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因发源于贵州乌蒙山山麓而得名，是长江南岸最大的支流，全长1000多公里。乌江流域山高坡陡，沟壑纵横，与外界联系不多，人们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都非常艰苦。高尔基在《论艺术》中指出,在远古时代,“人们生活不能没有欢乐，他们善于发笑，会编快乐的歌曲,爱舞蹈。”居住在乌江流域的苗、土家、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民风相对淳朴，较少受到礼仪的束缚，他们热爱自由、追求幸福。在这样环境下产生的乌江
民歌，就带有明显的民间狂欢化的特征。
一
文学狂欢化来自狂欢节日庆典。在西方，有很多重要的节日，如愚人节、谢肉节、圣诞节、复活节等，另外还有婚礼、葬礼、洗礼仪式、丰收庆典等各种节庆活动。不同阶级、阶层和等级的人,不同职业、性别、民族、地域的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这类活动。人们在节日活动中，载歌载舞、纵情欢乐。他们一反平时那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使自己精神亢奋起来，在狂欢式生活中表现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对理想的追求。
乌江流域聚居的苗族、土家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水族等众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众多的节日。如土家族就有春节、元宵节、女儿会等节日，水族有卯节、荐节、苏宁喜节等节日。人们在节庆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歌舞。如水族的卯节，“其最具特殊的文化活动就是卯坡对歌。”
狂欢节庆活动，也是苗族、土家族、侗族、布依族等人宣泄情感、寻求寄托的重要生活方式。如水族青年男女平时恋爱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唱情歌时必须避开长辈。然而，在卯节歌会期间，“男女青年可以在卯坡自由交往，不必回避任何人唱情歌。”土家族女儿会是土家族青年谈情说爱、土家族女性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形成的民间节日。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二（也有地方五月初三）这天，平素不得出门的土家族女子，随身带一些土产山货，佯装赶集售物。男女双方在一场风趣的“讨价还价”中各显聪明才智，进行互相了解。“女儿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歌。女儿会上，相互有意的男女青年在经过“购物”的交往后，通过对歌达到相交，最后私定终身。在贵州省台江县有一个被称为当今最古老的情人节――“苗族姊妹节”， 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一日至十七日期间，苗族青年男女都要盛装出门，在芦笙中踩鼓舞蹈、在歌声中尽情狂欢：“飞歌献予远方客，秋波暗送心上人。白天共享姊妹饭，夜晚相携游方场。” 这首苗歌基本上概括了活动的主要内容。侗族春节的“月也”活动中的“行歌坐夜”（又称“行歌坐妹”、“行歌坐月”），就是青年男女对歌传情的重要节庆活动。对此，当地有歌谣有这样的描述：“养女坐夜搓麻，养男走寨弹琵琶。我儿走到你家，老人睡在床上莫说话；你儿走到我家，我也一样闭嘴巴。少男少女，你赞我夸，痴言蜜语，山歌对答。火塘边排坐，月光下戏打。头插鸟羽，耳挂银花；轻轻细语随水流，细细歌声伴琵琶。”布依族的“六月六”是布依族最重要的节日。在节庆活动中，除开展大规模的玩龙和祭祀“巳神”外，要进行大规模的对歌演唱。
在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民间节庆活动中，人们打破了生活的常规，具有巴赫金所强调的狂欢化的特征。“狂欢节演出的基本舞台，是广场和临近的街道。”在巴赫金看来，人们聚会的一切场所都具有狂欢化广场的意味，如大街、山坡、院坝等。狂欢节广场是为狂欢节划定的节日活动空间，是各种思想、言行展示的场所，也是公众情绪宣泄的地方。乌江流域民间有“歌台”对歌的习俗。反映山区土家族、苗族、侗族、布依族等人生活、情感的民歌，也首先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空间，一个“狂欢的广场”。他们的民歌，都是在山野、田间、河畔、“摆手堂”等广阔的大自然“广场”上歌唱。土家族仁一般在一个宽敞的场地，设置一个“歌台”，经常举行对歌活动。如：“闹年搭起赛歌台，会唱山歌这里来。公子王孙不敢上，上来一个酸秀才。上台先唱夫子曰，四书五经怀中揣。闹年不读圣贤书，唱得满山百花开。”贵州侗族也有“歌堂”，男女歌队进入歌堂对歌，如《开堂歌（一）》中女唱《来寻伴》、男唱《我等姣来寻》，就是典型的对歌。这种“歌台”、“歌堂”，具有开放的特征，可以说，就是人们的狂欢化广场活动。
