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重申报”“轻保护”，原因何在? 苑利在2012年3月1日的《中国艺术报》中撰文称，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陆续公布，许多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一旦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工作似乎也就此终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重申报”、“轻保护”。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原因不外以下几点：首先，在与经济效益有关的遗产项目上，常常会由于申报成功后的“重开发”而导致了客观上的“轻保护”行为的发生。其次，在一些与经济效益无关的非遗项目上，由于无利可图，所以，
A申报成功，便被束之高阁，从而导致“重申报”、“轻保护”行为的发生。其三，遗产教育偏颇。我们的遗产教育工作多以“申报业务”为主，而很少会涉及遗产申报之后的保护问题，从而导致了基层工作人员只知道如何申报而不知道如何保护，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申报”“轻保护”行为的发生。其四，评估体系建设滞后，也是导致非遗保护工作“重申报”“轻保护”行为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重申报…‘轻保护”行为的频发，自然有某些功利方面的原因，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评估体系迟迟未能建立，事实上也纵容了保护工作“不作为”行为的发生。
美术馆何以成为老大?
2012年3月28日的《中国文化报》中载文称，20年前的中国，不大可能有“怀疑美术馆”这个话题，这倒不是因为它的强，而是因为它的弱。那时候美术馆极少，它给人的印象是，总是在庆祝什么，纪念什么。2000年以后，中国进入到媒体时代，当信息的获取不再困难的时候，媒体的中心地位反而动摇了。从这时开始，美术馆成了艺术的焦点，原因何在?其一，画家越来越独立，人数越来越多，个人展览的要求变得十分强烈，这是市场等一系列的开端。其二，大众文化的兴起，艺术的平权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公众需要参与艺术的机会，而美术馆给了观众与艺术品以面对面交流的可能。其三，随着体制接纳当代艺术，美术馆也可以成为先锋艺术的首发地，美术馆展示内容的丰富和多元，极大地增强了美术馆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其四，随着经济的发展，公立美术馆定性为公益性文化机构，雄厚补贴，旱涝保收，开始摘掉过去贫困的帽子……这几年来，中国的“美术馆热”有目共睹，不仅是官办的，民营美术馆也在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成批地涌现。当美术馆成为艺术发展热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乐观地认为，美术馆增多，就等于文化的益善呢?这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宋庄的乡村政治企图
戴卓群在2012年3月1日的《新浪收藏》中撰文称，看了今年的宋庄艺术节后，有两种反差极大的印象。参展艺术家大抵是年轻人居多，看展人寥寥无几，但艺术节宏大的开幕仪式令在场的所有人心神跌宕，弘扬宋庄辉煌历程的宣传片振聋发聩，激昂的声响回荡在辽阔的云天之间。开幕仪式正式开始了，在烈日炎炎的炙晒中，广大艺术群众耐心聆听完了主持人从区长到书记、主任、镇长、委员、局长、会长……一大串乡村官僚嘉宾的名单罗列后，对当代艺术状况全无概念的女主持人把唯一一位与当代艺术有关系的出席嘉宾栗宪庭先生念成了“著名艺术批评家贾宪庭先生”。村委书记讲话，要把宋庄建设成为中国的CAD(中央艺术区)。正像宋庄的“精神教父”栗宪庭先生在一篇文章《重要的不是艺术》中所描述的那样，这里的乡村官僚们正在以空前高涨的热情践行着毛泽东式的艺术政治模式，把文艺的宣传性、政绩性、煽动性与全民化形式作为乡村政治的方向性选择。这是威权政治结构下宏大叙事的乡村式超级样板，文化造镇的工具性口号背后是赤裸裸的乡村政治企图。在这个艺术节，重要的不是艺术，重要的不是展览，这里只是一个乡土的戏台，所有的乡村官僚们正在进行着与艺术毫不相干的政治表演。
当代艺术批评如何变法
