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扇窗口我准确地看见了一个雪夜，是在大年三十的头天晚上。这些年，当我把回乡过年视作一种归属或者人生某道命题时，我发现，在我踏向归程的眺望中，还未看到一场真正的雪，或者说是童年的某幅雪景。
但这个晚上，我躲在山村的被窝里，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场从天空慢慢落下的雪，继而是落下的雪景。洁白而有层次，把山峦胴体的曲线完全真实地描绘了出来。一切静处其中，只有我的目光孤独地立在这场雪的上面。记得小时，我就是通过家里那小小而又厚实的窗口，来阅读外面臃肿不堪、衣衫褴褛的世界的。
老家的居屋墙壁很结实，虽然不是现在的水泥含红砖，但它沙土精心捣筑而成的坚韧性一点也不逊色。木制阁楼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食堂”的烟熏火燎之后，更加透黑而茁壮。我们兄妹四人就降生在这一团漆黑之中，从而有一种靠近窗口的天性。80公分见方的木窗，11根竖档，成为我们视野中最直观也是最单调的风景。好在窗外的一棵苦楝树，一下子点活了它，使这扇窗口在我们的眼里不再是静止的，而是有深度的。但窗户外面的几片山峦离窗口太近了，使人的目光有些发慌，这或许是自然界喜爱向人类耍出的幽默而荒谬的一笔。但；是你必须承认的一笔。
我们兄妹四人的童年就在这扇窗户里渡过的。现在各自成家，不在一方，只有在春节才能完成真正的相聚。但今年回乡的特别之处，是与一场雪在一扇窗口里相遇。老家的房子在父亲的手中几经更新，已变成一座灰色而沉重的楼房。平时只有母亲一人独居，毫无生气可言，只有在新年这…刻，这座房屋才有“春回大地”的感觉。年三十的头夜，当我赶回乡里，已随处可闻浓浓的年味。零星响过的鞭炮是顽皮的孩子尽情献上的小插曲，或许只有这声音才是童年的，才是这静静山村的。在半途上，曾下过一场像样的冬雨，让我在汽车里即能感到一种透心的寒意。深夜临睡前，我突然从邻居的瓦顶上听到轻轻飞溅的雪粒声，全身的骨骼一激灵，心想一场丰年瑞雪也许正在悄悄的逼近之中。
三更时分，邻家的公鸡给我当了―回“小闹钟”。睁眼一看，窗外完全是一片银白的世界，我的神经立即兴奋到了极点!这是近十几年暖冬以来我第一次看到的“全景式”的雪，山峦、树枝、屋顶，像洁白而微醺的新娘，用微笑在回答着我们；像大海里白艳的风帆，承载着整座村庄――而这些，都是我身居其中的这扇窗口赋予给我的。
望着窗外的雪夜，睡意全失。我觉得，它在面前铺展的是满地痕迹。村人、牲畜、居屋、树木，全被雪隐盖起来，从窗口涌进的是种种童年的片断和倔强。玩雪仗，垒雪人，以雪制造恶作剧，这是雪带给孩童的最真实的故事。而我呢，通过这窗口里的雪，想起的是童年一个不幸的片断。26年前也就是我11岁那年，因为左腿膝盖处害了―莫名肿毒，困于病榻上整整40天。父亲一天请中医，一天请西医，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刀子狠。一位村里西医，趁老中医不在时，自个儿回家拿来了手术刀，两刀下去，奇迹居然发生了。20天后，我居然能被 搀着下地。在我睡在病榻上整整40天的时间，面前的窗户成了比亲人还亲的“亲人”，透过它我细细地看鸟飞翔的姿态，树叶在风中哲学家式的表演，山峰是如何弯曲的，又是如何起落的。从这扇窗户，我清晰地看见了一个完整的冬天。
40天之后，当我试着坐到太阳下时，直感到皮肤发痛。太阳原来竟有这般的威力，这是家里的那扇窗户自始至终没有告诉我的。此后，我坐在暖桶里，靠近了那年的年关。奶奶把那年关的“关”字拖得特重，特有一种味道。
但是，这并不妨碍36年后，我利用另一扇窗口来观察一场珍贵的雪。人生有许多起伏，雪也是一样，在这个尘埃不定的世界，注定有太多的反科学、反规律。假如世界年年都充满着洁白，人人心中都装着无瑕，你还会觉得这些东西珍贵么?自然是无言的，也是高尚的，人类应该有比它高出一筹的方式或表达。
喊 渡
外婆家的门前是一汪湖泊。这汪湖泊像是外婆家的一把大锁，要想去外婆家，就得用渡船去打开它。三十多年前，母亲带着我站在湖岸边喊渡的情景，早已成为挂在脑子里不能摘下的一枚发涩的果子。
