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命运折断了翅膀_李佩钟论:被折断的女性命运

  摘 要: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孙犁《风云初记》中李佩钟的叙事,凸显了知识女性的教养和文化气质。其女性身份映射了革命的两类主体,即知识分子与职业革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李佩钟的“革命”,其实不过是一种爱情乌托邦的艺术,其人生命运显示着文人知识分子的叙事断裂和历史性吊诡。
  关键词:李佩钟 女性气质 革命 知识分子
  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即使今天看,也是最优秀的抗日小说,里面最为动人、最富有张力的叙事,非李佩钟莫属。李佩钟是孙犁小说中唯一的女性知识分子,但这个人物的丰富性超过了知识分子话题本身。它涉及女性、知识分子与现代革命的复杂关系。
  一、李佩钟:革命时代知识女性气质的凸显
  李佩钟作为孙犁小说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更加隐秘的心灵层面,突出的是作为有教养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气质,它比作为革命者的身份更为显眼。其实,在《风云初记》里面无论政治地位较高的高翔,还是作为宣传工作的变吉和张教官,都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但李佩钟的故事仍然是更牵动人心的,甚至在《风云初记》1962年修订后的结尾,作家又特别交代了这个人物的命运:在地委机关的突围中她被敌人冲散,掉进冰冷的井里牺牲了。从孙犁后来的回忆知道,李佩钟的结局是孙犁借鉴了远千里同志的爱人的结局,这是一个移植的结尾。而他之所以重写关于李佩钟的故事结尾,正如杨联芬所言,与“那一年中央调整文艺政策、大力倡导‘双百方针’”{1}有关。所以,无论如何孙犁重写李佩钟的故事,她的确与知识分子问题有关。但是,这种话语的确是一种“裂隙话语”,因其内在的逻辑无法支撑这种叙述。
  我们发现,李佩钟作为女性故事文学叙事与孙犁“女性情结”的理想形态密切有关,而这点反过来又正是孙犁关心李佩钟心灵与命运的内在动力。李佩钟身上体现着一种富有教养的女性所特有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与孙犁对于“清丽雅致”{2}的美学理想有关,正是它深深地打动了孙犁本人的心灵。在文章的结尾,作家深情地描写道:“她那苗细的高高的身影,她那长长的白嫩的脸庞,她那一双真挚多情的眼睛,现在还在我脑子流荡,愿她安息!”{3}可以肯定,李佩钟的原型一定是一个对孙犁产生深深影响的女性,但是孙犁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晚年的回忆中流露出来,甚至其二次婚姻也与此有关。笔者认为这个女性才是孙犁心中真正的不能言说的秘密!这几乎是一个“西子型”的女性,正是孙犁所喜欢的那种类型。关于这个女性的外在形象,在整个文本中并不是很多。她的出场非常有技术性,大有“红楼”笔法。当时高翔正在跟秋分讲关于高庆山的事情,李佩钟出现了:“这时又进来一个女的,穿着海蓝旗袍,披着一件灰色棉军衣,望着高翔,娇声嫩语。”{4}李佩钟的形象非常前卫,“海蓝旗袍”暗示了这位女性实在趣味不俗,而“棉军衣”则自尊身份,这种丰富深沉的心灵,通过“娇声嫩语”充分显示了别样一种女性气质。这样一位年轻美丽、非常阳光的女性生活在男人的身边,难怪立即引起了秋分本能的警惕:“为什么田大瞎子的儿媳妇李佩钟也在这里?看样子高翔和她很亲近,难道他们在外边,守着这些年轻女人,就会忘记了家里吗?”这样的主题在孙犁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但是在《风云初记》里面关于秋分的描写很不充分,不过我们通过秋分对高翔的观察,可以推断秋分对于后来又在自己丈夫身边活动的李佩钟是充满感慨的,但这些都被小说略去和李佩钟的大度化解了——她不愿将不幸强加给秋分。在小说中描写李佩钟的仪容的地方还有李佩钟夜访高庆山的场景,“随着在窗户的破口,露出半边俊俏脸来”,“李佩钟笑着走进屋里来,她穿着一身新军装,没戴帽子,黑滑修整的头发齐着肩头,有一枝新皮套的手枪,随随便便挂在左肩上,就像女学生放学回来的书包一样。”{5}这种洒脱与娇媚的描写哪里是作家随便写的!哪里又是谈什么工作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孙犁文学趣味的形成在于传统诗词的主情传统,那么用这种文学情趣武装出来的女性自然符合孙犁的文学审美眼光。事实上李佩钟确实是学文学的。这些都不是孙犁强加给李佩钟的。因此,这是一种很本色的女性叙事,没有必要将她扯到知识分子问题。
  二、干部与知识分子
  然而,孙犁的女性叙事一直与“延安整风”以后的知识分子叙事相互纠缠。从《风云初记》的故事看,这只是抗战风云的最初记载,第一集只是写了抗战第一年的故事,即使第三集也只是写到1940年,顶多到1941年间的故事,按照作家的写作构想应该还有“风云后记”。然而,这与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知识分子问题的严重性并不相干。因此,李佩钟的故事所承载的关于知识分子叙事只能是孙犁自己的叙事,而不是李佩钟本人的故事。但李佩钟的故事叙事与孙犁的美学理想和现实选择密切相关,这里蕴含了历史上文人知识分子的深刻悲哀。
