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术界曾有人指出，二十世纪实际上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已经结束了。那时人们面对的各种政治、经济、战略和文化问题就已经是新世纪的全新课题了。从学术思想上看，这一论点尤其发人深省。无疑，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法国思潮进行一番回顾，哪怕是极为粗浅的回顾，对把握我们目前所处时代的脉动是十分有意义的。不过，由于欧洲知识界遇到时代的强大挑战，虽然积极回应，但总体上仍处于一种迷茫和寻找的状态中，较难把握趋向。笔者在此力图以目力所及，为法国知识界的思潮动向勾勒出一个粗粗的轮廓，同时欧陆思潮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一轮廓也应有助于理解欧洲思想界的整体方向。
三个历史大循环的结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随着这堵阻隔东西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墙倒塌而来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期间，历史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从苏东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到民主东欧的再生以及亚洲与中国经济的兴起，时代的演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见。
突如其来的历史巨变给欧洲思想界的震撼是绝不亚于经济政治层面的影响。如果说苏联帝国的崩溃给西方发达国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政治上的“失重”和由这种失重带来的本身的存在危机的话，那么思想层面的后果则是长期以来知识精英们借以立足的某种思维定式的幻灭。不仅二十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为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完全失灵，而且启蒙哲学以来以人之力量推出新世界的革命信仰也已从根本上受到置疑。
法国以研究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成名的社会哲学家德布雷（Debray）从文化史的角度总结苏东巨变的意义时指出，这一事变标志着三个历史大循环的结束。第一个循环是一个世纪以来工人运动的结束；第二个大循环是一七八九年以来为期两个世纪的革命运动的结束； 第三个则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文字统治世界时代的结束，为期五个世纪。德布雷说，三个循环同时在我们脚下旋转消失，无怪乎我们感到晕眩。
人类第二次“魔咒的解除”欧洲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地。欧洲的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因而他们也最先感受到时代的晕眩，也最先承受着“历史的狡计”（黑格尔语）。上个世纪初尼采大声疾呼“上帝已死”，如果说这标志着后来为韦伯定义为现代的社会宗教“祛魅”（désanchantement）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无疑意味着人类第二次“祛魅”。兴起于欧洲的这一意识形态以人类自我拯救的地上天堂填补了“上帝已死”后留下的空白，是人类借以自我安慰的乌托邦。随着它的幻灭，人类将再次堕入“黑暗”的深渊。对此，学术界称之为“意义世界的失落”。
意义世界失落后的欧洲思想界，借着“失落”的重力对过去的时代和过去时代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法国学术界对启蒙以来的进步论，宗教观、科学、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心态、知识人的社会功用，文化适应与文化冲突等主题都逐一进行了清理和讨论。从目前看来，这些讨论虽不能说在各个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尤其是在对当今世界的诠释和对人类前景的预测上，仍然无法脱出“失落”的迷茫，但讨论本身还是富有成果的，尤其是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反思是强有力的，而对历史的反思越深入越彻底，也就越有走出迷茫的希望。
历史没有终结，民主潜存危机美籍日人福山于一九八九年发表文章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今后的世界将是自由民主凯歌行进的时代，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名噪一时。不过福山的乐观宣言虽然在法国也引起了一些讨论，但对他的乐观论却少有共鸣。法国思想界从思想源头和历史现实两个角度都不能认同历史终结的观点。首先是，关于历史已经完结的话，当年黑格尔即早已说过，福山的观点无非是所谓“历史精神”观念的再一次演绎而已。其次，苏联帝国的解体与其说是自由民主的胜利，不如说是集权制度自身的瓦解。没有“恶”（全能政治）的存在，善（民主政体）也就失去了支点，这时的“善”就极可能分化出“恶”来。以研究全能主义政制著称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哈斯奈（Ｈａｓｓｎｅｙ ）就民主制的危机指出，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们认为民主本身并不能给人提供生命的意义、未来被拯救甚至集体社团之需要的回答，民主制度乃是保护个体的自由，保证个体自己选择和自身努力以达到上述之目的。这就是民主假定人可以在一种“非控制态”（indetermination）的民主空壳中生活而可以抵抗“造神”或“造鬼”（指各种极左和极右的全能主义）的诱惑。实际上全能主义的冲动和民主的要求仅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从分开。这即是说民主在今后的进程上依然充满着机制性的危机。