乌江流域民间节庆活动中的“所有这些仪式――演出形式，与严肃的官方的（教会和封建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可以说是原则上的区别。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和非国家地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歌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不仅是一种与官方和教会相对的“第二种生活”，同时这一生活与官方建立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表现出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乌江民歌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活动，是人们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继承文化的重要工具。在这种狂欢化的节庆活动和“广场活动”中，人们通过民歌演唱而实现了自己“狂欢式的美梦”。
二
乌江流域的民间歌谣具有民间狂欢节的全民性特征。巴赫金指出：“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乌江流域的土家族、苗族、侗族、布依族等人，认为民歌可以解除生活中的烦恼与忧愁：“山歌本是古人留，留给后人解忧愁。山歌唱得忧愁散，唱得黄河清水流。”侗族民间有“饭养人，歌养心”的谚语，说明歌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民歌演唱活动中，这里的人无论男女、无论老少、无论尊卑、无论长幼，都积极参 与。
仡佬族有大量的“打闹歌”。在遵义、仁怀、务川、道真等地，几十人、几百人在生产劳动中，敲锣打鼓，演唱“打闹歌”，场面非常壮观，“尤其是在薅打闹秧中，歌手领唱，众人和声，锣鼓山歌，相间相接，声震林野，催人奋然。”土家族也有众多的“锣鼓歌”。“锣鼓歌是土家族人民进行集体劳动时所唱的劳动生产歌，有‘薅草锣鼓歌’、‘挖土锣鼓歌’、‘插秧锣鼓歌’、‘薅秧锣鼓歌’等。”这些歌谣多是一人领唱，集体合唱，在整个过程中，人人都是演员，所有的人都参与狂欢式的演出。
侗族大歌唱法多为领唱和多声部合唱。合唱歌曲采取的是一领众和、分离低声部合唱的风格，属于民间支声复音乐范畴。其分部分是领唱(独唱)与众和相结合，但多是每段由领唱者唱一两句，而后众人随声合唱，主旋律在低声部，高声部由领唱加花派生而成。它高低音协调，和声完美，歌声洪亮，气势磅礴，全民性的特征非常明显。
水族双歌（“旭早”），如《修桥》是石匠与主人对唱但由于在演唱中其他人也可参与，因此也是集体性的歌谣。乌江流域的“情歌”表面看来青年男女对唱，其实也是众人参与，真是“十对男女九对歌，十首山歌九情歌。”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每年举办歌会，青年男女常常是以歌为媒，如《歌妹成婚靠歌谣》：“豆腐开浆靠石膏，纸糊灯笼靠篾条。新打木桶靠竹篾，哥妹成婚靠歌谣。”在歌会上通过对歌而相互了解、互诉衷情，如《唱支山歌试妹心》：“（男）隔河看见妹传情，人无言语水无声；捡个石头试深浅，唱支山歌试妹心。（女）铜打灯笼锡打脚，久闻情歌爱唱歌；亮开金口银嗓子，唱坐彩桥架过河……”对歌时，没有固定的对象，每个青年男女都可以表达对对方的爱慕。
乌江“船工号子”也颇有特色。乌江是贵州大部及渝东南地区重要的水上通道，但由于急滩多，船工在开船、纤夫拉纤的时候要吆喝号子，或者抒发心在的情感（往往是看见某人、某物而即兴演唱），或者为了齐心协力拉船过滩。如《乌江撑船号子》：“太阳出来（啥）满山红（哇哟），又读书来（啥）又劳动（哇哟），往前梭来（啥）又进坨（哇哟）……”乌江“船工号子”的演唱也具有全民性的特征。乌江江面狭窄，两岸人家或者劳作的人较多。每当过往船工唱起“船工号子”，岸边的人就会附和，歌声激荡在乌江两岸。
狂欢化理论不仅表现出对全民的关注，而且肯定人们在全民性活动中的生活感受。狂欢节不是封闭的、孤独的内心体验，而是通过相互接触获得一种集体性的感受，获得整个宇宙的统一感。这种全民性的山歌演唱活动，体现的是随意而亲昵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在对歌中，不管男女、不管相识与否，都可以随意歌唱，没有距离感、没有等级感，也没有性别差异、财富差异等，从而产生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相互间显得随和而亲昵。同时，乌江流域的民歌也传递出强烈的反权威、反传统、反主流意识，争取平等、自由的倾向。
乌江流域相对闭塞，众多民族在此杂居，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这种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导致其文化表现出不同于常规的形态。乌江流域民间歌谣极力张扬了一种狂欢化的精神,一种颠覆一般社会规范或秩序的反理性精 神。
乌江民歌的狂欢化因素的文学意义是巨大的。巴赫金指出:“在欧洲文学是发展中,狂欢化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存在的一切堡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权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乌江民歌的狂欢精神摧毁了不同思想体系、不同文化、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消弭一切界限，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大众化的文学狂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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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小燕（1969-），女，重庆綦江人，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