  我们可以推断:李佩钟这样长久地回荡在孙犁的脑海中,说明孙犁内在的情感指向;即使在延安根据地时期出现过换妻风潮,可如果不是符合孙犁心中的理想,他也不会接受{6},其内在原因固然很多,李佩钟的形象却是一个障碍。这就是所谓“曾经沧海”的爱情心理。在《风云初记》第75章暗示了孙犁内心的“李佩钟情结”:“李佩钟自从受伤以后,调到地位机关来工作,因为她的身体还不是很健康,就暂时负责过路干部的介绍和审查。她正守着一盏油灯整理介绍信。在灯光下看来,她的脸更削瘦更苍白了。虽然她和变吉哥认识,可是不知道是由于哪一个时间的观感,她对于这位‘土圣人’印象并不很好。变吉哥把学院党委的介绍信交过去,李佩钟问了他很多的似乎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审查的内容。”{7}这段话蕴含重要的心灵信息,如果我们从后来的回忆中知道变吉的这段经历,就是孙犁本人经历的话,以孙犁的心灵敏感和李佩钟的心灵敏感,那种心有灵犀的交流,是不言而喻!但李佩钟的矜持刺伤了变吉的敏感,惹得他“很不冷静”!小说将其原因归于天气很晚,还没有吃饭和劳累,但是后面找到高庆山后马上又来了“斗气”般的一句话:“我知道这里总没有外人”,变吉竟然“得意”的说!这个“得意”除了男女心灵的交锋外毫无理由,难道不饿了吗?不累了吗?事过境迁,叙事者的冷静回忆使得对于李佩钟的回忆终于难以忘记,到了1962年还在脑里“流荡”,可见两人的印象之深。因此,我们可以说,李佩钟的形象蕴含了孙犁的美学精神和一段作家难以言说的恋情,他惦记她的命运和渴望理解,但这段恋情却以作家的失败而告终,由此我们仿佛明白了孙犁给予康濯讲的一句话:当作家的找不到好老婆!{8}因为李佩钟是“首长”身边的女性,离作家的距离很远很远!孙犁忽然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讲了一句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只有我们真正考察了革命和知识分子的分化问题,才会明白作家的感慨及其历史内涵。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恋爱对象,难道革命老干部不喜欢这些有教养的女性知识分子吗?我们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革命阵营曾经发生的婚姻革命,纷纷抛弃来自农村的没有文化的妻子,而选择女性知识分子作为新的择偶对象;尽管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从整体取向上说老干部在这场将女性身体作为革命的祭礼的分配上获得了胜利。当革命精英和革命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和知识分子)重新加以洗牌的时候,女性精英的流向不是走向了同盟者,而是权力阶层,贫下中农获得的只不过是残羹冷炙,而精神上最为失败的是知识分子。这些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和现代传统中的启蒙者,彻底被颠倒了价值!或许有人疑惑:既然爱情是“心有灵犀”的艺术,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是精英女性的选择对象才对,为什么会发生颠倒的现象呢?
  对于李佩钟等而言,自称“土包子”的她们对于这些革命老干部就只有一部“英雄传奇”,她们的爱情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艺术想象。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李佩钟的爱情表达的主动性,在高庆山临征出发前的场景:1. 请吃水饺。2. 为伊人唱歌。3. 吃完饭,坐在床上好久没说话。4. 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5. 自己的婚姻问题请高庆山帮助拿主意。6. 问匾写得怎么样?这一系列行为都是爱情的进攻信号,高庆山能感受不到吗?小说中写了一个细节:“高庆山点点头(同意李佩钟离婚),走了出来,在大院里,他吸了一口冷气,整了整军装。”可见,高庆山内心激烈的动荡,“吸了一口冷气”,正是为了平衡心中的热血,“整了整军装”,正是革命的纪律与道德发生了冲突。因此,“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这句话可以是李佩钟的爱情话语,但更是作家本人的意识形态话语。在知识分子对于权力的竞争中,他是爱情的失败者,由此我们就更加理解孙犁对康濯的深沉的叹息,也就更加明白李佩钟对于变吉的感受:作为文人同行李佩钟看得很清楚变吉那颗文人的心灵,同时作为正规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当然看不起这个所谓的“土圣人”。权力与官场战胜了知识本身,这条规律在《风云初记》中到处流露。如芒种对于高庆山的开始孤身一人没有勤务的失望,如百姓对于李佩钟作为县长“不势派”的评论,如作家潜藏的爱情的失败等等,都说明了延安讲话以后男性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失败。所以上面那句话应该准确地翻译成两句话:难道老干部不讨厌男性知识分子吗?难道老干部不喜欢女性知识分子吗?因此孙犁的李佩钟叙事蕴含了男性文人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失败。
  三、李佩钟的“革命”:一种爱情乌托邦的艺术
  作为女性叙事,李佩钟的故事依然没有完整的结局,作为革命者的李佩钟与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的李佩钟依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革命的激情往往与歌声相伴,“歌声”标志着青春、希望、爱情、自由,我们说李佩钟“很阳光”就是指她具有这些空洞的能指符号,坠入了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完满的现代意识形态神话”(黄子平)。