戴卓群在2012年3月1日的《新浪收藏》中撰文指出，最近几天，在几家艺术网站上看到了一篇名为“告别老一辈批评家”的文章。乍看下去，便很诧异，细细读来更觉得有很大问题，内文里面的言论与文章标题的针对性明显存在偏离，论述的思维逻辑也略显随意和率性。告别老一辈批评家这样的口径，不管是被指责还是向权威发出挑战，都并不是问题的结症所在。既然是要告别，就要先弄明白为什么要告别，以及告别的对象、原因、方式和途径。要告别老一辈批评家重要的是告别一种极其陈旧的批评方法，不是要发动对老一辈批评家的话语权政变，而是要引领批评领域进行一次彻底的清风拂面式的变法。批评变法，在我看来，主要是要改变批评家的工作方法，这是方法论。任何事情，只有方法切实，才能真正有效地面对问题，没有可靠的方法论，就无法形成可信的价值观。那种躲在书斋里的批评模式，造成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他们的被批评对象所展现的信息和线索，往往和批评家自以为是的批评有很大的出入。这就造成在老一代的专业群体中，理论家辈出，而批评家稀缺，但是做为真正力图接近客观、了解真相的批评家来说，不应以自我为主体，而应当尽可能地放下自我，去聆听，去深度采访和调查批评对象，把原始解释权让给最准确的信息提供者。
艺术家介入乡村：乡愁之后走向何方
徐佳和在2012年3月1日的《东方早报》中撰文称，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把目光投向乡村。如果说数十年前的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走入广袤农村，是被当时的政治洪流席卷，身不由己，那么，现在一些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中蔓延的主动下乡，则让“乡村”在“落后”的尘土堆中重新弥漫出温情和现代意味。有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9年，中国的古村落逐年减少，但乡村始终是重要的，因为目前所涉及到所有的社会问题几乎归根结底都能直指土地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一直在乡村大地奔走，试图重建乡村，并寻找中国生活的另外的可能性。这与当代艺术家们正在进行的乡村实践计划的目的和动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在进入乡村的途径上，当代艺术家们对于乡村的改造项目中，更带有个人爱好的色彩而介入农村结构，从积极而乐观的一面而言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是对于乡村生活进行的强行植入，站在一个城市生活者的角度看待乡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势感。艺术家们精神上的“乡愁”和现实中的乡土存在着差异，他们回到的并不是自己的故土，和当地缺乏有机的血脉上的联系。作为外来人，他们的挑战更大，他们随时可以走，不留下一点痕迹，一扫而空，外来者起到的也许只是一个出发的作用。 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看不懂毕加索?
在2012年3月5日的《新华网》中载文称，眼下，毕加索中国大展正在四川成都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参观，但参观者中“看热闹”的居多，大部分市民表示“看不懂”或“不太懂”。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看不懂毕加索呢?毕加索是现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深远的艺术家，他和他的作品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但是，对于中国老百姓，甚至对于部分爱好艺术和绘画的人来说，毕加索的画真的很难看懂，毕加索只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大多数人在关注、追逐毕加索的商业价值，甚至他的绯闻轶事。至于他的画美在哪儿，好在哪儿，让很多人感到费解。对于这个现象，在成都参加“毕加索中国大展高端论坛”的艺术家和评论家认为，这是因为毕加索代表的现代主义在我国艺术史上的缺失。对于如何补上“毕加索”这一课，专家们建议从学术研究和高校入手，先学会西方研究毕加索和现代艺术作品的各种方法，然后再向公众普及。现代主义是20世纪以来具有前卫特色、与传统文艺分道扬镳的各种美术流派和思潮，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作品的表现手法荒诞、抽象、具有寓意，不直接描绘社会和人生却又影射着社会和人生，反映着艺术家们思想上强烈的虚无主义倾向，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历史和审美的价值。
