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具历史常识的人，大凡都会明白，刚过去的2011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记得很久前，有句话叫做“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度当作时髦话，台上台下讲个没完，大伙儿听得耳朵都起老茧。只是现在大家都在一个劲地在向“钱”看，很少再有人去咀嚼回味。此一时彼一时也，来得快去得也快，是我们复杂国情中的鲜明标记之一。话说回来，活在当下的人们，如果老想着票子、房子、车子，不留神在记忆里清除了那段历史，那真可说是对民族先驱的背叛。百年前，一场蔚蓝色的雷霆风暴，席卷东方昏睡的大地，以摧枯拉朽之势，呼啦一下刮走套在芸芸众生身上那件叫做“臣民”的外衣。从此，人们轻装上阵，踏上一条通往自由、民主之路。百年回眸的当儿，被世俗红尘弄得灰头土脸的人们，有点儿缓过神来，恍悟到往事并不如烟，站在被称作物质的喧嚣闹市，遥望亘古不变的苍穹，思绪如乱云飞渡，飘落到仍可触摸感知的往昔岁月。于是，一大批杀身成仁的壮士，再次从历史的尘埃中走出来，一个个站到世人面前，神色从容，目光坚定，眉宇间透出一股久违了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质。瞧着那些模糊不清的历史影像，翻看一页页发黄发脆的断简残章，可以想象，那场惊天风暴乍起之时，一时间多少血雨腥风蔽日遮天。真实的历史场景之残酷与惨烈，非蝇营狗苟之辈能直面，恐怕连鬼神见了都要流下泪来。莫要说先烈们如何抛头颅、洒热血，只消读读一位名叫林觉民的南国年轻书生，明知攻打两广总督府有去难回，慷慨赴死前草草留下的一封《与妻书》，就会被纯得没一丝儿杂质的革命情怀所震撼，明白啥叫夫妻情爱，啥叫人间大爱。
时光回到1909年，一个似乎再寻常不过的年份。江南古城绍兴的平头百姓，不会觉得这年与往年有何不同。唯一的感觉，似乎这年夏天异常闷热，溽暑难耐。毒日整日徘徊在屋顶，烤得地面滚烫，热气蒸腾，让人热得喘不过气儿来。家住城南一带的老人，趁清晨或傍晚稍凉爽些，摇着芭蕉扇慢悠悠踱在东昌坊口青石板街道，或者东昌坊口附近的小街弄堂，会瞧见一张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的面孔。那人约莫三十左右光景，身材矮小，有时身穿非常抢眼的洋服，有时又换成一袭普通的羽纱长衫，走起路来身板笔直，目不斜视。三五回照面后，记性好一点的老人或许会记起来，哦，天呐，他不就是周家新台门里的长房长孙，在东洋留学的周树人嘛！
鲁迅从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选派赴日留学。刚到异国那会儿，他热情很高，满脑子科学救国的念头，没料想，在东京遇到一帮从国内流亡来的反清志士，受民主革命思潮激荡，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留学后期，他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态，放弃学了两年的医学专业，从仙台跑到东京，一天到晚不停地翻译与写作，沉迷在理想中的文学世界。他希望通过文艺启迪民智，唤醒同胞麻木的灵魂。对他的弃医从文，很少有人理解，志同道合者没几个，其中包括1906年到日本留学的二弟周作人。他像着了魔似的，致力推介俄国、东欧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到处搜寻俄国安特莱夫、波兰显克微支、捷克符尔赫列支奇、匈牙利裴多菲等人的作品，与周作人合作编译了《域外小说集》，自费出版。他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回忆说：“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可惜，阳光没照进梦想。1909年暮春，他在文学道路上步履蹒跚之际，突然收到母亲一封接一封来信，催他尽快回国，找份工作补贴家用。他清楚，若不是出于无奈，向来希望他学有所成的母亲，决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度过了几个难眠之夜，来自遥远故乡母亲的呼唤，一遍遍响在耳边。瞧瞧身边，与自己差不多同时赴日的浙江籍留学生，一个个先后回国，剩下没几个了。现实是如此窘迫，梦想又是那样遥不可及。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他别无选择，再次体现出理性的一面。多年之后，他在《鲁迅自传》中回忆说：“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八年的留学生涯，说来有点儿长。