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纽克在《比小说更出人意料：真实故事集》中认为自己写作的原因是：除非在回顾的状态下，过去的生活不会再对我们产生作用，既然我们无法掌控生活，至少我们能决定我们所写作品的内容。他的观点可以说与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对生活的理解如出一辙。克尔凯郭尔认为人们对生活的真正理解相对滞后，而且人们往往忘记了生活总是要向前看这一原则。对帕拉纽克而言，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生活进行回顾从而使生活更为真实的一种方式，他认为人不应仅仅被动地对生活作出反应，而应可以决定自己应该过何种生活。因此，人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帕拉纽克本人还是他的作品都呈现出典型的存在主义特点。
本文主要探讨帕拉纽克早期在最著名的作品《搏击俱乐部》，《幸存者》和《窒息》所表现的存在主义倾向。这几部小说几乎可以被视作一个文本来阅读，故事背景均设在当代，叙事方式都采用第一人称，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小说反映的主题也是存在主义的主要原则。戴维库伯认为激进的存在主义者对个体自由和责任持如下的观点：“道德价值观是被创造出而不是被发现的；道德责任的范围比我们假定的范围要更宽泛；道德生活不应仅仅是遵守一套行为准则。”当小说的危机和高潮中出现有关人们对待疾病和社会处理方式的时候，以上存在主义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叙述者由于疾病走向周围社区的过程中。
“一场仓促的存在危机”
虽然帕拉纽克的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以非传统方式来处理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但他们的目的相当直截了当：去寻找到一个与周围的人相处的和谐之道。《窒息》的叙述者每晚都经历自己演绎的死亡和复活，而《搏击俱乐都》的叙述者则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幸存者》是对美国宗教的拙劣模仿，但是这些叙述者想要的都是得到救赎，重返人类社会这个大社区。最终，通过小说里那些新型的类似宗教的场所：十二阶梯组织，作家进修班，互助组织，他们终于实现了和与同辈人的融合。
帕拉纽克擅长从个人的疾病或者其他主人公无法解决的困境展开故事，如在《搏击俱乐部》中的失眠，消费主义和男人的焦虑情绪；《幸存者》中的精神紊乱；《窒息》中的性瘾，老年痴呆。帕拉纽克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对存在主义的原则非常了解，在他2004年出版的非小说作品《比小说更出人意料：真实故事集》中引用克尔凯郭尔并使用海德格尔的Bestand(持存物)的概念。他认为当个人没有可以利用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时，个人不可避免地会动用他唯一拥有的Be-stand即他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才智，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只为我们经历的故事而活，进而会成为自我的奴隶。帕拉纽克对Bestand的借用表明他强调讲故事可以作为当代的一种宗教形式。所以在他的小说中，读者被引往一些异乎寻常的地方进行一场真正的大冒险或者寻求某种洞察力。
帕拉纽克认为，通过写作我们能够控制过去发生的一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想象细枝末节的能力，从而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想要完成的任务，要达到的目标或者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等方面。他希望借此掌握为自己的生活承担全部责任的技巧，因为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指出：最终，我们会变成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这是非常典型的存在主义信条，你的生活塑造了你。在《幸存者》中，叙述者经过痛苦的经历发现，道德体系不仅仅是去发掘一些原则而己，当所有外界的规则和限制消失时，他为之奋斗的一切也不复存在，那时他突然意识到任何事情都将是可能的。于是他感觉自己想要一切。而因为他想要一切，他感觉自己当前的责任感也比以前大大增强了，作为这个世界上辛勤工作的精英，他所想要的就是“升入天堂”。在《幸存者》中，叙述者称之为“一场仓促的存在主义危机”。
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实际上都是可允许的。在《搏击俱乐部》中，叙述者讲到由于在西方社会中，在宗教意义上，父亲的形象就相当于上帝，而他的生活中父亲角色是缺失的，因此叙述者结果是被舍弃了。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成为自己想要的任何样子，但是伴随这种无限的自由而来的是萨特描述的一些状况：焦虑、舍弃和绝望。小说中，泰勒让叙述者勇敢地面对死亡，后来泰勒甚至希望整个世界沉到底部。
死亡与疾病
在《搏击俱乐部》中，故事的背景设在当代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疾病和死亡都被逐渐医疗化和制度化，如在过去的20世纪，随着医疗的制度化，造成绝症病人无法再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这种由于面临疾病和死亡形成的人的异化往往给人精神上带来很大的痛苦，因为当代社会一个强烈的文化倾向就是努力使死亡远离公众视野和公众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意识到我们的必死性是《搏击俱乐部》中一个主要的主题，小说中“如果时间拖得足够长，每个人的幸存的比率都会降到零”。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同时，也将意识到自己的“向死的存在”。叙述者意识到：“这就是你的生活，它每时每刻都在走向死亡。”而讲故事则是对这种意识的反抗行为。“这不是真正的死亡，”泰勒说道，“我们会成为传奇。”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对死亡的态度是躲避，如对玛拉的描述：“就算是快要死了，玛拉也宁肯全作不知。”而实际上死亡的话题是无法回避的。
