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成千上万的人涌到莫斯科的红场上，飘扬了69年的镰刀锤子红旗缓缓降下，红白蓝的俄罗斯国旗升起，两面旗帜的悄然更替，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疾速变革。中国学者金雁的心情颇为复杂：那个虎视眈眈的北方邻居解体了，这多少让她舒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她有些失落，两年前的政治风暴席卷了大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她看到了制度的荒谬，也为苏联的覆灭感到悲凉。90年代初，中国问题情结成为金雁研究东欧俄罗斯问题的动力。她密切关注并亲身体验了苏东剧变和经济转轨过程。《新饿乡纪程》、《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等著作成了国人解读苏东转轨的必读作品。
一份在中国发行量极大的国际新闻报纸上也会不时出现东欧几国的新闻，内容多是经济转轨如何糟糕，人民都在怀念往昔好日子，对中国发展模式无比向往，以及对美国俯首称臣、实行民主制度带来的社会乱象。
真的是这样么?这里面的信息有多少是被过滤的?有多少是被局部放大的?拨开迷雾，金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那里很好，不用中国同志担心。
矛盾硬按是按不住的，只要权威减弱就会有反弹。而靠强力和金钱的“维稳”手段总会有走到尽头的一天
记者(以下简称记)：东欧转型期间，曾经的共产党在第一次政党轮替后，纷纷通过选举重新执政，而作为老大哥的俄共却一直没能上台，甚至逐步边缘化，为什么?
金雁(以下简称金)：东欧共产党和苏共不一样，它们不是原生态的，基本上都是二战后苏联扶植起来的。转型之后的东欧左派政党是与欧洲历史上传统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对接、与社会党国际对接。民众认为这是“改过自新”的左翼党，是更加人道、更加符合欧洲精神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党派，当然可以上台执政。
共产党执政那么多年基层网络最健全、组织结构最完整、执政经验最丰富，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基本上这几轮选举，每次都是右派这边重新组合，但左派那边还是前共产党的那些人。他们政治人物处事低调，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左右轮流坐庄的状态下自然就被选上了。
俄共现在每况愈下和它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有关，死守着“民族主义”这张最后的“王牌”，这是俄共在困境中无所选择的选择，但是现在这种民族主义和斯大林时代的民族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用以掩饰大国衰落，是民族支配感的支撑和凝聚力量。
记：苏东转型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金：中国现在问题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不配套，经济问题可以说，可以讨论，可以“试错”；政治变成了一个“敏感”的领域。我的观点一直都是：经济好的时候不主动改革，等到经济不好时就脆弱到没办法改了，如果进入到这种恶性循环的状态，民粹主义大潮再起，那时候就不是狗撵吓破狼，而是羊撵吓破狼了，这种局面就不是“圆桌会议”可以解决的了。
现在民间积累的怨气已经很大了，远远超过了所谓的“文革”时期所说的“修正主义的黑17年”的“干群矛盾的激烈程度”。苏东经验告诉我们，矛盾硬按是按不住的，只要权威减弱就会有反弹，而靠强力和金钱的“维稳”手段总会有走到尽头的一天。
记：东欧剧变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和平演变，是天鹅绒革命，为什么他们能够以不流血的方式转变呢?
金：首先是内在的动力，其次是良性的社会互动，在经历了1956、1968年的镇压之后，本国军队不愿意手上沾血。没有了军队做后盾，执政党和反对党就靠大家制定的规则来博弈。
记：这些国家能避免腐败主要有4个原因――反对派、宗教、新闻监督、高薪养廉，宗教在这些国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金：东欧人说，在物质化的社会中，宗教对人的精神支撑是最后的一块沃土。宗教无论在极权社会还是在经济大潮中都能体现着一种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体现着一种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东欧各国内部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也有教会的作用，所以东欧与俄罗斯不同的是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空白”问题，思想转换与过渡基本没有落差。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宗教的反腐败、平衡、诚信、慈善作用十分明显。
上帝不会偏袒任何一个自认为特殊的民族。人类文明中追求的正义、公正，人道都不仅仅是哪一个民族所特有的
记：为什么我们身边的舆论会对东欧有如此大的偏见?为什么会有东欧今不如昔的错觉?
金：东欧人怀旧情绪确实也有，他们光靠着斯大林这些红色历史人物做旅游产品，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你如果问，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是不是想回到那个时代，他们就会说了，法国人喜欢拿破仑，德国人喜欢俾斯麦，并不表示他们愿意回到帝国时代。
现在东欧各国的新闻媒体都是多元的，媒体的规律就是喜欢“轰动”，喜欢批判，一有事媒体就高兴。大的党派都有自己的媒体，如果习惯了国内整齐划一的媒体，猛然间的确会不习惯，因为大家都在批评。他们觉得很正常，倒是共产党时代的舆论一致显得不正常。比较对象也不同，我们总是跟1949年之前比，而东欧人是跟老欧洲比，只做横向比，这样的比较自然会有差距。东欧老百姓的日子该咋过还咋过，而且比我们更安逸、更和谐、更休闲，城乡差别也不大，社会分化也没有中国显著。
记：转型后对前朝官员的审判，比如电影《窃听风暴》里的主人公和他的上级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金：二战结束审判“德奸”就有一种扩大化，就像我们抗日战争后审判汉奸。这些国家后来反思觉得做得过头了，到了剧变后对前朝人员只要没有刑事责任，整体来看还是实事求是的。这也说明他们接受了教训，如果民主派上台也还是以暴制暴，冤冤相报何时了?
如果手上有人命，还是要审判的，主要是秘密警察。我在波兰就认识一个女孩，他父亲是内务部的将军，退休以后他就过平常人的日子，也会有失落，物质上和普通人一样领取退休金，老百姓就觉得这日子我们能过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过呢。
记：萨哈罗夫提到，根本没有所谓俄国特殊性的说法，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有没有强调波兰特色、俄国特色?中国模式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有多大影响力?
金：东欧早年为了抗衡苏联，哥穆尔卡最早提出了波兰特色，这都是为了反对移植苏联模式。斯大林就认为整个东欧只有苏联模式，民族主义就是对抗苏联。波兰为什么搞内部人的私有化，职工私有化，就是因为他们工会太强大，农业又没有搞过集体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这一块是可以暂时排除在外的。捷克没有强大工会，因为在原来的奥匈帝国的基础上以20％的人口继承了80％的工业，民族自豪感强，而且宏观经济比较好，所以就搞了“证券私有化”，也就是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平均分给了老百姓。
他们又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呢?首先有隔膜，不像50年代那么熟络。他们感觉到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压力。问到对“中国特色”的看法，他们策略地回答道，“上帝不会偏袒任何一个自认为特殊的民族。人类文明中追求的正义、公正、人道都不仅仅是哪一个民族所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