡或厚布，马尾束之，犹汉人之屋也。”(《蒙古志》)
语言方面，汉语与蒙语不断融合；比如“贼霍拉”一词即为蒙、汉语各半。还有些汉语词汇直接引入了蒙语，如“油糕”、“海棠”，“班食”、“扁食”等。
在宗教信仰上，蒙汉也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认同。康熙年间，蒙古族人在土默特地区建有一部分观音庙、土地庙、财神庙、关帝庙等，其中的关帝庙还被称作“蒙古老爷庙”。
伴随着“走西口”活动的发展，在蒙汉文化共同浸润的土地上，民间艺术也在不断交融，产生了“二人台”、“蒙汉调”等独具特色的戏曲与音乐。最值得一提的是广泛流传于晋北、内蒙古西部、陕北、河北等地的地方小戏“二人台”。它原本是关内汉人到内蒙古后招揽生意用的唱曲，吸收了蒙古民歌的音乐语言，与舞台演出相结合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间小戏。有的源于内地民歌，如《卖饺子》、《画扇面》等；有的来自蒙古族民歌，如《阿拉奔花》、《马音杭盖》等，还有生动反映现实的《走西口》。“二人台”既有内地民歌的韵味，又有蒙古族传统音乐的旋律，深受当地蒙汉人民的喜爱。
本以求生为初衷的“走西口”之路，虽前途未卜却充满机会，吸引着一代代人去内蒙古草原寻找自己的梦想，他们用汗水与泪水共同完成了这场从口内到口外、由季节性至永久性的大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