离家时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踏上回乡之路已近而立之年。异国的岁月风霜，在鲁迅身上留下许多印记，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唇上蓄起一撮八字胡须，还有头上那条假辫。他在上海下船后，不得不像其他留学生一样，找到一位专做假辫的师傅，化四个大洋，定做了一条假辫。他不敢想象，头上没了辫子，乡人眼里会射出怎样异样的目光？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上海师傅手艺不错，假辫子几可乱真，但还是被精明的乡人瞧出破绽，像看西洋镜一样，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他走在街上，总觉得有无数好奇的目光盯在后背，像蚂蚁一样蠕动。
从繁华的东京乍回闭塞的绍兴，他很不适应，两地巨大的反差，使他涌起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感。周家新台门不复当年，屋檐杂草丛生，房间晦暗沉闷，天井肮脏杂乱，处处颓败景象，令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在家话儿不多，一天到晚翻弄几本从日本带回的书籍。别人猜不透他究竟在想些啥，当然更不会知道域外世界在他心里激起多少涟漪。古城闭塞落后的文化氛围，还有那场有名无实的苦涩婚姻，使他感受不到家乡与家的温暖，反而时时有一种莫名的压抑，觉得思想被囚禁，仿佛身上的热血也在一点点地凝固。许多时候，他呆呆地站在周家新台门天井里，望着头顶上逼仄的天空，呼吸从一间间老屋散出的陈腐气息，感到如果再这样呆下去，自己非疯掉不可。在那个异常闷热的夏季，最令他痛苦的，莫过于一颗不羁的灵魂无处栖息。
好在令人难捱的日子不长，前后不过个把月。某日，一丝秋风悄悄钻进周家新台门老屋朝北的木格窗棂。鲁迅敏感地捕捉到了，那是他苦苦期盼的风信。刹那间，他那张终日乌云密布的脸上，终于绽开灿烂的笑容。他简单地收拾一下，忙不迭地辞别家人，兴冲冲地赶到省城杭州，走进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开启人生中的职业生涯。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前身是全浙读书人十年寒窗后一试身手的场所——省城贡院，大门两侧有副对联：“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为曾任浙江学政与巡抚的一代文宗阮元所撰。如今贡院经过改建，成为浙江省最高学府，学制基本上仿照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堂监督（校长）是沈钧儒先生，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学问非常了得，后来成为一位大名鼎鼎的硕儒。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下葬万国公墓，棺木上覆盖一面白底黑字的锦旗，上书“民族魂”三字即出自沈钧儒之手。负责学堂教学业务的监学（教务长）不是别人，正是先期回国的同乡好友许寿裳。教师们大都非常年轻，朝气蓬勃，其中夏丏尊、经亨颐、朱希祖、张宗祥等不少人，均有日本留学背景，骨子里深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浸润，留学时就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后来均成为现代人文领域的佼佼者。大伙儿留日时互有往来，志趣相投，如今同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教书，别提有多开心。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主讲化学、生理卫生学课程，同时兼任学校聘请的日籍教师动物学、植物学课的翻译。他的教职是好友许寿裳推荐的，他很感激，讲课、翻译非常卖力。当时学校新教材匮乏，教员有自个儿动手编写的习惯，他结合在南京和日本仙台学过的化学、生物、医学等知识，编写了《人生象斅》、《生理实验术要略》等教材。其中，《人生象斅》是一部生理学讲义，长达十一万字；《生理实验术要略》后经修订，发表在浙江省教育会主办的《教育周报》上。
