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其文字的精神品质而言，藏族作家阿来无疑与回族作家张承志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甚至可以说，阿来几乎就像一个十年后重新出现的张承志。不过这两位同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当代作家存在着思想风格与审美趣味上的差异，譬如阿来诗文中的那种浪漫气质，与张承志的文本中的浪漫气质就不属于同一类型。
其实，究竟该如何理解作为作家的阿来或者张承志与他们的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对于笔者来说也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探究的命题。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些同时期汉族主流作家那里显得有些艰涩或者尴尬的命题，甚至为汉族作家轻易忽略或者缺乏足够同情心的经验，在藏族作家的阿来和回族作家的张承志那里，似乎是驾轻就熟或者易如反掌。他们都以一种极为自然甚至还有些迫不及待的渴望状态进入到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追寻澄清或者再造重构之中，并以此为其心灵思想和情感之旅的基础来展开他们的叙述或者抒情。
不过，如果因此而认为阿来是一个仅仅表现出民族文化身份和精神信仰身份认同渴求的作家，并因此而呈现出思想精神上的一种新的封闭性――在追寻几近散佚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并急不可待地皈依其中的同时，又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现有的自我和个人历史――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阿来诗文实际的，当然也是错误的。其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走上文坛的作家，除了极个别者外，其余作家几乎都毫不掩饰地大谈特谈自己的写作与西方文学和西方作家之问的渊源关系，而不是自矜于种种封闭的民族语言或者所谓的个人语言。也几乎跟当代许多中国作家一样，阿来也并不讳言自己对西方文学的喜爱或者借鉴，尽管如此坦率的描述并不一定总是给他的民族作家身份认同带来正面效应。从一定意义上讲，阿来如此坦率地暴露自己诗文的思想精神来历或者参照，是建立在一种逐渐明晰起来的自信基础之上的，那就是民族精神历史和语言传统。只是阿来并没有同样清晰地阐述他所指的这样一种民族精神历史和传统究竟是他内心世界里的一种具有无限性的民族精神和传统，还是现实世界里的民族精神和传统――其实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的。
西方小说叙事在巴尔扎克之后，尤其是在福楼拜之后，将人从那个具有无限光明的未来处境中，从都市欲望与挣扎的困境中拉扯出来，隔断在一个狭隘围墙之内，而作为与外面世界空间无限隔断之替代的，是对于内在灵魂的无限性从未有过的关注与发掘。这里所谓的内在灵魂的无限性，在当下汉语文学中，可能是欲望，可能是信仰，也可能是爱与牺牲。
值得注意的是，阿来的诗文并不愿意在进行现代叙事和情感抒发的同时，把对那个具有历史性和主体性的自由饱满的个体期待与追寻同时放弃掉。换言之，当阿来的诗文在满怀着信仰激情和思想激情自我探询和民族历史文化探询的时候，他一方面小心翼翼同时也近于倔强地向内发掘，另一方面，他又将关注的目光――通常是一种悲悯而又带有反思意味的目光――投射到那片高原上。阿来用自己的文字超越了那片高原对生命，尤其是个体生命所形成的局限与障碍，让自己的目光与精神在那片高原上巡逡，或者徘徊不去。也就是说，我们在阿来的诗文中，几乎同时读到了两个具有无限性的广阔世界，一个是高峻雄浑而且连绵不绝的高原世界，另一个是将卑微自我托付给了信仰与神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内在精神世界。当这两个世界同时出现在阿来诗文之中的时候，那种视觉上的通透感与精神上的通透感浑然一体，给读者所带来的，确实是一种超越了个体生命极限的全新经验感受。
二
这是一种需要认真对待和分析的叙述上的可能性。一方面，阿来诗文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宏大”，那种“理直气壮”，那种常常被误解为“居高临下”式的“悲悯”，无疑来自于他对民族历史、信仰理解之后所作出的判断。关键就在这里，阿来的诗文给我们塑造出来的那个叙述和抒情主体，是一个对民族历史和精神信仰经过了理解之后并作出了判断和选择的主体。也正因为此，阿来诗文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精神与情感，是现代的，具有超越性的。这样的思想、精神与情感，一言以蔽之，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坚定信念，也因此，他的“笔锋常带感情”，而且总是饱满的、绵绵不绝的感情，对于土地、生命、信仰、爱、同情等似乎取之不尽的感情。
