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期我与老师的一段往事，让我刻骨铭心，愧疚难忘...... 那一年，我还小，什么事都不懂，什么事又都懂一点。我父母亲都是老师，父亲早年因“不安分”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了遥远的农村老家，母亲因精神遭受打击积劳成疾离世而去。在母亲同事的照料下，我在那所偏僻的山区小学过着“孤儿”般的生活。
那所小学是全公社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学校里有十几位老师，除了几位有家属的老师外，其他老师都要和十几位寄宿学生在一个食堂里吃饭。三年“苦日子”刚过，生活还没有好的转变，餐桌上每人除了一小钵子米饭外，每天不是白菜就是萝卜，看不到多少油星，一个月也难得开一次荤。我那时好动好玩，又要上课读书，消耗量大，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点饭菜与身体所需相差甚远，饥饿袭来，经常感觉到心发慌、头发晕，走路打撇脚，上课没精神。
我的反常反应被一位细心的老师注意到了。他姓吴，名希伯，是我母亲的同事，也是我的算术和音乐老师，四十开外，方正脸，黑皮肤，身材略显瘦小，但两眼炯炯有神，性格开朗，乐观得很，待我们也非常和善，同学们都十分喜欢他。
一天，下课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边：“你今天到我家吃晚饭，好吗？”我没做声。我知道，他也挺不容易的，他的爱人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工作，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比我大，初中毕业后一直呆在家里，一个与我相当，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一家四口全靠老师一个人工资养活，日子够艰难的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依然向食堂走去，吴老师的儿子、我的同班同学在食堂门口拦住了我，说他爸爸妈妈非要我去他家不可。没有办法，只有跟随他到了他家。他们所谓的家，就在学校里两间教室中间，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两间小屋，估计最多二十来个平方米，全家大小四口吃饭睡觉都挤在这里。算是特殊照顾，学校允许他家在教室顶东头搭了一间小杂屋做厨房。在我的记忆里，他家寒碜得很，桌子是公家的，床铺也是公家的，除此之外，没有一件像样值钱的东西。
我进了门，老师嗔怪着我，“怎么不听老师的话呀！”师母也边忙边热情地招呼我：“快坐！快坐！好遭孽的冇娘崽！”其实他家哪有坐的地方，我犹豫了一下，只好屁股一贴，顺势坐到床沿上。一会功夫，师母把饭菜做好了，一一端了上来。我一看，好家伙！像过年一样，一大碗晶莹剔透的红烧肉，一盆鲜嫩肥美的清炖鸡，外加一炉锅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好久没见过如此丰盛的美味了，我差点没掉口水下来。老师把筷子递给我，“我看你一定好久没开荤了，这是你师母特地为你准备的，你就放开吃吧！”师母像待亲儿子一般，给我盛了一大碗白米饭，并一个劲地夹肉夹鸡往我碗里送……
以后，老师隔三差四地把我叫到他家去打“牙祭”。听我那同学说，我每次去他家之前，他妈妈都要叮嘱他们兄弟俩，说我母亲去世了，父亲一下子又联系不上，小小年纪，怪可怜的，要他们少伸点筷子，让我多吃一点。听到这话，我哭了！
没过多久，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偏远山区的小学校也不甘落后，不分老师学生，也不分男女老少，不停地开会、学习、报告、演讲，先是批判“三家村”，慢慢地风向一转，开始在学校老师中寻找批斗对象了。大家发现，我那老师是富农出身，是学校成份最差的人，也当然就是思想和立场最反动的人，便把他“揪”了出来，集中火力批斗起来。一时间，“坚决批倒批臭资产阶级分子吴希伯！”“吴希伯，你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不打倒吴希伯，誓不罢休！”之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整个校区。
我惊愕！我疑惑！吴老师是好人呀！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反党反社会呢？我不明就里，也不知如何是好。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着革命斗争的一步步深入，“一贯向学生灌输读书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呀，“发泄不满情绪反党反社会”呀，“教学生唱庸俗小调靡靡之音，妄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占领我文化阵地”呀，等等，一顶顶“帽子”扣在老师的头上。不能解释，更不允许争辩，吴老师只能忍气吞声、低头做人。
一天，学校革委会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革命的大道理到如何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富反坏分子划清界线，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话锋一转，“听说你经常去吴老师家吃饭？”我说，“是的，他很关心我。”“关心你？你也太幼稚了点。他这是在拉拢腐朽你呀！你可要站稳立场，与他划清政治界限啊！”他看我没做声，接着说，“明天学校要开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所有老师、学生和家属都参加，主要是批斗吴希伯。交给你一个任务，你上台发一个言，就揭露吴希伯两个问题，一个是他经常吃肉吃鸡生活奢侈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个是他对你施小恩小惠拉拢腐蚀青少年妄想复辟翻天。”天啦！这是要我说什么呀！我脑袋瓜子“轰”地一下胀得老大老大，刚想张嘴说点什么，他不由分说，手一扬，“就这样定了，这是革委会的决定。”
第二天，吴老师被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拉上台接受批斗，按照预先安排，老师、学生一个个上台，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揭露和批斗他的一桩桩“罪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上去的，也不知道我在台上说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我又是怎么下来的，我脑子一片空白，像一台没有思想和灵魂的机器，机械地“圆满”地完成了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我就像一个偷了别人东西的贼，始终低着头，红着脸，不敢看老师一眼。
惭愧呀！内疚啊！自从那次批斗会，我再也不敢到老师家去了。
后来，我被父亲接到他的原籍，在农村摸爬滚打，度过了“十年浩劫”，在恢复高考时才重新步入学习深造的殿堂。我也曾经几次回到那个伴我度过童年时代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完小已升为中学，且搬迁到了新的地方。经打听，有人告诉我，吴老师自那次被批斗以后，精神恍惚，卧病不起，不久就携全家回老家去了，具体在什么地方搞不清楚。我试图寻找过他，但徒劳无功，始终未能与他相见。
快四十年了，这件事一直无法从我心中抹去，始终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灵魂深处……
老师啊！您在哪里？您能接受我深深的道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