八十年代末苏东波的冲击，在法国又同社会党退出执政相联系，使得法国知识界感受尤深。法国的左翼社会党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施政政策上鼓吹国家干预，苏联的失败和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使得不少学者出来倡导“多一点自由主义，少一点国家干预”。不过九十年代晚期越来越多的学人如社会学家布迪厄、图海纳等都明确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大功告成，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政治对经济的调适作用变得更为需要同时也更为艰巨了。
历史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的早期活动家、理论家瞿秋白曾经用“隔着纱窗看晓雾”来形容当时对未来共产主义的认识，可见人们在每一个时代的转折时期对未来的把握都是十分困难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指引社会方向的时代过去之后，未来的社会进程究竟如何？历史是否仍是有规律地向着某一个终极目标行进？学者们对这类问题的讨论甚多，不能说目前已经形成了为多数人接受的结论，但各方的思维趋向却在某些方面趋向一致。
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地缘政治学上两极政治的结束，也意味着人类自己创造的乌托邦境界的破灭。在学术上，各种决定论如阶级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科学决定论等等都随之不攻自破。历史地平线上的光环幻化之后，学者们也对之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法国政治学家格斯诺（Guehcnno）在一九九三年出版了《民主的终结》一书，指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年的人类史，摧毁了君权制度的近代人，企图以各种极端的主义来填补上帝留下的真空。因而可以归纳为企图给予人类焦虑的某种确定回答，然而终归不免于一系列失败的尝试的历史。
一九九三年七月，法国著名人文刊物《文学杂志》曾出版专号讨论历史的不确定性，从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阐述世界的不确定性。法国理论家莫兰（Morin）就此做了基调性的阐释。莫兰认为，人类从来都是在不确定性中生活的。二十世纪的人们以战斗的精神试图为历史赋予确定性，结果迎来的仅仅是一种虚幻的确定性。今天的世界处于一个尤为不确定的阶段，历史的分途尚未出现，我们不知道向何处去，将来是前进，还是后退，是战争，是和平，是文明，还是全球性的合作，我们至今依然不得而知。
世界“新魔化”，存在即意义为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做注脚的，是西方世界精神生活的空前空虚。社会上各种邪教盛行，宗教活动日益高涨，宗教激进主义威胁日增，年轻人吸毒，中老年人酗酒等现象也是愈演愈烈，民族主义思潮高扬，种族歧视不断抬头。面对这些危机，政治家一筹莫展，学术界也提不出什么像样的理论。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一命题后，欧洲也有学者大谈宗教的回归，甚至有人将宗教激进主义的泛滥、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抬头和邪教的兴盛等现象，归纳为“世界的新魔化”（Réenchantement），即再次向宗教魔咒回归。这些论述自然都是对“意义丧失”后世界走向的一种臆测与窥探，都并不能解决意义本身的问题。学术界的问题是，在解构主义之后，还能有什么主义？
前述莫兰教授认为，世界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走向虚无主义，尼采的精神并非虚无而是以虚无作为思想的起点。宇宙本身是没有基础的，是来自于虚无。同样的，伦理也仅仅是以自身作为基础的。另外不确定也不是绝对的，不确定中有确定，因而就有了思想和行动的支点。同时不确定性虽然否定了人给历史规定的结局，人无法朝着预定的结局奋斗，但却可以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景。用莫兰的话说是“最后的斗争”变成了“创造的斗争”。
莫兰的论说将关闭的门又打开了，但似乎并没有完全回答“意义”的问题。以研究纳粹神话而闻名的著名哲学家南西（Ｎａｎｃｙ）在其与德里达共同主编的“哲学丛书”中于一九九三年推出题为《世界之意义》一书，试图回答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经过二十世纪斯大林主义以及纳粹的兴衰，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既无上帝又无理性的境况，需要重新创造理性，创造意义，甚或意义之意义。他说，任务是思考意义，但不灌输意义，既不预知它的实现，也不将它推向无限。不是给存在赋予意义，而是使存在成为意义，一句话，存在即意义。
启蒙的迷失与新型知识分子意义的真空与历史的巨变，对历来被冠以“社会的良心”、“精神的指引”的知识界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方面的讨论尤其热烈，也表明知识界对挑战的积极回应。笔者曾在《法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在野与参政》一文中（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四年八月号）对知识分子目前功能的转换问题做过一些介绍，目前看来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德布雷曾提到知识分子今天的首要作用不再是改造世界而是解释世界的提法仍然成立，但呼吁知识分子承担其历史责任，干预社会的声音日益增多。
