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我的床铺上，哆嗦着用被子把自己蒙得严严实实。黑暗中，无边的悲痛像山一样压过来。我开始偷偷流泪，嘴巴因痛苦而咧得老长。 窗外正下着大雪，纷纷扬扬，我在被子里仿佛可以听到雪花打在树梢上发出的“簌簌”声。仅凭三天前校医务室里那位见习医生从“眼底仪”后面发出的“呀”，我就知道自己的眼病不轻。但为了能使我那点可怜的生活费维持到期末，我固执地拒绝了她“转院治疗”的建议，只要了些眼药水和药片，便匆匆回到寝室里休息。肿痛、畏光的眼睛在急速恶化，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早上，我被室友们“下雪了”的欢呼声惊醒，睁开眼――除了灰蒙蒙一片外，眼前什么也没有。我失明了。
这年冬天我正上“大二”。受社会上“下海热”的影响，我已几次在“商海”中扑腾，却以受骗蚀本而告终；不久又发现自己近一年的单相思竟惨遭夭折。我觉得这个世界正离我越来越远，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我不愿与人交往，更不愿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任何集体活动，整天像只旱獭一样穿行在自己冷寂的空间里。
同学们终于弄明白了我当时的处境。他们一面向系里报告，一面拉我起来，给我裹好大衣、围巾，还找来一副墨镜罩在我眼上，像绑票一样冒雪把我送进了市医院。
在办理入院手续时，懵懵懂懂的我才知道我们几个人凑起来的钱还不够交入院费的一半。于是一位同学立即跑回学校去借。我们几个则相拥着站在露天的窗口边等待。那会儿雪依然很大，寒风夹着雪花不停地打过来，我冻得浑身发抖。然而，当我意识到有几位同学正与我站在一起共同承受着风雪的侵袭时，心里不由一阵热浪翻滚。那一刻，我想说点什么，可喉咙里却堵得厉害，只有听任热泪从发涩的眼里奔涌而出。
我没让同学们把我住院的消息告诉家里。我说我要独自承受这哪怕是天大的灾难。于是他们就轮流过来照顾我的生活。其实，这么多热心的同学已为我分担了许多痛苦，我哪里是在独自承受!每当夜深入静，我总会思绪万千，想得更多的还是以前度过的那些岁月。我为自己的一些行为感到羞愧。我开始认真思索如何走好今后的人生之路了。
视力的恢复不是件容易的事。生活在黑暗中的我，常常伸出双手想要抓住点什么。同学说天晴了，于是我就想出去看一看那灿烂的阳光和消融的积雪。我甚至想只在病房里能看一看阳光透过窗子投射在地板上的那一方宁静的光亮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我想看一看同学们那真诚而纯净的眼睛，而且我还想起了那些早被我久置一边的书本……
一个月后，我病愈重返校园。为此，我开始认真地关注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我热情地与大家交往，也学会了悄悄地去帮助别人。我在运动会上奋力拼搏，义务劳动时更是一马当先。我的学习成绩也在稳步上升。后来，我当了班长、人了党，毕业后又被留校任教。抚今追昔，展望来路，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那次失明的。
偶尔在一本杂志上读到海伦・凯勒的一段话，她说:“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让每一个人在他成年后某个阶段瞎上几天、聋上几天该多好。黑暗将使他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使他真正领略喧哗的欢乐。”的确，那次厄运已成为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了。只是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失去后才会懂得拥有的珍贵?
(翟华清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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