那些过度依赖阐释的艺术
范钟鸣在2012年3月7日的《东方早报》中撰文称，在我们观看当代艺术作品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经验，自己看怎么也看不懂，不知道作品是什么意思，最终只能无获而归。可后来也许在什么杂志上读到艺术批评家对于该作品的介绍文章，又好像恍然大悟，似乎忽然明白了作品的意味。至于能否达到回味无穷的境地那就因人而异了。我常想，难道艺术作品真的必须依赖于文字或口头的言说才能使人明白吗?为什么当代艺术作品非得由什么人来做一番言说才会显出其“艺术价值”呢?我们回到美术话题，其实中国的书法也是同理。欣赏书法首先就是体会书法线条里的笔力和气韵，进而体会那些由笔力和气韵传达出的书家的人格、生命力和对于自然的感悟程度，至于书写的是什么字、笔顺对不对、有没有多一点少一画等等都是无关紧要的。相比之下，我们那些过度依赖于阐释意义的当代艺术，与其说是在追求感染观众，毋宁说是在竭力“教育”观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到许多艺术家希望在当代艺术里表达非常深奥的哲理、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非常激进的政治理念等等宏大、复杂、精深的意味，由此不断地扩大艺术语言的内涵和外延，最终使当代艺术活动变成了一种不阐释不足以完成艺术活动的“教育活动”了。
批评与诽谤的界限——
王南溟在2012年3月7日的《东方早报》中撰文说，当前因批评文化名人而引起的名誉权纠纷而导致的诉讼也开始多了起来，如最近的韩寒诉方舟子、此前的范曾诉郭庆祥案等。文化名人对来自社会上的批评不是用批评的方式去反驳而是直接去法院，变成了当下的奇观。我们的习俗中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用道德论代替认识论，与道德主体作主观故意诽谤有区别的是，不是每一个批评者对事实的判断都会准确，即使有点不准确，但其批评还有启发意义。一个批评的行为实际上很复杂，只有放在批评与批评之间的争论中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相对共识。这也是不能把批评及其结果简单放到法律中去认定是批评还是诽谤的原因。批评必然带来否定性用词，也就是我们说的贬义词，如果我们把这种因为对事实描述而后的否定性判断用词认定为诽谤，那人类的交流语言中就应该立法禁止使用贬义词，并把贬义词从词典里统统去除。批评与诽谤的区分，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诽谤，应该看是否故意捏造事实，而如果没有故意捏造事实，而只是判断上用了贬义词，就构不成诽谤。在区分不了是批评还是诽谤的时候，司法实践中还应该以保障宪法的表达自由为重要，而如果伤害不了自己的诽谤，让时间去消除就行了，动不动打官司是一代文人弱化的表现。
评论家的艰难状态要远远大于作家
贾兴安在2012年3月8日的《文艺报》中撰文称，在文学-界，评论家的艰难状态要远远大于作家。很多作家，基本上是青年时代或者更早时期阅读文学作品读出了滋味，然后自觉转向了写作，因而是个人兴趣和志向使然。而文学评论家的出现，几乎源于所学专业或者职业的因素，很少听说某评论家是“自幼”喜欢文学评论。事实表明，很多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功力和理论造诣十分了得。因此，这就彰显出了作家与评论家很难相提并论的两种写作生涯。而两者相比之下，评论家要比作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付出更多的代价，难处也大得多。作家所占有的基本写作资源是生活或者经历，评论家的主要写作资源则来自于读书、思辨、解析和感悟。作家可以一夜成名，一炮打红，评论家却不能，在文学界也从来没有靠一篇评论文章成为著名评论家的，很年轻就成名的更是凤毛麟角。评论家是清苦的，象征劳动报酬的稿酬比作家少得多，但所付出的劳动和工作量却不见得比作家少。现在，我们对文学评论不甚满意，或者说有很多非议，其实，与其他文艺创作门类比起来，“搞评论”是最辛苦最艰难最不容易的写作领域，所以，我们实在应该更多地宽容、理解他们，在责怪他们的同时，要看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和种种的不容易。
中国版画的三种“唱法”
