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战争新败、《南京条约》签订的重要年份。一向自诩为“典章器物举世无双”的天朝大国，竟然输给了一向被自己看作是“夷狄”之邦的遥远的英吉利国，弄得又是赔款。又是割地，其教训不可谓不惨痛，刺激也不可谓不强烈。然而，虽然经此事变，但是天朝之内上自皇帝爱新觉罗氏，下至莘莘臣民，却仍在弥天大梦中酣睡，根本没有一丝积极正视外部世界、奋发图强的气象。
在这种被龚自珍比喻为“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下，一位进士出身、读惯了“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绅士――魏源，在他位于江南的书斋里，编辑完成了一部与以往的正统典籍不太一样的图书，他给这部50卷的大书命名为《海国图志》。
关于《海国图志》的成书过程，现在流行的说法多与鸦片战争时期的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林则徐有关。林则徐因为到广东推行凌厉的禁烟政策而引起“边衅”，最终被道光皇帝罢职并遣戍新疆的伊犁地区。1841年6月，林则徐途经江苏镇江时，与他的老朋友魏源见面，并朝夕深谈。对此。魏源曾经深情地写道：“与君相对榻，三度两翻苹”。也就在这次会面时，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时组织人手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希望他编纂一部全面介绍西方世界的图书，以唤醒国人，挽救危亡。魏源接受嘱托，于是，搜罗更多世界地理等方面的资料，于1842年著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
在中国数千年的著作史中，地理书籍虽然不如经史子集那样堂哉皇哉，为庙堂所重视，享受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礼遇，但仍可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自记述鸿蒙时代、颇具神话色彩的《山海经》，下到明朝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亦可称得上是洋洋大观、蔚成局面了。
但是，与这些图书相比，魏源的这套《海国图志》却分明有些“异类”。其“异”就在于，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描述天朝之外的世界状况的图书，其“不仅包括各国地理，同时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72页)。这样一部大书，无疑为习惯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推开了一扇通向外部大世界的窗户。魏源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倘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魏源当初此举，显然是再平常不过了。这个老夫子不就是辑录了一部世界地理之类的普及读物吗?在当今中国的大小书店里，这样的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俯首可见了。
但是，如果将视线移回一百多年前的满清王朝那个特定的时代，魏源此举可真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壮举”，这不仅是由于做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是前无古人，更是因为对于一个整天研读经史子集，毕生鼓捣考证、训诂之学，闲时写两句诗文自娱的绅士来说，公然背弃中国固有的学问之道，转而去辑录关于异邦蛮夷情况的图书，必然会被天下的读书人视为离经叛道，而被主流社会所攻击和排斥。
关于此种情势，我们完全可以从魏源逝世10多年后的一次外交事件上看出些端倪。1875年，清朝政府破天荒地向英国派出了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令人大感意外的是，这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却立即在天朝上下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清廷内部不少守旧的王公大臣与“名士”一下子找到了发泄过剩的“力比多”的由头，纷纷将矛头指向了履行公务的郭嵩焘。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到其故乡湖南后，当时的超级“国学大师”王闽运甚至编写了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据称：在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郭的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余世存编：《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65页)?
要知道，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年代已经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一般的大臣对“洋务”都有了些起码的了解。其时，专门负责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理衙门也已经成立了些时日。应当说。比起当年魏源辑录《海国图志》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显然要好得多。但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郭嵩焘出使英国”的事件，却仍然在天朝内部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响，由此可证魏源当年辑录《海国图志》所面临的巨大的外部风险。搞不好的话。万夫所指。身败名裂，云云，绝对不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推演。
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曾经一度十分高调地主张“剿夷”的林则徐，在到了广东与洋人具体地打过几次交道之后，虽然顿悟到了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即使“岳韩复生”也不是人家对手的强大敌人，非有一番改进不可的道理，但是，他还是非常不希望将他的这种真实思想告诉国人。宁愿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这层“窗户纸”戳破。以免损坏了他在全国官绅中的良好形象。
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因袭旧制、不愿变革的苟且之风实在太重，大家都愿过一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面临危机，首先想到的也是搪塞，而不是振作。因之，在魏源辑录《海国图志》的年代，中国虽然遭受了鸦片战争之败，但是举国上下，并没有认真反思这次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而是一股脑地将战败的责任归结到了琦善等几个所谓的“汉奸”的头上，以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朝廷重用了主张“议和”的投降派，而罢黜了主张强硬的林则徐等主战派。其言外之意不言自明：倘若像林则徐那样一味抗战下去，战胜英国自是不在话下。如此沉痛的教训就这样被轻轻地敷衍掉了。而由于缺乏深刻的反思，“天朝大国世界第一”的观念仍然占据着主流思想的地位，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到的乃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更没有几个人愿意以此为契机，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之外的精彩世界。于是，全国的读书人仍然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而行，对于外部世界仍然是一头雾水。即使是掌握这个国家金瓯重器的满清大员，对于世界知识也是懵懂无知得厉害，甚至有的人顽固地否认这个世界上还有“西班牙”、“普鲁士”等国。冠冕堂皇地向皇帝上书说，这是英国人为了讹诈中国而胡诌出来的国名。
