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翻开《山岩上的肖像》时，心情很复杂。我不知道今天的人们会如何谈论一个在中国曾经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影响深远的政治抒情诗人。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翻译和出版聂鲁达的作品时，只译政治诗，每一首都是掷向美帝国主义的匕首。80年代虽然译了一些他的爱情诗，但是他颇负盛名性爱诗篇被当做“不健康”的作品而遭到舍弃，因而聂鲁达情诗最重要的特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读者所了解。当国门大开，审美繁荣，各种现代、后现代的诗歌流派一齐涌入后，聂鲁达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被遗忘了。直到1995年，由于一部获奥斯卡的意大利电影《邮差》，聂鲁达才再次回到中国人的视野。这之后聂鲁达的情诗成为翻译出版的一个小热点，以致人们突然发现，怎么有两个聂鲁达。
其实，从来只有一个聂鲁达。他既慷慨大方，又小心眼爱记仇；既崇拜诗神，又喜欢看侦探小说，喜欢看最商业的喜剧电影；他不喜欢歌剧，听不懂交响乐，但却能够写出晦涩的诗篇；聂鲁达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此他从来不是完美英雄，而是一个立体丰富的生活中的人。他喜欢跟大海有关的一切东西，船、海螺、贝壳、船首雕像；喜欢鸟，喜欢石头，喜欢养狗，喜欢观察小虫子。他有收藏癖，收藏作家手稿、文学作品各种罕见的珍贵版本，收藏海螺、船首雕像、葡萄酒。他喜欢绘画和造型艺术，有时会为自己或朋友的诗绘制插图，喜欢建筑房屋，所有的家都是他自己设计图纸，每个家都别具一格。聂鲁达从来没有变，他一生都如此――热爱自然，追求爱情，迷恋女人，崇尚友谊，忠于祖国，所有这些贯穿他整个诗歌创作。而在中国的语境中，有时候，我们将他描画成抗着红旗冲锋的钢铁战士，有时候，我们将他塑造为恋爱中的男人。其实，从来没有一个聂鲁达，只关心女人而不关注政治，也不存在一个聂鲁达只抗议黑暗现实、抗议压迫剥削而不讴歌丰富的大自然与人文世界，不赞美爱情，不为女人写下挑拨心弦的诗句。
在聂鲁达的时代，他不是惟一的。加西亚・洛尔卡，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塞萨尔・巴列霍，路易斯・阿拉贡，保罗・艾吕雅，拉菲尔・阿尔贝蒂，瑞姆・希克梅特……他们不仅是世界历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也是最勇敢的斗士。在聂鲁达的时代，真正的诗歌是批判世界的武器，缺乏这种品质，诗歌虽然会发出悦耳的响声，但是不会歌唱，而聂鲁达们的诗永远在歌唱。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聂鲁达逝世已经30年，可世界依然如故，他们曾经毕生抗议的非正义、不平等、战争、屠杀、霸权、剥削、掠夺……所有这些依然存在。30年，似乎抹去了很多人物、事件。聂鲁达一代留给世界的遗产似乎被遮蔽，只剩下债务。世界没有改变，而诗歌中最起码的人文关怀渐渐被忘记。面对苦难，有人可以视而不见，可以紧闭双眼或转过头去继续搜肠刮肚地编排只有自己才明白的密电码。
因此，似乎仍有必要在这个麦当劳与迪斯尼横行的时代重提聂鲁达和他的诗歌。今年的7月12日是聂鲁达的百年诞辰纪念日，但除了这本还飘着墨香的书之外，当天我们鲜见有什么纪念文字见诸报端。也许正如聂鲁达自己的诗句所说，“遗忘如此漫长”。在这样的语境下，《山岩上的肖像》重新讲述聂鲁达的故事，重新编选聂鲁达的作品并在每一首诗后都附有写作背景的描述，具有特别的意义。
聂鲁达曾经满怀信心地说，在2000年，人们肯定不会为诗歌举行葬礼；在他那个年代无人问津的荷马史诗，也许会在那时成为最时髦的作品。遗憾的是，今天的诗歌更加寂寞。但是，我想，边缘位置不能成为诗歌丧失批判精神和人文理想的借口。
因而，即使百年之后，聂鲁达依然值得我们再次关注，并永远铭记……
我只不过是个诗人，爱着你们每一个人，
我在这深爱着的世界上漂泊流浪，因为
在我的祖国，矿工们被监禁在狱中，
军人任意对法官发号施令。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但愿没有人会把我思念。
让我们把爱心摊在桌子上面，
一起来关心整个世界。
我不希望鲜血
再来浸染面包、赤豆、音乐，
我只愿
矿工、女孩、律师、水手、
生产玩具的厂商
全都跟我走，
咱们先去看电影，
然后再痛饮最红最红的葡萄酒。
我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来的。
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歌唱，
而且还要让你跟我一起引吭。
《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 赵振江，滕威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9 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