邬继德在2012年3月12日的《美术报》中撰文称，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越来越多的版画，包括国际国内，都已经看不懂；看不懂要表达什么，也看不懂怎么做出来。为什么把版画创作说成“唱法”，因为，我发现它与声乐的三种唱法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版画的通俗“唱法”，这类版画，题材广泛，通俗易懂，人物、山水、花鸟、静物皆可，乃至抽象、意象形式也可融入，适宜在居家、餐厅或其他公共场合悬挂，给人以愉悦、舒畅之感觉，这类版画因为它的通俗易懂，并有审美趣味，是民众认识版画的桥梁。其次，版画的民族“唱法”，这类版画的题材往往和民族、时代、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有主题、有构思、有内涵、有意境，包括了民族的重大历史题材和广义的主旋律题材创作，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类版画创作。第三，版画的美声“唱法”，因为创作的理念是受国外影响的，可以说是“洋唱法”，二是曲高和寡，看得懂的人比较少。版画的三种“唱法”，基本代表了中国版画三种状态和三个发展方向，他们应该有互补之作用。梳理三种“唱法”的版画，有利于对当下版画现状有一清晰的认识，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召唤下，彰显自己的民族文化，使中国的版画艺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创新。 “3·15”，文化市场也需打假
周凡恺在2012年3月16日的《天津日报》中撰文说，以往每年的“3·15”，有关部门都要公布一批黑名单，使那些坑害消费者的黑心企业和不良商家成为过街老鼠。其所涉领域，已遍及百姓生活的诸多方面，但据多年观察，无论是主办单位还是民间打假组织，对文化市场的某些乱象和欺诈之举，却鲜有曝光。可能大家都觉得，文化之事，不像吃喝用等生活必需品，即便出了假货，也不能立马要了卿卿性命，因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若干年前，我曾对芭蕾的“痴迷”，但前面是必须加一个“被”字的，且看广告语上，天花乱坠地在说，这个团是皇家的，那个团是功勋的，即便以前是马戏团，也改弦更张，大把大把地搂钱，谁不愿意呢。近几年，“新年音乐会”的冒牌货也越来越多，这只是演出市场之冰山一角，其他的呢，不靠谱还有很多。比如艺术品收藏、文物造假、文学作品抄袭，还有为钱而生的虚假炒作等等，不一而足。文化有其特殊的功能，从属性上讲，它是不该成为商品的，但在商品社会，它又不可能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现如今的某些文化掮客，打着发展文化的幌子，反过身来又去侵害自己的文化和消费者的利益，进而威胁到国家的肌体和长远利益，最关键的，是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没杀一人，却如诛灭众生，其罪，实不可赦矣!
艺术家是否真配得上艺术二字
林鲜鲜在2012年3月2日的《天津网》中撰文指出，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艺术居然成为一种高人一等的标签。真正的艺术家，内心敏感纤细，几乎不主动去伤害人，相反，他们常常会被世俗所伤害和不容。我自然不是提倡“艺术家”都要以隐忍见长，可作为一名为世界带来美、创造美的人，不应当不珍视自己的定位，把“美”字完全抛在脑后不顾，而一味指责他们不行，不懂得欣赏。吴冠中老先生曾在书中提到，自己画完画的时候，会拿去给那些乡下的妇女鉴赏，她们是没有专业素养的，不知道什么叫画画技巧，可她们有很高的审美鉴赏水平，她们是“画盲”却并非美盲，而只有得到她们的认可，吴老先生才对自己的作品感觉满意。可是时下有一些人，只会涂涂画画就开始傲慢得似乎整个世界都要拜倒在自己脚下，怎么也好意思把“艺术”二字挂在嘴边呢?更有甚者，完全不会静心把一篇文字读完，就开始表态，所谓鲁迅先生文中的“中国式看客”。事实上，真正的艺术家并不多，因为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来的人不多，所以才显得艺术家弥足珍贵。天分是重要的，后天的不断修炼和培养更是不可替代，一个人光有智慧和天分，远远不够，而谦卑、天真、纯净，更是艺术家们所需要的特质，这些东西能为他们的作品带去宁静与质感，让人深感美的可贵。
别让22岁“教授”成孤独的守望者