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下，魏源抵住世俗的白眼，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冒着被人误解为“为夷张目”的风险，果断地辑录出了《海国图志》这样的图书，并且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实在称得上是空谷足音、独迈千古之举。
当然，《海国图志》既然诞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未免有些不合时宜，其遭遇的必然也是知音寥寥，少人问津的孤寂局面。《海国图志》诞生之后，就如同在汪洋大海中投下了一枚小小的石子，根本没有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激起风浪。“据统计，当时国内有绅士百万余人，有能力读此书的 也多达300多万人，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地阅读和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相反，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的骂声却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更有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在腐败守旧的清政府眼中，《海国图志》无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籍。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魏启敏：《中国巨著帮日本走向维新》，《环球时报》2005年12月09日)。这部被北京大学教授茅海建先生称为“有新思想的闪烁，也有旧观念的罗列”的奇书，就这样孤寂地湮没在全国学人对“四书五经”的诵读声中了。
然而，事态的进展并没有因此而完结。出乎魏源和所有中国人意料的是，就在这部书在其祖国被弃之如敝屣的同时，一个偶然的机遇，却使它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一个显例。
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先生在一篇文章的记述，《海国图志》输入日本的机缘颇具传奇色彩：1851年，中国的一艘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官员在照例查检违禁品时，翻出了3部《海国图志》。“这是《海国图志》第一次进入日本的确切记录。”
《海国图志》输入日本的时候，正是日本面临着和中国相同命运的关键时刻。1854年2月，美国将军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逼迫日本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之后，西方列强纷纷向日本列岛伸出了侵略之手。“日本该向何处去”的命题，于是成为日本举国上下有志之士关心的大问题。在这个时候。魏源的这部《海国图志》适时出现，无疑为正在寻找出路的日本提供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绝好的窗口。于是，《海国图志》迅速在日本畅销起来，很快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据称：日本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魏源的这部书之后，感慨拍案：“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其弟子吉田松阴则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维新改革主张。他说：“万国环绕，其势如此，若我茫然拱手立于其中，不能察之，实在危险得很。”另一位维新志士横井小楠，也是在读了《海国图志》后得到了启发，与佐久间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开国论”的思想。
日本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戴，使《海国图志》在日本成了奇货可居的紧俏图书。于是，不断从中国“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于《海国图志》最后在日本出现了15个不同的版本，有的则“被官方征用”。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价格涨了3倍。
在谈到这部书对日本的影响时，其后的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道，日本明治维新的前辈们，“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梁启超的这段议论当为公论，日本之所以在1868年发起明治维新运动，掀起了彻底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从此走上了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由东亚一个附属于中国的小国，一跃而成为可以战胜中国和俄国的亚洲霸主，可以说。的确是受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的重大影响。正是以此书为契机，日本从闭关锁国中昂然奋起，“脱亚人欧”，迅速崛起。而产生了《海国图志》的中国，则在盲目的自大和排外中，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变革的机遇，终于被国际社会“边缘化”，成了一个被毛泽东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
一部由中国自己的思想家编辑而成的图书，并没有在其祖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却成为邻国日本推动现代化运动的一大思想资源，这段历史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悲从中来，感慨不已。而从《海国图志》在中日两个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比较中，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某些方面，日本民族的确要大大地优于我们。
对此，张建伟先生引述二战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的话，指出“日本总能在惊涛骇浪中稳操航舵，原因之一，便是日本人有卓越的机智，但是，对于那些过分相信自己实力的人们，这种机智绝不会被赐予。”而被视为“日本伏尔泰”的“思想教父”福泽喻吉则说得更加明白刺耳：
“我日本国不幸之邻国，一日支那，一日朝鲜。此二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之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日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转引自胡平先生《100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2版，第48～49页)。
古人讲“忠言逆耳”。尽管福泽喻吉对满清王朝的这段尖锐的“攻击”，可能并不在“忠言”之列。但是，联系到《海国图志》在两个国家“冰火两重天”的不同际遇，我们应当有勇气承认：福泽喻吉的确是击中了我们这个民族当年的某些“软肋”。
而今，距离福泽喻吉抒发这番宏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130多年。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在努力冲出“历史的三峡”，大步迈向全面现代化的征程中，时刻重温一下当年这个日本人对我们的批评，坚决摈弃仍然附着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那些“自大”、“虚饰”、“苟且”、“因循守旧”的弱点，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