不过，鲁迅最感兴趣的还是植物学课程。他从小养成的对植物的兴趣，一点没减。他兴致勃勃地带学生到孤山、葛岭、北高峰等野外考察，采集植物标本，以至到后来，他寝室里堆满各种各样的植物标本，差不多可开个植物标本展览。他对植物学的精通，师生有口皆碑。据有关当事者回忆，有一回，他与日籍教师铃木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路过一小山坡，一株开着小黄花的花草在风中摇曳，吸引了众人眼球。学生们非常好奇，问这叫啥植物。铃木瞧了一眼，随口说道，一枝黄花。学生们哄然大笑，没想一向严谨的日本教师也会糊弄大家。鲁迅笑着说，莫要以为铃木先生随口说说，这株植物学名确实叫一枝黄花，属菊科，如若不信，你们可去查辞典。学生们满腹狐疑，回校后搬出植物大辞典一查，果然丝毫不差，不由对两位教师佩服得五体投地。
其乐融融的美好时光，显得那样短暂。冬天来临，校长沈钧儒先生被选派为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那是个类似于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上头另派了一位继任者，是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名叫夏震武。此人研究理学出身，热衷倡导儒家礼法，自恃甚高，根本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或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他上任头一天，就摆出一副虔诚信徒的模样，要求全体教师跟他去“谒圣”，也就是谒拜孔夫子牌位。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好歹也是一所新式学校，教师们大都留过洋，见过世面，如此荒唐之举，当然遭到大伙儿的抵制，教务长许寿裳带头表示拒绝。夏震武吃了个闭门羹，心中老大不快，非但不肯学孔老夫子礼贤下士，反而大摆臭架子，借用清朝官场上那套“庭参”礼节，要求教师按照各自的品级全副顶戴，到学校礼堂向他跪拜。消息传出，教师们一片哗然，群情激愤，这都啥时候了，居然还兴这套？许寿裳、鲁迅等不少年轻教师辫子都剪了，有的还穿上了西服，谁还会去穿戴什么官服官帽。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无可避免，夏震武大骂许寿裳“离经叛道，非圣侮法”，许寿裳则回敬他“理学欺人，大言诬实”。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一时相持不下。
鲁迅与许寿裳、张宗祥等二十多位教师，正当血气方刚之年，见新校长如此冥顽不化，横蛮无理，怎甘就此罢休，先是相继罢教，以示抗议，后来干脆来了个集体大辞职，搬出学校，住到校外的湖州会馆。那会儿，新旧文化的搏弈多直接体现在文化教育界，倍受世人关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年轻教师掀起的风潮，立马在省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教育界有识之士纷纷给予支持，京沪报刊也群起声援。夏震武仗着省教育总会会长身份不肯认输，多次扬言，兄弟不敢放松，兄弟坚持到底，后经不住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实在没辙，只好留下一篇《留别两浙父老书》，乖乖地卷起铺盖走人。浙江是混不下去了，他只好跑到北京，在京师大学堂谋了个差使。
在这场轰动一时的风潮中，鲁迅始终冲在前面，锋芒毕露，被夏震武的拥趸称为“拼命三郎”。他回敬给夏震武一个绰号：“夏木瓜”。木瓜是杭州方言，意思是说木头木脑，顽固不化。大伙儿听了纷纷叫好，遂将此次风潮称为“木瓜之役”。夏震武败下阵去，大伙儿别提有多开心，在湖州会馆摆了几桌酒宴，推杯换盏，庆贺胜利。酒足饭饱后，大伙儿意犹未尽，跑到会馆的庭院里，齐刷刷地站成三排，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照片上的鲁迅，西装敞怀，短发直竖，颇显英武之气。
许寿裳为人忠厚老实，他听到校内外一些风言风语，说他鼓动教师与新校长过不去，目的在于觊觎校长职位。他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凉了一大截，唯恐遭到不明真相者的误解，风潮过去后，立马书生气十足地辞去教务长之职，表示清白。他没回绍兴，跑到北京投靠兄长许铭伯，后通过东西洋留学生考试，在京师译学馆谋了个职位。鲁迅眼睁睁看着好朋友离去，不免有些落寞，生出几多惆怅。学校又来了新校长，是个御史出身的官吏，架子很大，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万没料到结果会这样，思前想后，觉得好朋友走了，自己再待下去也没啥大意思。好不容易捱到第二年夏天学年结束，他一纸辞呈递上去，头也不回地离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回到绍兴。