毕舸在2012年3月28日的《安徽青年报》中撰文说，20日，中南大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校长张尧学宣布，破格聘任攻克国际数学难题的在校学生刘路为中南大学正教授级研究员。今年22岁的刘路成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正教授级研究员。现在的舆论喜欢正新闻反解读，22岁成为教授级研究员，在以往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励志案例呀，而网上奔涌而来的是嘲讽、怀疑、讽刺，但舆论与民意并非天生形成这种有意妖魔化的心态，恐怕还是复杂的学术圈那点事儿让民众的疑虑难消。刘路的故事就像当年陈景润的翻版，但刘路相比陈景润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他需要接受另一场更为复杂的考验，这个年轻人做好准备了吗?他会走向如此的芸芸众生，还是成为孤独的守望者?与上世纪80年代那些少年大学生不同的是，前者毕竟还只是个学术成才的辩证题，大家争议更多的是年少得志与终成人才之间能否画等号，而刘路还要面对物欲诱惑，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社会里，有多少人是冲着他的学术成就而不是教授高帽下的现实利益而去?一个月几千块的“清贫”能否背负起房价、教育、医疗等费用以及现实攀比的心理失衡?22岁教授的人生之路面临考验，他必须像个战士一样，翻越远比学术更为艰难的现实大山，在成为另一个陈景润之前，他还要面临很多很多我们无法预料的问题。
名人故居保护不应厚此薄彼
苑广阔在2012年3月27日的《中国文化报》中撰文指出，这几天，上海市泰兴路上的康有为故居重新热闹起来，房产中介带着一批批客户前来看房，此处名人旧居正待价而沽。“康有为的故居也要卖了?”闻讯的不少市民表示不理解。名人故居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存，往往具有无可替代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意义。对于这些曾经在历史上或叱咤风云或建功立业的名人而言，对他们的故居加以保护，不仅仅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更是一种弘扬文化、继承传统的现实需要。也正因为如此，当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得知康有为故居将被公开出售的消息之后，在担忧和惋惜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一声：我们对待名人故居，实在有些过于“慷慨大方”了，而以笔者看来，这样的做法与我们目前对名人故居的认识还不够透彻和对名人故居保护标准的模糊、混乱有关。笔者认为，应该让更多的名人故居得到保护，这需要通过严谨的调查、科学的分析，确立更合理的界定标准，不能厚此薄彼。我们应该谨记：这些不可再生的文物古迹和文化遗存，一旦损毁，就永远没有了。一些今天看来不怎么重要的名人故居，也许到了明天就具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本着对明天和后人负责的原则，从今天起就做好保护呢?
穿汉服，其实与继承文化无关
王湘江在2012年3月28的《西海都市报》中撰文称，近日，一则消息被很多家媒体转载，不但成了一些入饭后的谈资，甚至成了以抬杠为乐事者的争论话题：浙江省永康市丽州高级中学一名叫胡琛的高三女生穿汉服上学，她并不希望别人用“穿越”来形容她，而是盼望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穿。学校对胡琛希望复兴汉服的想法表示赞同，但是不同意她穿汉服上学。首先，我同意学校的做法，它不是简单粗暴地进行干预制止，不轻下是非对错的结论。其次，对于这位学生热爱传统文化的强烈民族情结应该敬佩，她做了一件不违反良俗，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仅此，就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做。从这件事上感觉到，比起那些以服装判定思想意识划分道德的年代，社会的确进步宽容多了。可是，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形式上的复古，至少汉服不适应今天我们的生活状态，工作生活很不方便。对认定这个举动意义非凡，甚至上纲上线到认为拯救传统非此莫属的人，我却不以为然。许多人总对形式有着远超过内容的痴好，一身行头和脑袋里想什么，其实完全是两码事。怀想汉唐盛世，是一种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的情结，这本不坏，但作为服装，不必赋予它太多的使命。衣冠本无固定的模式，更与爱国思想无甚关系。我们见的一身西装革履、满腹封建意识的人还少吗?我以为，汉服止于个人雅好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