其实，对于这样一种叙事和抒情主体形象，阿来并非没有经过“反思”、“选择”，但他最终将上述反思和选择，定位在一个“行走者”形象上。这是一个全新的具有东方或者中国意味的主体形象――这既不是西方文学中的外出冒险者形象，也不是西方文学中的外出朝圣者形象，也不是西方文学中永远在路上的漂泊者形象，而是一种既有着自己的来历并珍视这种来历，同时又处于反思与超越之中的思想主体和情感主体形象。这种形象，就是阿来诗文中的那个“行走者”。
行走者形象的自我定位或者自我塑造，实际上暗示着精神的“成长性”或者情感的“过程性”。而在经历、经验背后所凝聚而成的深刻个人体验与体悟，将阿来诗文的精神品格的个人性、内倾式、个人独白或者自我心灵对话等特征昭示无遗。而那种行走中的叙述、思考、展开、质问、赞叹、失望、失落、怅惘、愤懑等思想情感变化，与他诗文的行文特征或者方式浑然一体。置身其中的那个世界的世界与寻找和反思中的行走者的内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行走者所拥有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而且也是一个通透并值得托付的世界。而阿来诗文中的那个行走者，似乎一直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巡视”――是巡视而不是巡逡，因为这是一片属于行走者自己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仅仅作为背景和外在存在着的世界。这个世界与行走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认知上和情感上的障碍，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不再是外在的和内在的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追求并实现了两个世界的通透一体，这是阿来诗文中的“行走者”与那些不仅失去了归属，同时也失去了来历的现代人所不同的地方。
不过我们也会因此而有些困惑，甚至有些担心，一方面，阿来诗文中的那个行走者的形象似乎是开放的，但他的那个内在精神与情感世界，似乎又已经结构完成，而行走中的现实，不过是给这个内在精神世界镶嵌上现实的边框而已，或者给它涂抹上一些仅仅装饰用的色彩。也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抒情的、唯美的、主观的并因此有些封闭的世界。一个已经完成的世界――行走这个动作并不是要去丈量这个世界的边缘，而只是行走者与这个世界之间关系形式的一种表现方式，譬如只有通过这个行为方式，行走者与这个世界又一轮情感上的交流沟通才可能完成落实。也因此，我们说这个行走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一种“巡视”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目的的“行走”。换言之，如何真正让历史进来，让历史自己说话，让那个“生活的 世界”，那个“存在的被遗忘”自己出来说话，似乎是阿来诗文无力或者不愿意承担的使命，而这种使命，往往是在他的小说中得以实现的。
三
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汉语文学的叙述语境中，阿来诗文的精神品质混合了那个时代前后的反思、寻根、超越并重新建构的努力等多重意味在其中。确定内在的精神轨迹或者一个完整心灵世界的建构，是阿来诗文所呈现出来的另一种品格。但这并非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回归，而是一种世俗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觉与自我超越。换言之，阿来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强烈终极关怀意识的人文精神，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说，“我向你们倾诉我所有的行程、双脚，以及内心。”于是我们就读到了这样的诗句：
……天呐!我正
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
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
穿越许多人，许多种天气
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
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
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
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游荡
我走上山冈，又走下山冈
其实，他是在为草原、高原寻找新的权威、尊严与光荣，如果说这样的权威、尊严与光荣曾经属于帝王、巫师、僧侣的话，在今天，这样的权威、尊严与光荣，在阿来这里，在那个“巡视”的行走者那里，应该是属于诗人的，也就是应该属于那个名叫阿来的行走者的：