以鲁迅留学生的身份，在绍兴城里找份差使养家糊口，一点不成问题。清政府有明文规定，凡公费留学者，回国后须先从事教育满五年，方可从事其他职业。当时各地办学之风盛行，旧式私塾日渐凋敝，新式学校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留学生成为稀缺人才。他几乎没费啥劲，应聘于绍兴府中学堂，担任监学（教务长），同时兼任博物学教员。绍兴府中学堂前身为绍郡中西学堂，由绍兴开明士绅徐树兰创办，是绍兴府最高学府。
那会儿，正处于辛亥革命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地反清革命暗流汹涌，某地革命党人举义，某朝廷大员遭暗杀等消息，时有所闻。绍兴府中学堂一些年轻学生，受反清革命浪潮的激荡，禁不住热血沸腾，打算剪掉头上象征种族歧视的辫子。鲁迅听说后，非常着急，苦口婆心地劝学生没这必要，莫要逞一时之能，作无谓的牺牲。诚如他后来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学生们年轻气盛，哪里听得进去，齐刷刷地将辫子剪掉了。果然不出他所料，府中学生剪辫举动，立马在绍兴城里掀起轩然大波，引起政府当局高度警觉。绍兴另有学校学生仿照，结果马上被开除学籍。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他触动很深。他采取许多补救措施，想方设法为学生开脱，大事化小，如劝学生戴上帽子，巧妙地阻止了政府当局和守旧势力对学生的迫害。风波平息后，他对学生说，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讲究斗争策略。他后来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南北地域的差异，导致南人北人截然不同的个性气质。在多数人印象中，北方人脾气刚烈，南方人性格柔弱。奇怪的是，在清初清末的反清排满乃至辛亥革命的历史画卷中，多有南人的英武身影闪现。谁会料到，钱塘江南岸的小小绍兴城，竟会成为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大本营。1904年光复会成立，提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政治纲领，将暗杀和暴动当作革命的主要手段，绍兴先贤蔡元培先生出任会长。1907年夏天，卧底清营的绍兴人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仓卒举义，在学校毕业典礼上当场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俘后壮烈捐躯。同年秋天，“鉴湖女侠”秋瑾在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因策应皖浙起义，事泄被捕，留下绝命辞“秋风秋雨愁煞人”，就义于绍兴城内轩亭口。徐锡麟、秋瑾及后来死于非命的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成为越地近代史上“鉴湖三杰”。先驱者的刚烈禀性，常使鲁迅联想起春秋时期坚忍不拔、报仇雪耻的越国先人。他府中学堂教书时，职责在身，夜间要巡视学生宿舍，同时不想面对苦涩婚姻，很少回家。他在办公室里搭了一张床，晚上大多睡在那里。黑夜降临，校园由喧闹渐入安谧，他独坐窗前，青灯黄卷，将思绪放飞到越地历史的天空，巡游在被时光遮蔽的古代文化中。他以《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太平寰宇记》等唐宋类书及《会稽土地记》、《会稽记》、《会稽地志》等地方志为底本，辑录了八部有关古代会稽郡的史传地志佚文，后印行时定名为《会稽郡故书杂集》。他在序言中写道：“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
1911年春天，鲁迅去了趟日本，不为别的，只为将在日本读书的二弟周作人带回绍兴。周作人留学日本期间，受到房东一家体贴入微的照顾，尤为日本女子特有的温存气质所感染，后来竟恋上了房东的女儿，一位名叫羽太信子的姑娘。两情相悦，缱绻难离。鲁瑞在长子鲁迅身上饱尝包办婚姻的苦果，对二儿子这段跨国恋情不敢再多说什么，加上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谁知周作人婚后一方面沉迷于日本文化，另一方面陶醉在幸福的小日子里，乐不思蜀。周作人夫妻俩的生活费用，包括岳父家的多项支出，全靠绍兴家里接济。鲁迅工资菲薄，既要赡养母亲，又要照顾二弟三弟，有点难以为继。他实在没办法，写信催周作人回国，但没起到一点效果，只好亲自跑一趟。周作人没想到大哥会突然找上门来，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他深知大哥脾气，若话不投机，说不准会饱尝一顿老拳，于是一声不吭，跟着大哥，乖乖地带着日本媳妇回到绍兴。周作人性情平和，向来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回绍后关起门来做学问，从事地方教育，同时承担起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职责。