小说另外一个主题是对疾病的思考。《搏击俱乐部》的叙述者之所以产生去互助组织的荒诞念头，源于当他因失眠去找医生看病时，医生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如果他想见识真正的苦痛，他最好去看看那些患癌症的病人，如那些大脑寄生虫病患者，那些退化性骨病患者。看他们是如何艰难度日的。在那里，“人们微笑着，头上有一把无形的枪”，死亡是大家的共同意识。果然，叙述者去那里之后感觉到从未感觉到的生气勃勃。感觉自己是“那个小小的温暖的中心，这个世界的生命就拥挤在它周围”。另外，在疾病的包围下会产生很多副作用，在《搏击俱乐部》中，“当你发现生活中的一切都可能发生变故，你的生活就失去了生活的内容，而是更多的变成了等待，等待癌症和痴呆的到来。”作者认为我们文化对疾病的过度诠释造成了集体的疑病症，好像疾病无处不在。如当叙述者偶然提起足部上有个胎记时，那些医生马上联想到那可能是癌症的信号，以至于叙述者不敢再在公众场合露出足部。
造成疾病意识泛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当今社会和文化对于疾病标准的变化。在西方社会，无论是谁，如果活得够久的话，最后都免不了在医疗机构度过最后时光。在此期间，人们将以访客的身份待在那里，当然这里也算个不错的地方，因为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如玛拉发现如果一个人没有医疗保险，最后就会沦落到这种地方。
而且，从《搏击俱乐部》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在主流的西方文化里，人们的生活已经被极度商品化，导致人们世世代代从事自己憎恨的工作，购买不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泰勒号召大家对这种文化进行革命，也是对我们生命和健康的商品化进行反抗。因为“你过去拥有的那些东西现在反过来拥有你。”这是场要求自主权的反抗，也必定是场艰难的斗争：泰勒一直称呼破坏工程的伙伴为“太空猴子”，揭示 了他们仍然还是奴隶，就像第一批作为实验对象被发射到太空的猴子一样。可以说这场斗争至少部分成功了。小说的叙述者刚开始是镇定药物的长期消费者，但最后他拒绝服药，并认为“现在我最不想要事情就是睡眠。”
选择和社区
生存危机会导致人们去反抗，希望得到更高水平的自主和选择。在《搏击俱乐部》中，“失去一切希望就是自由”。这种存在主义关于自由的信念是基于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现象学描述。假如外部的规则不存在了，我们面对很多行动的可能性，没有既定的价值观要求我们选择某种行为而不是另外一种行为，萨特认为：我们在此方或彼方之间作出选择就是肯定所作选择的价值。假如个体没有意识到去作选择，他将会一直考虑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决定。《幸存者》中的叙述者发现“浴室里伴随你的是剃须刀的刀片，你可以喝碘酒，可以吃安眠药，可以作出生或死的选择，每个呼吸都伴随着一个选择”。这种把自杀的永久的可能性作为是自由的保证类似于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所要表达的内容。他是这样展开论点的：一旦个体做出了生活的选择，其他的决定就是次要的了，“仅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难题，就是自杀。判断是否值得去生活就等同于回答哲学上的这个根本问题”。
小说中人物自杀的可能性是用来缓解焦虑和促使个体去过本真的生活。本真性需要个体在与别人相处时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自由。正如《幸存者》的叙述者沉溺于得到媒体的关注那样，《搏击俱乐部》里，叙述者热爱互助组织，是因为“假如大家认为你快死了，就会给你全副的关心……他们就会真正把你看到眼里……大家就会认真听你讲话，而不是单等着轮到自己发言。而且他们讲话的时候，也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当你们俩交谈时。你们就是在建设某种东西，谈完之后你们俩都会觉得变了个人。”
由此可以发现，当个体敞开心扉和别人交谈时，他是最真实的，建设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实现了真实的交谈。帕拉纽克自己认为写作的主要动机是“一个孤独的人在寻求和别人取得联系”。《幸存者》中，叙述者是一个残暴的异教组织唯一留下的成员。《窒息》中，叙述者是个性瘾患者，因为“就在那几分钟，我不再感到孤独了”。《搏击俱乐部》中。叙述者彻夜失眠，孤独寂寞，成为了筑巢本能的奴隶。最后，这些人物都打破了可爱的小窝，返回到外部世界寻求伙伴。最后他们成功了。《窒息》中，叙述者说：“在孤独地生活了那么久之后，能够说‘我们’真好”。
萨特声称他所相信的人性存在于那些同他一样投身于一个“明确的共同事业”的人身上。他的信任存在于那些团结一致，而且多多少少能够受他控制的政党或组织。这种小团体就像一个俱乐部或异教团体，每个行动时刻都被成员了解。这些观点与帕拉纽克小说中解决存在危机的方法非常类似。因为假如我们不能聚集在一起面对暴力，性，狂喜或者恐惧以外的任何东西，至少应该不吝给予我们的同情。帕拉纽克在《幸存者》里的简明描述为：至少我们能“痛苦地聚在一起”。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互助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