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奇美，赖清清
[摘 要]有别于大尺度空间视角，与游客行为密切相关的微观尺度因直观性及强应用性逐渐获得关注，左和右是微观尺度中游客最常用到的空间识别因素，但相關研究还需加强。文章以环状分布的广东湛江湖光岩景区为例，运用观察法和访谈法收集数据，采用编码方法分析游客景区游览方向的左右偏好特征。研究发现，游客选择右边（60.6%）游览多于左边（39.4%），景点分布、设施布置、导览交通规划和旅游氛围等自然环境组成拉力，主体意识、个人经验、条件反射和身体感受等身体因子构成推力，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等形成阻力，三者是影响左右偏好的因素。研究进一步指出，在认知、身体、情境三者交织的动态系统影响下的具身成长过程是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形成的深层机制。研究丰富了旅游者空间行为的整合性以及微观尺度视角，引入具身认知理论揭示了旅游者空间行为选择机制的基本结构，提出了旅游具身成长理论;建议景区空间规划与客流管理中应充分利用游客在空间上的具身实践规律，引导游客行为，优化景区合理布局与旅游流的调控功能，提升游客体验质量。
[关键词]游览方向偏好;具身认知;具身成长;微观尺度旅游空间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2）06-0055-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6.009
引言
景区空间旅游流的不均衡是影响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顽疾。许多热门旅游景区在旺季均有不同程度的拥挤，高密度客流对景区的生态质量、游客的体验质量等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同时，景区内部的部分景点、道路和空间又出现闲置的情况[1]。景区内部一部分资源被过度使用而另一部分则无人问津的矛盾现象，在旅游领域中长期存在且具有一定普遍性，已成为制约我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应的高质量发展也成为旅游发展的时代任务，而提升景区内游览空间的利用效率，优化游客景区游览空间布局，是解决制约瓶颈、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景区内旅游者行为属小尺度范畴，景区空间利用效率提升应是微观企业主体的经营管理活动，应从小尺度理解旅游者的空间行为规律，并在此前提下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案，才有可能发展出高质量的空间行为管理模式。因而，从小尺度对游客景区游览的空间行为进行精细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2]。
尽管小尺度空间行为对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价值，但目前针对微观尺度下单一景区的游客空间行为规律的研究还相对较少[3]，也导致景区内客流量分布不均衡的顽疾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小尺度空间观念中，方向是基本的空间感知，人类的空间概念起源于对方向的具体感知，各个方向与场所构成空间，人在环境中需要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定位[4]。方向是空间的重要部分，是游客空间行为的必要环节，游览始于方向终于方向。在游客游览方向的研究中，大都基于单一视角，采用的是主客体二元分裂的哲学传统，且主要集中在大、中尺度，尚需在微观尺度加深探究。身体是基本的微观尺度空间，作为方向隐喻与原初方向规定性的身体是小尺度空间行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缺少了身体的参与，游客的空间实践无从实现。游客在景区选择游览方向时首先要经历对所处的情境的认知过程，从而形成身体意象并完成游览方向的选择。认知、身体、情境在研究景区游客空间游览方向偏好时具有不可分割性。鉴于此，本文以融合认知、身体、情境的具身认知理论作为文章的分析框架，研究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行为特征、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以身体的微观尺度探寻游客空间行为规律，并提出建议。
1 文献综述
1.1 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特征研究
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特征以客体视角为主。首先，对目的地空间客体游客方向偏好特征予以总结。研究发现，距离不同游客偏好空间不同，长距离旅游者流向偏重商业化气息的空间[5-6]，短距离游客集中在城市周围的自然空间[6]。更多学者通过分析游客在目的地内部空间运动模式来刻画其空间行为特征，如Mckercher和Lau确定了78种离散的运动模式与11种运动风格[7];Lew和Mckercher总结了4种地域性模式和3种线性的运动模式[8]。其次，对资源客体游客空间偏好特征予以归纳。山岳型景区游客偏好自然景观空间[9]，对交通枢纽和旅游吸引节点有强烈的方向偏好[10];国家公园游客最常停留游客中心、野营地、农场、小吃部等空间[11]。文化类景区游客偏爱旅游热点空间[12]和美食购物型空间[13-14]，而乡村旅游者喜好自然景观以及休闲类乡里空间[15]。
