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26集长篇轻喜剧《文化站长》是国庆和党的“十七大”献礼电视剧｡这部轻松幽默而略含调侃意味的电视剧开启了黑龙江农村轻喜剧电视剧的先河,与其他农村题材的东北轻喜剧电视剧不同的是,该剧没有停留在揭示农民致富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纠葛,进而肯定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伟大社会实践,而是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大主题叙事融入家常里短的情景中,伸展到东北农村亲族邻里式的特定人际关系的枝枝蔓蔓中,试探着打开困扰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心结｡在笑声中以文化的柔性力量与官场习气和落后的封建意识打起了“太极”｡来来往往之间,渗透出文化对于提倡高尚生活方式的重要作用,从而引导大众道德水准的提升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站长》用敏锐的眼光引领新农村文化建设,但又不单纯地停留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上｡作品以超乎寻常的洞悉力,对即将到来的文化高潮作了一次预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索,具有普适性和启迪作用｡从而引发了我们面临的关于“文化命运”的思考: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已渐丰富的当下社会里,文化的､精神的困窘无处不在,这种现象的解决不仅迫切需要改善大众文化环境,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文化权利是一种政治权利,无论是谁都要保护和享有这种权利｡
一､献礼剧､时代文化风尚与生活原型
作为国庆和党的“十七大”献礼剧,为什么《文化站长》这个描写农村小人物的题材能够脱颖而出进而成为“十七大”期间普通百姓热议的话题?《文化站长》引领了时代文化风尚,捕捉到了文化高潮即将到来的信息,并以电视剧的艺术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农村文化建设不平凡的历程,使观众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人享受到社会巨大变革所赋予的许多经济利益和物质实惠,并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里不停地追逐着梦想与成功的到来,成就了许多财富神话｡但同时中国人也承受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各个层面的急剧变迁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巨大精神空巢期,人生价值体系发生了嬗变｡随之而来的是,包括农民工父母子女形成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低水平制造业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以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传统文明基础的消失等等新型社会问题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文化”等的适时提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一种核心价值观的标举｡因此,《文化站长》从文化建设出发对基层农民所做的精神层面的探索,呼应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
《文化站长》是配合党的“十七大”召开而打造的献礼电视剧｡制作期短､政治任务重､选景遇到困难等等现实问题都给《文化站长》设定了很多障碍｡但是,这部电视剧却深受观众喜爱,最终赢得了高收视率｡那么,献礼剧是否因其政治宣传功能､与时代风尚太过紧密､短暂的时效性而没有长久价值呢?事实并非如此,好的献礼作品同样能够成为经典流传下来,以电影《笑逐颜开》(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与哈尔滨电影制片厂合拍)为例,是1959年为配合中国“妇女解放”的政治宣传而推出的献礼片,女性从家庭“锅台转”走向社会大舞台身份的巨大历史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带来的种种矛盾纠葛成为《笑逐颜开》设置戏剧冲突的主要元素,为法律上的“男女平等”提供了先声｡这部“歌颂式喜剧”在今天看来依然“主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戏剧气氛,看后给人愉悦和鼓舞”,①这些方面与《文化站长》赋予观众的极其相似｡此外,献礼剧目不仅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现实指向性描述,还为配合国家庆典及重大欢庆活动而突出喜庆色彩,为展示民族传统及民间风俗而选取真实生活场景,为烘托幽默轻松的气氛而发掘夸张､搞笑､调侃等喜剧元素,这一切都使其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无论《文化站长》还是《笑逐颜开》,能够取得广泛社会反响是因为听从了大众的呼声,均是在生活原型基础上创作而成｡《笑逐颜开》以哈尔滨市第一妇女建筑工程队为原型,《文化站长》选择了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四嘉子乡文化站长曹文明的事迹为蓝本｡曹文明组织了农民自娱自乐的“文化大院”,把农村政策和发生在农民身边的好人新事编成节目,把富起来的农民从打架斗殴无所事事中解脱出来,在文化娱乐的潜移默化中引导和教育农民,提升生活品质｡四嘉子乡副乡长张宏说电视剧里管文化与曹老师太像了,“每有演出,曹老师都身兼编导､策划､剧务等多职,还是补台高手,不管节目里缺了谁,他都能补缺;缺少经费,演出服､乐器架都是自己做,甚至拆自家的自行车;过年了也不回家,给乡亲们写喜字春联”｡“曹老师也是管文化那样胖乎乎的,说话动静也特别像,还非常幽默,看电视就像曹老师回来了一样”｡②电视剧《文化站长》并非凭空而造,讲述的故事也非离我们很遥远,是作家艺术家被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所感动､所召唤而创作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作品｡