社会学家布迪厄晚年一直在奔走呼号，呼吁知识分子勇于面对时代变化，要求知识界不要放弃干预世事的传统。一九九三年他在对《世界报》的一篇谈话中表示，在目前这个阶段，十九世纪的乌托邦的负面效应都显现殆尽，重建现实主义的理想境界，并以此来动员人们又不至于使他们重归神话迷思，已是当务之急。实际上布迪厄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底同利奥塔（Lｙｏｔａｒｄ ）等一起发起国际作家议会到推出他对法国当代社会深层调查的《世界之穷困》（La misère du monde），都是他身体力行干预社会的具体表现。
干预社会而不仅仅是参与政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这是目前法国有人称之为“第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不过时代给知识分子提出的最大挑战似乎并非要改变干预社会的方式，从以政治为轴心的传统模式中跳出来固然重要，但知识分子缺乏必要的武器。如果说自启蒙哲学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之关键乃是“启蒙”，给世界赋予意义，给历史赋予方向，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则使这一职能不再成立，知识人不仅不再能给世界以意义，而且连自己也迷失了方向，知识分子还有什么产品可以“推销”给社会？对于这一挑战的回应，目前较有说服力的是青年哲学家、《精神》杂志的主编蒙甘（Ｍｏｎｇｉｎ）一九九四年推出的新著《面对怀疑主义》。在该书中，蒙甘对一九八九年以来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认为，目前西方思想界的处境可以称作“民主的解咒”（Désenchantement démocratique），是自人权宣言以来个体与普适两极模式的危机。他认为知识分子虽然再也无法给历史赋予意义，但并不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民主要前进，必须要有观念的更新，而观念的更新则在于知识分子思想的交锋和辩论。通过交锋以传递新观念，通过交锋以启发新思想，这便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蒙甘将此称之为“民主的知识分子”。
以研究东欧知识分子著称的德国社会学家勒普尼斯（Ｌｅｐｅｎｉｅｓ）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做了文化上的回答。他认为，面对世界一体化的进程，知识分子的作用应当是文化之间的桥梁。他认为，今天理解文化的差异已经不够，而需要从理解走向互相接受。
重新回到马克思民主的进步需要观念的更新，观念的更新又需要知识分子的思想交锋，自然这种交锋绝不是空中楼阁，是建立在对思想的遗产进行反思之上的。对刚刚过去的，时代影响最大的思潮无可争辩的是马克思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不等同于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论更不等同于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法国思想界学术界对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历史做了大量的批判和反思。目前看来，随着讨论和反思的深入，学者们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桎梏，将马克思的学说与列宁、斯大林区分开来，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原著，也有了很可观的成果。
苏联解体以后迄于今日，法国思想界那种矫枉过正倾向的批判逐渐淡出，系统的分析反思日渐增多，尤其是对马克思学说的重新发掘，似乎已经蔚然成风。法国的大哲学家们似乎较早对将意识形态的“罪过”强加于马克思的头上表示不满，德勒兹（Ｄｅｌｅｕｚｅ）一九九三年就表示他不明白也不能容忍人们将马克思打进坟墓，并要著书阐发“马克思的伟大”。德里达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也于一九九三年十月推出了新著《马克思的幽灵》（ＳｐｅｃｔｒｅｄｅＭａｒｘ ）。在该书中，德里达宣称要回到马克思，要用马克思的精神去反击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
前些年，巴黎第十大学曾召开过一次规模颇为宏大的马克思学术讨论会，多数意见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位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分析和批判在意识形态潮流过去之后的今天看来，充满了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法国近年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新著包括马克思原著的再版都呈现出十分兴盛的局面，反映了思想理论界对马克思的普遍兴趣。
对马克思的新研究渐渐勾勒出一个新的马克思的面貌，这是一个褪去了“主义”外衣的马克思，是一个走下意识形态神坛的马克思。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预言家，他也不认为历史有什么意义，一句话，马克思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思想家。不过从整体看来，马克思的新形象与其说是在还原其真身，莫如说是思想界意图从中提取其新的精神资源。如德里达就曾说过，马克思的精神有好几种，我们应当知道继承什么，摈弃什么。
综上所述，自九十年代迄今法国及欧洲思想界的一个大趋势可以归纳为：反思与窥探。这是一种世纪交替之际的忧思，一种迷茫中的窥探。这种探寻目前虽嫌分散但传出的是昂扬的调子。只不过令笔者稍觉遗憾的是，整个反思或窥探，还缺乏一种新的参照系，亚洲文化甚至伊斯兰文化的东西，仍不大能够进入欧洲一流思想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