周家三兄弟别离多年后终于团聚，生活同在一个屋檐下，兄弟怡怡，本是人生一大乐事，可鲁迅并没表现出特别开心。杭州教书，他有所追求，也比较开心，重返绍兴，则出于无奈。在故乡，他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知音。早年家庭变故带来的阴霾，至今飘荡在心头，苦涩的个人婚姻生活，只能默默承受，学校同事间或明或暗的争斗，街坊邻里为一点鸡毛蒜皮纠缠不休，更加深他对人性中灰暗一面的认识。他想到生命在这样平庸的日子里慢慢消逝，总是心犹不甘。
这一时期，鲁迅不断写信给远在北京的好友许寿裳，反复诉说自己在家乡的困境与困惑，流露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失望：“越校甚不易治，人人心中存一界域”、“中学事难财绌，子英方力辞，仆亦决拟不就，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他在多封信中，希望许寿裳能在京城为自己谋个差使：“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在他看来，绍兴这方水土，决不是理想的栖息之地，外面的世界，应该有更多的精彩画图。他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美善乎？”或许在这时候，他的离绍之意，像一棵生命力异常顽强的种子，在心田勃勃生长。
鲁迅给许寿裳写信，一封又一封，异常频繁。他将对好友的倾诉，当作生活中最有意义的头等事。他深信朋友不会令他失望，定会带来好消息。不过，他还没等到好友任何实质性的音讯，却先听到了辛亥革命的枪声。1911年冬天，武昌城头猝然响起的枪炮声，将古老国度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下子推到了悬崖边上。南方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义，革命之火顿成呈燎原之势。没多久，革命党人几乎没费吹灰之力，攻占浙江省会城市杭州，宣告成立浙江省军政府。不期而至的革命，像黑夜里的一道闪电，令他看到新生活的希望。那是他在日本留学时迷恋、向往的新生。他原以为革命会是个漫长的过程，没想到来得如此迅捷。
革命打破了鲁迅眼中死气沉沉的生活，仿佛给他注入一针精神兴奋剂，令他感到活力倍增。省城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百姓争相传说。绍兴有个进步文学团体，名叫“越社”，召集在绍的同盟会、光复会会员和一批开明士绅，在城中心开元寺集会，庆祝杭州光复。他留日时就加入了光复会，可说是位名副其实的老会员，当然在邀请之列。他拉着三弟周建人欣欣然跑去参加集会，没想到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也不推辞，登台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分析当前革命形势，很有远见地提出在普通百姓中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性。
革命总是叫人热血沸腾，不过革命过程总非一帆风顺，有时显得波谲云诡。据有关资料记载，庆祝大会后某日，绍兴街头突然显得异常冷清，不少店铺关门，行人神色仓皇。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整个城里都在传说，有小股败退的清兵将要渡江洗劫绍兴。那会儿，绍兴城里还没革命军入驻。百姓人心惶惶，不少人打算弃家出城。鲁迅听说后，凭直觉认定这是不怀好意之徒放出的谣言，唯恐天下不乱。他急忙赶到府中学堂，将学生召集起来，成立武装演说队，上街辟谣，稳定人心。出发前有学生问，路上万一有人捣乱咋办？他反问道，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吃素的吗？那是学校操练时用的指挥刀，刀口虽未开封，但打在身上也着实够受。学生武装演说队敲锣打鼓，吹奏军号，穿行在古城大街小巷，分发传单，张贴标语，振臂高呼“革命胜利万岁”、“中国万岁”。