二､管文化､刘宣委与文化的柔性力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目标预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重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在为经济建设摇旗呐喊的同时,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尴尬境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计划经济体制中受政府保护的文化事业经历了独自闯荡市场､转为文化产业或进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中,无数文化人穷其精力保护文化､建设文化的汗水已深深地浸透了这片土地｡管文化走过的艰辛历程正是在文化领域默默耕耘的大批文化人真实的人生写照｡
管文化是农村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经常抱着砚台给村里人写对联､画画,兴致来了还会朗诵几句诗,把“国学”挂在嘴上,看上去有些酸也有些迂,但也颇受村人尊敬｡他并非是个酸味儿十足的老夫子,管文化最大的本事是被乡里刘宣委捉刀写稿,长年读书看报的管文化练就了一身吃透中央精神的本领｡所以,在张书记到任时,刘宣委的发言受到了好评｡这时,他与刘宣委的精彩大戏拉开了序幕｡自私又很官场化的刘宣委看到管文化与张书记说话的场面误以为两人关系亲近,决定让管文化当站长,以便为自己升迁创造铺垫｡默默无闻地为刘宣委和村里人奉献精神食粮的管文化,阴差阳错地当上了代理文化站长,刘宣委知道实情后决计不给管文化分配工作,让他自生自灭｡不料,管文化在家安了个电话,天天等待刘宣委安排工作｡“我就是问问我能干点儿什么事”,“听信!”这是一段电视剧中他与刘宣委反复出现的经典对白｡在他守在电话旁边焦灼地等待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建设之所以在农村基层无法展开,正是农村基层的某些干部对文化的漠视以及官场化作风｡“叫职务,不能叫二蛋”,每次管文化拿出舅姥爷的头衔求刘宣委时,都得到非常严肃正式的提示｡
在管文化求爷爷告奶奶､为他所钟情的文化四处奔波时,他身上所具有的柔性力量也渐渐地显示出来,并赢得了民心｡王主任竞选村长需要找个配搭,管文化绿叶衬红花与王主任仅一票之差｡这个甘当配角的小人物,听到竞选结果自己也吓了一跳｡万一选上了自己也没王主任那种能力不是耽误了大家吗?管文化用他“一根筋”式的文化信念突破了各种障碍,从抢救“非物质文化”､办“PK大赛”､推广“绿色鸡”以及帮助三愣子､快嘴莲这些好逸恶劳､脑子里有封建残余的人,到想出“培养农村人才”的主意来,乡村文化终于有声有色地办起来｡文化从幕后走到前台,他也受到重视马上由代理文化站长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他却激流勇退辞去了文化站长职位｡
在管文化与刘宣委､王主任两个强势人物周旋中,无论从资源占有还是从管理经验上,管文化明显不是对手｡刘宣委借助官场公共权力拉开了咄咄逼人的架势｡王主任是个相当有定力的领导者,他处理村里事务圆滑世故,把改造三愣子的难事推到管文化身上,是官场高手形象｡两个强势人物最终都被管文化对农村文化的痴心所感染,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征服了他们｡刘宣委主动继承管文化的衣钵承担起文化站长,王主任为管文化举办了全村人参加的表彰会,而管文化又要了个“管站调”称号重新回归文化｡“你不抓看不见,你真抓起来了,到处都是工作!”在这里,文化的润物无声,无处不在,借助管文化这个人物体现得大于失尤其强烈｡
三､新农村建设语境与文化权利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新语境下,《文化站长》具备了历史含义和现实视角,因此与其他轻喜剧相比,更多了正剧色彩｡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往往是新的历史变革期的一面镜子,比如“土地改革”､“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乡镇企业”等等,农村的历史变迁始终是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作家艺术家关注的焦点,对农村题材的把握与传统宏大主题叙事的建构,造就了中国文学艺术独特的社会学审美价值｡“新农村建设”无疑是又一次历史变革｡从现实上看,中国农村人口达9亿之多,如此庞大的群落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为中国 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课题｡关注新农村建设就等于倾听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今天的农村不再是纯粹的空间地理概念,农民工进城､企业在农村办厂等等经济行为打破了城乡分离的概念,当下的农村已是开放的信息化的农村｡《文化站长》正是对农村开放而多样的现实环境各种生存状态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触及到大时代变迁中新农村建设的症结所在――文化建设｡
《文化站长》从“文化”角度切入,记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富裕起来的农民内心对文化的需求与这种需求无法满足的矛盾,管文化正是无数推动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历史车轮的小人物｡他穿着红背心､蓝外套,戴着大草帽,骑着自行车奔走于乡村的田野,为争取农民的文化权利循环往复走在一条路上,乐此不疲｡
剧中的“大喇叭”极富象征意义｡最初,王主任在村委会大喇叭里总是在叫“管文化,到乡里来一趟”｡那时,管文化还只是一个“地下”文化人,他到乡里是为刘宣委写稿子｡随着代理文化站长法定身份的确立,管文化作为文化人的行为从地下转为地上,他拥有了真正的文化话语权,又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权利为农民谋文化｡管文化和二林两人乘着汽车游走于乡村,手持大喇叭宣传“PK大赛”｡从被喇叭叫到用喇叭叫人,管文化角色变化真正的含义是话语权的变化｡
文化权利说到底是政治权利,《文化站长》给出的积极向上乐观基调与农村文化建设走上正轨的光明结局,与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文化构想不谋而合,从而使我们“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责任变得更为清晰可辨｡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影视研究室）
①《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胡昶,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245页｡
②东北网――黑龙江日报,2007,10,18,孙彩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