主体视角基于个体自然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方面，主要从生理年龄介入，如老年人偏好清净安宁的旅游空间[16]，年轻人偏好短途空间[17]，观光休闲者偏重自然空间[18]。社会属性方面，城市市民偏爱在自然景观类空间、新奇和知识化空间进行旅游活动[6]，而外国游客总体上偏爱旅游资源丰富类空间[19]。
1.2 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因素的客体视角主要从目的地特征、空间距离以及可达性等大中尺度展开。Lew和Mckercher认为，地理位置、资源、经济等目的地特征影响空间偏好[8]。具体而言，目的地内部各个景点的层次性、景观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以及景点的参与性影响游客空间偏好[20]。还有学者指出距离、可达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子。吴必虎发现，目的地和旅游者之间的距离对旅游者运动行为影响较大，活动空间和活动曲线受到距离、流动性、可达性的影响[21]。
主体视角则关注个体属性、旅游特征、心理需求。个体自然与社会属性被认为是影响旅游者空间行为的重要因子[22]，旅游者个人属性的差异性导致其活动规律、审美意识水平、旅游行为偏好和活动强度上有所不同[23]。年龄与空间活动呈负相关[24]，性别对乡村旅游空间行为影响较小[17]，个人职业和收入也对景区路径存在影响[1]。旅游特征方面，游客景区内路径的选择受到出游方式、停留时间、交通方式的影响[1]，每日旅行次数、停留次数影响对多个位置的访问顺序[7]，是否拥有旅行同伴对旅游者空间行为也存在影响[25]。心理需求方面，游客互动、观光、庇护和环境控制等心理需求的差异会导致选择空间上的趋势存在显著差别[26]。
可见，对游览方向偏好特征的刻画客体视角较常见，影响因素分析则注重主体视角，但皆为主客体分离的单一视角。景区游览方向偏好是身体意象形成的过程，是主体认知客体的活动，主体、客体不应分割，当前研究多遵循二元分裂传统，有现实原因也存在方法论上的认知分歧。同时，也发现大部分研究呈现出大、中尺度的思维惯性，较不注重日益受到关注的身体、左右方向偏好等微观尺度。空间结构原初是以身体为参照的，身体不仅规定了基本空间定向[27]，也属于空间[28]，离开身体的空间位移旅游活动难以实现，身体不应缺席旅游空间行为的研究。正如陶伟等呼吁的，身体作为微观空间尺度的研究意义需获得相应关注[29]。与此同时，身体还是个体认知、理解、适应、调整、体验、反思游览空间的物理、生理和心理基础，身体是主体也是客体[30]，身体视角可避免主客体二元论导致的研究不完整性。具体到本案例，游客选择游览方向时需经历对情境的认知过程，形成身体意象，通过身体的空间实践积累经验，形成情境化的知识与认知，此过程中，身体、情境、认知三者相互作用。因此，本文应用认知、身体、情境的具身认知理论作为分析框架。
1.3 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范式融合了以杜威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和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31]，主要研究身和心、感知和行动、做和想互相交织的关系。具身认知领域的先驱Varela将具身认知理论的核心内容概况为两个方面：认知依赖拥有不同运动感官能力的身体产生经验的种类;个体运动感官能力嵌入包含生理、心理和文化情境的系统中[32]。尽管还存在内部分歧[33]，但有机体运动感官体验是具身认知的来源，具身认知是情境的，这些观念已成为具身认知领域共识。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有机体与环境等情境因素交织是动态的系统过程，如Vilarroya认为，环境并非只是提供信息的客体，其与身体体验无法脱离，环境与身体构成互相影响的动力系统[34]。Beer进一步发展了具身认知的动态框架，强调由大脑、身体和环境动态互动引发主体行为方式，并指出大脑、身体和环境构成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动态系统[35]。
旅游是身心合一的活动，主张“身心合一”的具身认知理论被眼光敏锐的学者们捕捉。旅游活动毋庸置疑是具身性的，游客不断进入新环境，通过感觉-运动系统持续学习与体验，身体与世界建立关系[36]，身体被认为能为旅游体验研究加入新鲜维度，旅游活动升级为现代世界認识人类身体工作方法的特殊领域[37]。身体研究被寄予厚望，不断有学者呼吁旅游研究不应漠视身体问题[38]后，具身研 究逐渐在旅游体验以及边缘群体的研究中加以开展[29]。谢彦君等在一系列体验研究中运用了具身性概念，如在工业旅游中认识到具身体验是身体、场景和互动协同作用的连续谱系[39]，以及具身化旅游体验是具有个体成长的对象性活动[40]。但也不应忽略旅游除了体验外还具有流动性等其他意蕴，身体在空间的移动构成流动性，有学者甚至认为身体的差异是旅游者移动和出游的根本原因[41]。然而，在空间研究如方向偏好领域中身体的话语依然单薄。与认知科学领域注重揭示现象普遍规律不同，旅游研究具备理论与实践双重关怀，因而需要留意理论解释和预测效力问题。谢辉基和杨振之将对现象背后的意义与机制的追溯视为旅游具身研究的必然道路[41]，这与本文的研究取向不谋而合。综上，本文从具身认知理论、微观尺度研究游客景区方向偏好的特征、影响因素及机制，并提出针对性的实践性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文章以游览方向偏好现象较典型的湖光岩为案例地。湖光岩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市区西南，占地面积4.7 km2，是以玛珥火山地貌为主体的火山口旅游景区，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以近心形的玛珥湖为核心，环湖四周分布着白衣庵、楞严寺等约20个景点。景区设有西门和东门两个入口，游客主要从东门进入，大多在湖滨环形游览区沿玛珥湖活动。湖光岩景区是类似心形的环形景区，游客进入景区伊始需面向玛珥湖选择观赏方向，即必须选择左边或右边游览。