此举立刻奏效，人心重新安定，街上店铺又开张营业。 孰料几天后，绍兴出现极富戏剧性的一幕：绍兴城被“光复”了。人们一夜醒来，惊奇地发现，绍兴府衙门口那块招牌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绍兴军政分府”。百姓们十分惊奇，议论纷纷。鲁迅有位叫范爱农的留日同学，是光复会会员，兴冲冲地从绍兴乡下跑上来探个究竟。鲁迅拉着他到街上一转，果然见到满大街白色的光复旗帜。面对此番奇异景象，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原来，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骗人把戏。绍兴一些旧吏劣绅，像玩杂耍一样，将辫子盘在头顶，摇身一变，自诩为“革命党”。他后来在《范爱农》一文回忆道：“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不消说，这是个草草拼凑起来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军政分府”。更让他气不打一处来的是，这个假冒伪劣的“绍兴军政分府”，还煞有介事地发布《通告》，张贴在城内大街小巷：“因吾浙从此还我汉族，非常幸福，同深庆贺。凡我人民务必各安生业，切弗自扰。”乍看之下，还蛮像回事。他觉得像吞了一只苍蝇，恶心得要死。投机钻营者的种种伎俩，使他不由陷入沉思，意识到这场革命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他后来通过各种文体，反思这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多缘自辛亥年前后在家乡的观察与感受。
1911年11月10日，革命党人王金发率领的革命军终于开进绍兴。那是个月明之夜，鲁迅与三弟周建人、朋友范爱农等人，带领绍兴府中学堂学生，与众多百姓一起，跑到五云门船埠头，打着灯笼，高举标语，迎接革命军进城。王金发的大名在浙东一带响当当，几乎无人不晓。此人性情豪爽，骁勇善战，早年倡办团练，多次领导农民暴动，与秋瑾先烈是光复会的战友，同在绍兴光复会据点大通学堂谋事。他自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大批起用革命党人和开明士绅。他考虑到鲁迅在绍兴教育界的影响，委任鲁迅为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同时任命范爱农为学校监学（教务长）。鲁迅十分欣然，拿了委任状和二百大洋办学经费，与朋友双双走马上任。
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为当时山阴、会稽两县唯一一所师范学校，教职员近三十人，分简易、完全两科，学制两年，以培养小学教员为主。鲁迅到校履职没多久，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有位叫孙福源的学生，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庆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改用阳历纪年的作文。鲁迅大为欣赏，在作文簿上写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八字批语。孙福源后改名孙伏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从事报纸编辑，与鲁迅关系密切。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即应孙伏园之约在《晨报副刊》连载。孙伏园主编过《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公报》副刊及《中央日报》副刊等，在文化界影响很大，被时人称为“副刊大王”。