  在《风云初记》中李佩钟最初出现的时候,进进出出全是带着歌声的。李佩钟像所有具有梦想的知识分子一样,带着革命的“神话”走进了革命队伍中来了:“他(高翔)没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土包子们,只知道懵着头动员群众,动员武装,见不到文件也得不到指示。他一来,把在延安学习的,耳闻目见的,特别是毛主席最近的谈话和讲演,抗日战争的方针和目的,战略和战术,给大家讲了几天几夜,我们的心里才亮堂起来,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9}我们不能否认延安的革命经验对于其他地方的指导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李佩钟走进革命队伍的原因,固然与其自觉的抗日要求有关,但又何尝不是为了逃避田家的婚姻,这与孙犁小说中的基层女性刘兰、王振中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首先要斩断田家这棵“枯树”——“那不是我的家”。李佩钟的脸红了一下:“我和田家结婚,是我父亲做的主。”然后又断绝自己娘家这棵“枯树”:自己母亲是戏班的青衣,被父亲霸占的,何况又不是“正枝正脉”,“不管怎样吧,我现在总算从这两个家庭里跳出来了。”{10}因此,李佩钟在这些革命方面并没有比其他基层女性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然而,李佩钟毕竟与农村基层女性不一样,她美如兰花的女性气质,依然还是知识分子的本色,更确切地说,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气质。李佩钟是师范毕业的大学生,学的是文学,“看了很多文艺书,对革命有了些认识”,参加了高阳的“政治训练班”被抗战卷进来了。小说中强调的是眼下的政治进步,却没有提到李佩钟的文学修养到底与革命什么关系?是远离革命还是接近革命?还是有许多其他复杂的成分,譬如像作家孙犁这样具有真正的古典文学艺术气质?作品中都没有具体细说!但是,我们知道,李佩钟的母亲是唱戏班的青衣,他的父亲是戏班的老板,闲来也唱上一段,李佩钟的艺术情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在日常生活中她“感情丰富、趣味优雅”,在老差人的眼里,她“干净”、“雅静”、“是个文墨人”。她看到自己写在红纸上的“人民政府”四个大字感动地流泪,看到窗台上半死的干冻红花要浇水,想着花树的枯枝在春天就会发芽,会在心爱的人面前娇羞地闭上眼睛!这一切都表明了她是一个富有情致的女性!正是这些方面,李佩钟的形象远离了刘兰们。她对高庆山一人唱歌,还要转过身;吃完水饺问了一句话:“‘等一等再走,我有句话儿问你。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她说完就笑着闭上了眼睛。”{11}因此,这并不是李佩钟表达什么延安讲话以后的知识分子话语,而是表达自己的爱情。我们可以说李佩钟是一个深具艺术气质的女性,孙犁在她身上反映的是一种理想女性的审美情态和生存方式。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追问,这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所要求的人性解放,与革命带来的解放相一致吗?尽管李佩钟接受的是师范教育,但在小说中也没有明确地描述,婚后生活也付之阙如,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李佩钟与田耀武的家庭矛盾,实际是一种心性矛盾,一种雅俗矛盾。因为文学性(艺术性)建构与伦理性建构、政治性建构的差别在于,后两者都指向了一种对象性建构,而政治性建构更加功利化,更加远离生命本我。李佩钟的矛盾恰恰就在这个地方。当革命进入非常现实的状态下,考验的是意志力,智慧的涌向是外向的、对象性与斗争性的,指向别人而不是自己的,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对自己是一种消耗;但感情的审美形式化问题,是内向性、形式感、自我审美化,这与革命完全是两种东西,或者说李佩钟的革命是一种爱情乌托邦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李佩钟的婚姻选择是不重要的。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这种新与旧的矛盾更内在地制约了李佩钟的发展!因此作家只能将她武断地归为烈士,让她的理想存在于心灵之中,不愿看到她的憔悴!
  ①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版第4期。
  ② 李展:《孙犁抗日文学审美情趣探析》,《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版第2期。
  ③④⑤⑦⑨⑩{11} 风云初记:《孙犁文集》(2),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页,第51页,第69页,第335页,第70页,第71页,第119页。
  ⑥ 《爱梅读易》,《孙犁文集续编》(1),“梅”这个女性实际深深地爱过那个伪装在小说中的作家,但是作家不爱她则是显然的。
  ⑧ 孙犁:《给康濯的一封信》,《孙犁文集续编》(3),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项目基金:武汉纺织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93782)
  作 者:李展,文学博士,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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