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专制统治为什么能够维持?极权主义为什么能够存在?归根结底，可以说源于人的服从性，个人的服从，群体的服从，人民的服从。 可是，假如没有人的这种服从性，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无政府的散沙，任何秩序也无法维系，任何国家也无法建立，任何文明也无法发展。
这实在是人性的悖论。
二
《旧约・诗篇》有这样的话：神啊……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
**时“***”集团有这样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而参加“非诚勿扰”节目的拜金女马诺说：宁愿坐在宝马里面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修辞方式仍是如出一辙．但对价值观的态度却是恰恰颠倒过来了。过去是过分地求贫，如今是过分地求富。
(此外，舒婷的诗《神女峰》也有两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上痛哭一晚。作为爱情观的表现，这与马诺的话又成另一种对照。)
三
明朝之亡，一向认为有内乱(李自成、张献忠)和外敌(满洲)两大因素，专治明清史的李光涛曾总结为“内寇与外敌相因亡明”，尤其强调外敌的因素。我以为显然还应加上另一个因素：内政。
明朝的太监政治当然是变态的，魏忠贤专政当然是黑暗的，但当其时，政治控制仍有效力。及至崇祯登基，东林党人秉政，太监政治终结，表面上看是正义的胜利，君子的胜利，但由此党争激化，政局混乱，不仅崇祯不能自保，南明小朝廷终亦无法维持。故明之亡，可谓亡于内政，亡于党争，亡于没有“和谐社会”的政策!对阉党赶尽杀绝，固一时快意，而终不过同归于尽而已。
跟南宋初年相比，可以看得更为清楚：靖康、建炎之际，金人的势力较之后来的满人更强，南宋王朝承受的军事压力较之南明王朝也更大，但杭州“流亡政府”以宋高宗为唯一的重心，大体能维持团结，故能收拾人心，维系半壁江山；而满清之能征服中国，实有赖投降的汉将汉兵之力，若南明有凝聚力，洪承畴、吴三桂之流未必甘为满人所用。盖政治中人，不过视现实情势，趋利避害耳。
四
据说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假于人。”意思是名义不可让渡，有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拥有权威。然而从政治实践观察，却未必然。
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一个现象：皇帝始终对以宰相为中心的官僚系统怀有戒心，总是要将“国务院”的权力往身边的“秘书处”收拢，也就是让自己的亲信们掌握实权。比如汉代就逐渐架空丞相，将权力转移到尚书台：明代干脆取消宰相，由内阁(大学士)负责实际政务；而到了清朝，内阁又被架空，由军机处取而代之。
此外，几乎历代都有太监干政，当其时，往往外朝的官僚只是“橡皮图章”，而内朝的太监却把持大权。
日本的封建时代，尤其是德川时代，天皇不过是最高的政治象征，实际的权力完全由幕府掌控。
政治总是势利的。只要有了实际权力，就会有权威，迟早也会形成新的“名与器”。
五
做学问固然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但不等于知识越多，学问就能做得越大。还得看知识的结构和配置是否合理，能不能形成知识之间的创造性碰撞(表现在见解上)；还得看知识的组织和运用是否合理，能不能形成有效率的知识生产(表现在写作上)。
这就像一个国家，人口最多，绝不等于生产力就最大，国民生产总值就最高，还得看其制度能否有效地整合人力资源。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像王国维、陈垣、胡适，甚至钱锺书，都可入最有学术效率之列。像黄侃，就是知识配置不佳(杨树达说他“知古不知今”)，吃草多，产奶少，是低效率的典型；陈寅恪早年研究“塞外殊族之文”，后来基本没用上，在著作上效率也就低了。
当然，治学要有效率，但过犹不及。像梁启超、朱谦之、龚鹏程，就属于效率过高，可称知识的过度使用和过度生产――对知识的积累和理解尚不充分，就仓促上马，虽然产量惊人，但质量未免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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