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娜拉”的出走风靡世界，一百年过去了,娜拉在今日中国的生存命运如何？这一话题被当代女作家一次次重写与改写，又被徐坤的最新长篇《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拓演并推向极至。
《春天》里，毛榛的丈夫陈米松，在1999年12月的某一天，悄然离家出走了。并留下一封诀别信：
我走了，这十年，是我永生难忘的十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彼此最相知的人，也是最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后我想也如此。
但理智告诉我，我们不会是完美的婚姻……
我必须得走了，如果再在你面前强作欢颜，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
追究其原因，陈米松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毛榛一万个想不通，一对手拉手来北京创业的青梅竹马，一对结婚十年相亲相爱的好夫妻，为什么说走就走、说散就散?“家”,这个两人经营了十年的“爱巢”，就这样被丈夫的“出走”击得粉碎。
更让毛榛锥心疼痛的是，两个人天天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她对丈夫巨大的精神压抑竟毫无察觉，对丈夫的离家出走事先竟一无所知。是不是在这样一个生活节奏逐渐变快、精神空间逐渐变小的现代化社会，本来就存在着“性沟”的无从沟通、无从对话？而这种长期的“无语”，造成了男女性别的意识错位与心理阻隔，即使两个文化背景、学识相同的高知精英也无法达到灵魂的对接？从陈米松的心理深层来分析，他“无名的压抑”来自何方？是不是因女性的觉醒与成熟，使他不知所措？中国很多男人，可以接受现代化、高科技、治国平天下，但是，在两性观念上，他们却远远落后于女性。有些男人对妻子的觉醒、妻子的智慧、妻子的才华，总是莫名地感到恐惧、压抑和不安。正是这个“无名的压抑”无声无息地消解了多少夫妻之间的爱情、信任、真诚。
总有一些人指责女性主义者在社会上就是要与男人争权力，在家庭里就是要与男人争高下。因此，她们不是独身，就是离婚。在中国，对女性解放的认识有不少人还停留在这样的层面。而毛榛在小说结尾那含泪的低语：
“爱人啊，不要不告别就走啊！衷心祝福你有个好的前程……”
听了这些话，难道我们只能像西方女性主义那样，批判毛榛的“被蒙蔽意识”吗？批判女性的依附心理吗？
毛榛作为一个有时代感的女作家，是多么渴望爱情能再回到她的身边，多么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毛榛的深情和谅解、毛榛的宽容和博爱，象征着当代知识女性的进步与成熟。在毛榛看来，爱人虽走了，但爱不会消失，真心的祝福依然藏在心底。毛榛是一个个案，却又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女性追求理想爱情、建构平等和谐两性关系的执著和真诚。因为，爱情是男人和女人生命的阳光，这是人性使然。我们不仅要有性别的眼光，更要有超性别的高度。
离婚后患上“抑郁症”的毛榛，把“同居”当药，来医治陈米松离家出走给她留下的心灵伤痛。毛榛以自己亲历的体验，认识了导演庞大固埃沉溺的感官刺激、大款汪新荃猎奇的病态心理，告诉都市人没有爱情的“同居”，非但不能治愈心灵的伤痛，而且要遭遇精神和肉体撕裂的惨败。徐坤知道，物质和肉欲都救不了毛榛，况且庞大固埃和汪新荃都是患有“现代病”的病人，病人是疗治不了病人的。在此倾注了她对救治非婚“同居”这一社会顽症的心痛的思考。
徐坤《春天》的意义，就在于她以毛榛身心撕碎的经验，建构着女性的当代意识。当代女性虽然有了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虽然有了独立的人格精神，但是，独立就是健全的人性吗？在徐坤看来，惟有爱不能解构，惟有真诚和信任不能解构，惟有健全人性不能解构，两性平等和谐的“绿色之思”不能解构。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