现在，诗人帝王一般
巫师一般穿过草原
草原，雷霆开放中央
阳光的流苏飘拂
头戴太阳的紫金冠
风是众多的嫔妃，有
流水的腰肢，小丘的胸脯
这样的英雄观，在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有过系统阐释，历史、人们需要新的精神，新的照亮，新的引路人。同时也为生活与存在寻找或者确立新的意义，新的指标，新的方向。用更饱满的情感去滋润，用更缠绵的深情去凝视，用更细腻的声音去倾诉，并使得沉寂的心灵在语言重新获得力量的感召之下被震撼照亮。而诗人也在这样的时刻，拥有了历史上曾经属于至高主宰的荣耀。这既是诗人的使命与他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所应享的果实，也是这个世界应有的精神秩序。
也因此，阿来诗文中的世界观历史观归根结底是浪漫主义的，甚至接近于那种纯粹经典的浪漫主义，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既具有明显贵族化的一面，但也不排斥日常的、世俗的、平民化的朴实。不妨读一读下面这样的诗句：
女人，你的羊羔吃草
你的帐房宽敞
你在阳光下纺织
你的木梭一次次回复往返
你说：许多宽广的地方难以逾越
而木梭，光滑，明亮
穿过牛毛的经线，织成氆氇
穿过羊毛的经线，织成衣衫
你的手臂闪烁黄金的光芒
梦想的光芒
歌谣以及传说的光芒
流水的光芒
再来看一看那个不断行走在属于自己的大地上的那个行走者阿来和属于他的世界之间浑然融洽的关系吧：
我是一个从平凡感知奇异的旅者
三十周岁的时候
我的脚力渐渐强健
许多下午
我到达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
水泉边的石头滋润又清凉
母亲们从麦地归来
父亲们从牛栏归来
在留宿我的家庭闲话收成，饮酒
用樱桃木杯，用银杯
而这家祖父的位子空着
就是这样，在月光的夜晚
我们缅怀先人
先人们灵魂下界却滴酒不沾
窗外月白风清，流水喧阗
胸中充满平静的温暖
不只是上述的精神牧歌，也有残酷得让人难以直面的现实，不妨来读一读他的《结局》：
黑夜，我的灵魂已经离开我
变成青草与树木的根须在暗中窜动
痛苦而又疯狂
并在遇到蛀虫的地方悄然哭泣
我要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脚已被硫磺腐蚀
这时我就只是徒然地望见
闪烁的磷火四处游走
在田野上，那是人的骨殖
由人豢养的狗与猫的骨殖
由人役使的牛与马的骨殖
而在森林里，那曾是大树的躯体
是猛兽锋利而又坚硬的牙齿
在湿漉漉的空气中
磷火仿佛星星
仿佛一只只精美的眼泪的杯子
而灵魂没有归来
这时，月亮升起
圆满而又至洞
温泉中的硫磺味来到无人的路上
今夜无风
树上还有完整的鸟巢
月亮升起，众多的磷火
孤独而又凄绝的磷火悄然熄灭
而我听见
被夜露打湿的灵魂从远处回来
从一切回声曾经经过的地方
蛇一样蜿蜒着从远处回来
行走者、招魂者、立心者；在平凡的事物中，在寻常的日子里，甚至在艰苦的环境中，重新发现生活的“神性”，一种现代意义的“美”，重新找到一种能够描述这一切的同样具有神性的语言，或者被神的光辉照亮了的语言。
不过，阿来诗文中的上述精神品质，是分散在他的散文和诗歌之中的，换言之，他的散文有时候呈现出一种与他的诗不大一样的精神品质，一种更艺术更人性的品质，而不是那种在神灵附体一般的自信中对大地的俯瞰，像是巡视自己的家园属地那样的自信与骄傲。他曾经这样真诚而谦恭地说：我只是一个徒有吟游诗人的心灵，而没有吟游诗人歌喉与琴弦的人。我只是一个沉默的旅人。而且他还曾这样描述在一个神与信徒的力量如此强大的土地之上，一个现代行走者要确立他精神位置的艰难与风险：“当雾气进一步散开，辉煌大殿下面那些木瓦盖顶的低矮僧舍就有些破败的味道了。好在这些不规则的僧舍之间有高大的云杉和柏树遮蔽掩映，才减轻了这种感觉。”
四
如果撇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汉语写作语境，将阿来的诗文放置在五十年代以来的民族文学写作语境当中，毫无疑问阿来的写作对于五十年代以来所确立起来的民族文学传统是突破，也是极大的丰富；被突破和丰富的，不仅是民族文学写作，还有二十世纪的乡土文学传统。阿来在另一种语境和背景上展开世纪之交的乡村与历史叙事――这种叙事既不是二十世纪上半期以鲁迅、彭家煌、废名、沈从文、吴组缃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也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新农村小说叙事，甚至也不同于八十年代以来直至当下的寻根文学中的那种乡土叙事。阿来的乡土与历史叙事是独特的，是二十一世纪的，是用当代汉语完成的一种敏感而孤独的乡土与历史叙事。敏感与孤独，是这种叙事最突出的存在特征。而究竟怎样理解这种敏感与孤独，实际上也成了走近并走进阿来诗文精神品质必不可少的一道检验。
注：(文中诗文均引自《阿来文集・诗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
责任编辑 杨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