王金发毕竟是位草莽英雄，政治见识与那些读书出身的革命党人颇有距离。他刚主政绍兴那会儿，还比较像样，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公祭秋瑾等英烈、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劣绅家产等，百姓拍手叫好。革命的灼热火焰，一度让不少旧吏劣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可他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封建黑恶势力没穷追猛打，连当年捕杀秋瑾烈士的元凶也没惩办，收了笔钱财就放人，说是“咸与维新”、“不念旧恶”。没多久，他又抛弃革命原则，与一帮土豪劣绅和前清官吏拉拉扯扯，打得火热，穿了同一条裤子。王金发的部下，大多出身穷苦人家，进城之初较守规矩，穿布衣军服和草鞋，打土布绑腿，不到一个月，随着刀枪入库，一个个都换上了皮袍子，差不多变成散兵游勇，整天在街上游来荡去，嫖妓宿娼，敲诈勒索，什么事都干得出，与土匪强盗没啥两样。王金发身为都督，睁一眼闭一眼。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娶了好几房姨太太，大享清福。革命洪流中泥沙俱下，一点也不奇怪。鲁迅后来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回忆道：“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连他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鲁迅没想到王金发变化这样快，感到十分惋惜与痛心。他对革命后的家乡现状很失望，革命赶跑了皇帝，终结了封建帝制，照理眼前应是一片朗朗乾坤，可为何看到的景象依旧如故。革命给他带来新希望，却没让他看到新气象。他想了几天，涌起一股创作的冲动，写下平生第一篇小说《怀旧》。这是一篇文言文小说。小说以一名私塾学童的视角，描绘了一幅革命风暴来袭前夜，某乡村的世态万象与人情百态，刻画了土豪劣绅面临革命惶惶不可终日的丑态，剖析了面对革命风暴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者的心理，较隐晦地道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他起了个笔名“周逴”，将小说投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小说月报》杂志。小说得到杂志主编恽铁憔的青睐，刊发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编辑在文末点评道：“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绍兴人文渊薮，哪怕在革命风雷激荡之际，也不失文化底色。绍兴军政分府成立后没多少日子，“越社”一帮年轻人想到办一张报纸，用舆论监督政府。他们跑到学校找鲁迅商量，请他做报纸的发起人。他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出任报纸名誉总编辑。1912年元旦那天，《全浙公报》刊载《〈越铎日报〉出版布告》，开宗明义：“本报专以监督行政，促进共和，鼓吹军国精神，提倡实业教育为宗旨。”两天后，《越铎日报》在绍兴大善寺内正式创刊。“越”是绍兴古称，“铎”意喻警钟，其意不言自明。鲁迅找回日本留学时痴迷文学的那股劲头，十分投入。他的名誉总编辑有名有实，不像当下名目繁多的名誉之职，只挂名不做事。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发刊词《〈越铎〉出世辞》，用笔名“黄棘”发表在《越铎日报》创刊号上：“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从精神层面推动社会进步，是他留学日本时抱定的理想。
《越铎日报》创刊那天起，旗帜鲜明，烙上会稽山岩石一般坚硬的印记，颇多折射出越地先人坚硬气质的遗存。可惜，越人敢做敢为的秉性，惊鸿一瞥，现只成为人们心仪的传说。《越铎日报》对王金发及其绍兴军政分府的种种错误行径进行抨击，一点也不留情面。鲁迅后来在《范爱农》一文中回忆说：“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身为名誉总编辑，他更是身体力行，用各种笔名，写了不少痛快淋漓的时评。他在《军界痛言》一文中，劈头盖脸大骂王金发士兵的种种劣迹：“军人之资格所以最高尚者，以其有破敌保国之责任也。是故尝胆卧薪，枕戈待旦，军人之自诫当何如！马革裹尸，斩将搴旗，军人之自期当何如！今也吾绍之军人，其自待为何如乎？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身膺军国民之重任，而演无聊赖之恶剧，其因纪律不肃训练不善之故乎？抑以莽奴根性教诲难施之故乎？以此资格而充北伐，吾为中华民国前途危！”文字犀利，视角精准，点中了王金发的要穴。 王金发毕竟是绍兴最高军政长官，怎能任由一帮书生嬉笑怒骂，又气又恼，终于沉不住气，露出“山大王”的本来面目。他让手下放出空气，说要派人用手枪打死鲁迅。鲁迅母亲非常害怕，心想现在没了王法，那一班兵痞子啥事干不出来。她劝鲁迅躲在家里，不要再去抛头露面。鲁迅心里自然清楚，别看王金发叫得凶，总不至于将枪口对准自己人。他后来在《范爱农》一文中回忆说：“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他像啥事也没发生一样，去学校，去报社，上课，写作，编校，该干啥还干啥。哪怕深夜一个人走在街头，他也不觉得害怕，手提的灯笼上映出一个“周”字。王金发见吓唬不行，立马又使出软的一手，假惺惺给《越铎日报》社送去五百大洋。报社的年轻编辑一时没想那么多，居然收下了。他得知消息，气不打一处来。都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软，往后还怎么开展舆论监督？
