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南昌，有一个很普通的人。她曾当过演员，叫邢韵声。 当年毛泽东曾送给她诗稿，并给她写了不少信，但主席生前跟她有约“这些你不要公开”。在这些信中充满了对一个普通演员关切疼爱之情，信的开头都是:小邢，我的好孩子。落款有时是“毛泽东”，有时却是“父亲”两个字，就连她的辫子有没有剪掉都很关心。字都是用毛笔写的，主席豪放飘逸的书法神采飞扬。有一张十六开的毛边纸只写了几个字，有一封信竟写了十几张纸，厚厚的一叠。
1961年8月，中共中央的一次重要工作会议正在庐山召开，为了不使会议开得单调乏味，为了使首长们松弛松弛头脑，活泼会议生活，负责生活、保卫的公安部副部长兼江西的副省长汪东兴，把南昌市的几个剧团都调上了山。当然他没有忘记把他亲手创办的农垦文工团也调上了山，并交给了农垦文工团一项特殊的任务，陪首长们跳舞，而且指定了4个女孩子专陪毛主席。邢韵声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年邢韵声刚刚22岁，上山后的第一个舞会，全团的同志一吃过晚饭就来到舞厅等候，一直等到9点钟舞会才开始。快到11点的时候，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毛泽东高大魁伟的身影。
主席注意到了人群中的小邢，
“咱们跳个舞吧!”主席把手向她伸来。
主席只能跳慢三步慢四步，他高大的身躯跳起舞来显得很笨拙，简直就是在走路，就象他平时在散步一样，主席边跳边和她交谈起来。
主席似乎有些累了。小邢陪着主席走进了休息室。主席躺在沙发里，半眯着眼睛，象在闭目养神，又象在思考问题。
“小邢呀!你读了几年书?”
“初中毕业。”
“还想不想去读书?”
“想。”
“去学哲学怎么样?”
“我想学医。”
主席睁开眼睛望了她一眼，略略迟疑了一下说:“学医，好哇，做一个医生。可是你得好好复习功课。我可以帮你，但考，还得你自己去考哇!”
在以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她有许多机会和主席接触，陪他跳舞、散步、休息。
一次在舞厅休息室里，主席问她:“小邢，找对象没有哇?没有找我给你介绍一个，我的警卫班长不错的!”
小邢的脸一下通红了，半天才支支吾吾地小声说:“主席……我、我已经找了。”
“是谁呀?怎么不带来我看看!”主席略感有些失望。
“也在我们团，叫王庸，因为他出身不好，团里没让他上山。”
“哦!有这样的事，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嘛，都叫他们上来，跟你们团长说，就说我说的。”主席瞪大了眼睛。
有了主席的话，那些出身不好不能上山的人几天后全都上来了。
“主席，那您同意我和王庸结婚?”“嗯!”主席点了点头。
“主席，您真好”
猛然间，她看见主席手上带的那块表又老又旧，表壳上的镀铬都快脱光了，表盘上的刻度模糊不清。
“主席，这表这么旧了，您怎么不换一块呀!”
“喔，这可不能换。这块表跟了我几十年哩，为我立下了大功呢!”主席连连摇头。
9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了。
那天早晨6点多钟，小邢还在酣睡中，突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把她惊醒了，只听得门外有人在叫:“小邢，快起来，主席要见你。”
她来到主席卧室兼办公室，只见主席穿件睡衣，坐在沙发上看着文件。可能主席一夜未睡，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主席抬头一看，非常高兴地说:“小邢，你是我文艺界的一个朋友。我知道你想送送我，我今天就满足你的要求。”
这突然而来的消息使小邢不知如何办好，也不知说什么话来表达对主席的感情她想送个什么东西给主席留念，可什么东西也没准备，她突然想起主席那块老掉牙的手表，心想，主席日理万机，需要一块好表，她看了看自己手腕上那块英纳格手表，这是她参加工作时，母亲用多年的积蓄，花了200多块钱给她买的，平常她非常珍爱它，一般时候都不大戴，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敬爱之情，她毅然将表从手腕上脱下来:“主席，没什么东西送给您，这块表就送给您作个留念吧!”
主席有些惊讶地望着她，看到小邢这么真诚，主席非常感动，他略略迟疑了一下，便郑重地收下了那块表。
“你是大方人!我也不能小气。”主席站了起来，想了想，走到桌前，拿起一叠昨晚练笔写下的诗稿，其中一首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主席说:“就送几首诗给你吧!”
“以后常给我写信好吗?”主席深情地望着她，然后到桌前在一张纸上给她留下了他私人信箱的号码。
1962年3月，毛主席视察战备工作到了南昌，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没有忘记见小邢。“小邢啦――你的学习准备得怎么样呀?能不能去考哇?”主席第一句话就是问她的学习。
她心里一热，不敢正面看主席，这时她已经怀孕了，但又不好意思告诉主席，只得吞吞吐吐地说:“主席，我、我正在抓紧时间学习。”
“这就好。”主席久久地握着她的手。突然主席发现了什么，眼睛盯住她的手腕，“小邢，你把表给了我，你自己还没有买表哇，这对工作学习不利，还是得有块表……我一定要回送你一块表。”
小邢那时工资只有二三十元，加上结婚花费，无力再去买表。
到5月份，她准备应主席之约到北京去玩玩。就在她准备动身时，接到了主席一封信，说他5月份会到上海去。约她到上海去见面。
到了上海，主席知她怀孕了。书是读不成了，小邢感到很难过，觉得辜负了主席的一片希望，主席却一直安慰她好好休息。在上海，主席又请她吃了一顿饭，临走时，主席一直安慰她:“把孩子养好，即使不能进学校，学习一定要坚持，不管学什么都是有出息的。”
主席离开上海时，又想起了表的事，特意叫人打电话到北京瑞士大使馆，要了一块表来，然后又叫吴旭君专门送到她家里。这块表现在她一直珍贵地保存着。
(杨军胜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