很小时，大约四五岁，也是我至今依稀记得的第一次喊渡，是坐在母亲的箩筐里。我的家相距外婆家大约十几里地。祖父和父亲均做过篾匠，因此家里箩筐是少不了的。但这十几里的田野小路，当时只有几岁的我是无法走到外婆家的。母亲便找来两只稻箩，一只里装着我，一只里压上一块大石头。母亲还瞒着父亲，去菜园摘下几根黄瓜和一把豇豆，放在石头边上，趁着天未亮就启动了。那个六月份的天气，尽管没有现在夏天这般炎热，但母亲是个爱赶早凉的人。一般地，母亲挑上两三里后，都要放下担子歇一会。而我此时总爱从稻箩里探出身，去弄弄两边稻田里碧青碧青的稻叶，这些稻叶把我的小胳膊撩得又红又痒。在轻轻的呵斥后，母亲总是提前结束休息，挑起我和石头这副永远都似和谐的担子。
两小时的行走后，母亲把我和石头挑到了外婆家门前湖对岸的一座山脚下。山的名字叫将军山，是为纪念解放战争时一位烈士而取的。上小学时，我们还曾去这山下的烈士墓祭扫过。母亲放下坐着我的箩筐后，取下围在脖子上的毛巾，到湖里去洗一把脸，再喝上一两口澄清的湖水，然后对着山脚下的一片芦草和荷叶，举着嗓子高喊：“过渡吆――过渡吆――”母亲喊了三四遍之后，果真有一条小木船，划开了芦草和荷叶．向我们驰来。第一次见到母亲的声音有这样神奇，我被彻底惊呆了。我怔怔地望着这位大胡子叔叔的两匹桨，有力且有节奏地落在水里，像我后来懂事后才知道的打击乐，敲打在湖面上。此刻，母亲的神经立即兴奋起来，扔下稻箩里的石头，抱起我，放到船头上，母亲一手搂住我，叫我不要害怕水，一手指着外婆家的大门说：“看!外婆家就要到了。”其实，这片很大的湖泊，是需要船工划上半小时的。
外婆家临水而居，坐落在一处高高的山峁上。但外婆家并不是四面环水，她家的后门就有一条小山路通向很远的地方。母亲带我到外婆家去，如果不过眼前的这道渡，得多走七八里，过一座大石桥，也能行的。但从小把湖水视作玩具的母亲，觉得从水上这道路回家，才是她真正的回归。而此时坐在家里的外婆，也有如先知似的，当她望见一条黑褐色的小木船朝她的家门划过来时，她已早早地站在了门外，用成叠成叠的笑容迎接着我们母子的“回家”。――当然，我这样的表达是以我们这以后的数次“回家”为文本的。
后来，我还有坐在稻箩里被母亲挑回外婆家的记忆。只是另一只稻箩里的石头比现在要大。母亲依然站在那个岸边，举着嗓子高喊：“过渡吆――过渡吆!”但母亲连喊了十几遍后，湖边的芦草里显得更加沉寂而空荡。母亲又喊了多遍，嗓音已开始发涩，汗水浸透了衣背。当她弯腰掬水洗脸时，我偷偷地从稻箩里爬了出来，站在母亲的身后。母亲起身时，发现了我，大吃一惊，赶紧说：“乖孩子，到树阴下去。”母亲把我抱到了一株皂角树下。并对我讲，她小时曾在外公的带领下，划着船到这株大皂角树下，摘皂角回家洗衣服。我用迷蒙的小眼睛对着这棵皂角树搜索着，外公的身影会不会成为这棵树的绝唱呢?母亲一边给我讲故事，一边极力地安抚我。原来这里的渡口并没有固定的渡船，有人想从这儿过渡，便扯起嗓子喊上几声，倘若有赋闲在家的渔民听见了，就划来小木船送你过湖，大多数船工也是不收过渡费的。如果你来得不巧，没有在家闲着的渔船，你只能在岸边苦苦相等了。这次母亲带着我就遇上了这第二种情况。硬硬在岸边等了一两个钟点以后，才有母亲相识的同村渔船，把我们母子二人送到了外婆家门口，并对我外婆说：“你大头外孙(侃称)回来了，送两条鲫鱼给你。”外婆连说着谢谢，一手牵着我，一手拎着鱼，快步地走回了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兴起围湖造田的时势，外婆家门前的湖泊也围起了一大片湖田。我随母亲回外婆家的渡口也随之改变，由原将军山脚下的长波变成了两条湖堤之间的短渡。再到八十年代末，短渡上又修建了一座水泥桥。母亲带着我喊渡的情景已成为一道永别的风景。后来随着外公外婆的去世，也随着我的长大，去外婆家已越来越少，对那片水域产生了一种陌生感。近日因工作路过外婆家门前的那片湖，瞥见将军山依然稳稳地站在那里，因而也让我有机会瞥见童年深处的这件往事。尽管外婆家门前的这片湖不比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澄净、清新，但它于我是一面实实在在的湖，锁定着人的记忆与回望。三十年的时间在它里面是一滴水，也是一面镜，映照出入生的各种变化和沧桑。它成为往事与往事之间，一道别致而又不可抹去的“渡口”。
事实上，不论我已走出多远，站在那里，我总能听见母亲高喊的那个渡口。
责任编辑 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