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经费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实在没法，只好例行公事，向军政分府申请。他不想直接与都督大人照面，写了一封信，派一位教员前去催讨。想不到，王金发的回答颇具“绿林大哥”风范，人家都把钱送到老子这儿，他倒好，反倒向老子来要钱。话儿传到鲁迅耳里，那郁闷可想而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这样的军政分府管辖下，还谈啥理想，啥作为呢？他一气之下，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职务。他明白，这不过是迟早的事。
鲁迅被民主革命激发出的巨大热情，如潮水般退去之后，对新生活的希望之火，骤然熄灭。这一回，家乡带给他的，又是不愉快的记忆。想当年日本留学，激扬文字，踌躇满志，期盼社会大变革；谁料革命后，自己竟落到如此地步。他四顾茫然，前途迷离，不知该往哪里去。但有一点他很清楚，江南一隅的小城，决非自己施展抱负之地。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诅咒说：“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
众多史料表明，许寿裳确为鲁迅的一颗“福星”。鲁迅人生历程的许多关键节点上，都有许寿裳儒雅的身影相伴左右。中华民国元年早春，正当鲁迅心中苦水成河，无处宣泄之际，意外收到好友许寿裳的来信。这封寄自南京的信件，将从此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许寿裳在信中明白无疑地告诉鲁迅，他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参与筹建部务，教育总长是同乡蔡元培先生；他已向蔡先生推荐鲁迅，得到首肯；如没啥紧要事，望赶快处理完手头事务，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报到。面对这份友情、乡情和恩情，鲁迅感慨万端。他立马写了一份《周豫才告白》，在1912年2月下旬的《越铎日报》上连登六日：“仆已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校内诸事业于本月十三日由学务科派科员朱君幼溪至校交代清楚。凡关于该校事务，以后均希向民中署学务科接洽，仆不更负责任。此白。”他站在故乡阴晦的天空下，遥望远方厚厚云层尽头那一线光亮，想到那里有他的挚友与前辈，事业与理想，不由升起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纵观鲁迅的人生轨迹，从绍兴起步，早年赴南京、日本，中年往北京，厦门、广州小住，晚年落脚上海。这一路走去，曲折坎坷自不必说，风雨交集也不在话下，留给人印象最鲜明的，莫过于他总像是一个行色匆匆的过客，不停地行走在这个城市与那个城市之间，无论何时何地，旅途中似乎携带了诸多不确定的因子。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稍稍停歇后，他怀着对光复后的故乡极度失望的心境，再次独自离乡北上，对他后来逼近人生旅途上的终极目标，意义不可小觑。曾有不少好事者，作过这样的假设，假如鲁迅没好友许寿裳先生的引荐，前辈蔡元培先生的接纳，仍窝在绍兴南街那个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教书，当他的校长，那么，他还有可能成为现在意义上的鲁迅么？历史的厚重，在于不能假设，不能复制，不能印证，因此常让人心怀敬畏。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这一回，鲁迅不但走出了地理意义上的绍兴，而且同时也远离了文化意义上的故乡。遥远的北方，寥廓的天空下，注定有他的梦想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