2.2 数据收集过程
笔者于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在湖光岩开展了5次调研，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收集数据。非参与式观察了792人次（包括200人次坐游览车游客）的方向选择;深度访谈了35位受访者。
笔者于2020年1—7月先后4次分别在东门广场楼梯口、左侧小卖部休息凳对游客游览方向进行了720分钟的观察，共计观察了792人次。随机抽样访谈了48位游客，有效访谈35人。笔者尽量选择在赢得受访者信任后开展访谈，访谈过程中尽量不打扰受访者的游程。笔者于2019年10月1—16日访谈了8位、2020年1月6—8日访谈了10位、2020年1月10—11日访谈了7位、2020年7月7日访谈了1位、2020年10月15—18日访谈了9位游客，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长约30分钟。预调研阶段采用开放式访谈，话题较为宽泛，包括选择的观赏方向、往左或右的原因、不同方向游览的感受等，并适时追问。在后期调研中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进一步寻找旅游观赏方向偏好的影响因素，以及验证可能的影响因素，主要询问：方向偏好特征及原因中旅游频次是否重要？初次与重游者差异原因？日常生活中与旅游情境中方向偏好的差异及原因？逆向的身体感受及应对？与同伴不一致时如何调节？为了方便对编码资料的整理，本文对受访者进行了编号，其中L、R分别代表左、右;E代表有经验;N代表没经验的游客;依次编号为R/L-E/N01～35。
2.3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运用编码方法分析数据，采用了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3个步骤。
开放式编码。笔者对转译的文本资料逐句编码，剔除与研究主题不相关话语，遵循尽量精简，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访谈资料语义的原则。最终得到236个开放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持续比较事件间异同，分析范畴、主范畴之间的关系联结，基于现象发展出33个概念和10个类属;寻找最贴合调研事实的逻辑关系结构。根据类属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构，笔者归纳出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的推拉阻影响因素模型（图1）。
选择性编码。笔者发现推拉阻模型中显现出身体、自然和社会环境是影响方向选择认知的要素，“身体、认知、情境”具身认知理论框架清晰显现于眼前。笔者根据浮现的核心类属“身体情境化应对形成游览方向认知与具身成长的动态过程”，重新整理材料，反复检查、比较与提炼，最终获得52个概念和16个类属（表1），并建构出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的影响机制动态模型（图2）。
理论抽样及饱和度检验。理论抽样贯穿于资料收集与分析全过程。笔者根据预调研时发现的问题，如旅游频次可能会导致方向选择差异、有无经验可能影响观赏方向的选择等，在后期调研过程中询问了相应问题。笔者多次往返景区收集资料，直到不再出现新的概念范畴，数据呈现较高重复率，至此认为资料足够丰富，理论达到饱和，遂停止收集数据。
3 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特征
笔者随机抽取了4天的4个时段进行非参与式观察，共观察792人次，其中，200人次为坐车游览。景区内环湖车路线方向固定从右往左开，环湖车站位于东门左侧，往左的游客也有可能坐车往右游览，为了严谨性，笔者将乘车游览的游客视为非自主选择者，不算在研究对象范围之内。统计结果显示，游客表现出右边偏好特征，592位步行游览者中，往左233人（39.4%），往右359人，占比60.6%（表2）。可见，湖光岩景区游客倾向选择右边开始游览。
在4次的观察中，前两次往左边游客多于右边游客，但从景区长期工作的工作人员以及游客的访谈材料中，却发现选择右边方向的游客更多。经过分析，笔者认为前两次观察的时间较短导致出现偏差，随即在第3次、第4次调研中加长了观察时长，并在人流量较大的周末观察，右边游览偏好获得证实。
3.1 方向偏好下旅游频次特征
35位受访者中有7位初次来到湖光岩景区，3位是第2次游玩，其他为多次游玩。7位初次出游者中两位往左，5位往右。往右的游客一致表明是习惯倾向。往左的原因则与目的性有关，如访谈者表达的：“工作人员说那边（左）近一点，离望海路近。”（L-N16）第二次出游者往左两位，右边一位。往左的原因是好奇心推动，一位受访者谈及原因，“因为第一次走右边的，然后这一次向左。”（L-E07）25位多次出游者中，5位往左，20位往右。往右的游客选择的原因为习惯、交通车、从众、景点偏好等。往左分为3种情况：（1）往右有过一次经验但选择多次往左。受访者初游时往左，“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这么选择（左）的，就一直就没有变了……你原本觉得很熟悉的方向，你反过来的话感觉有点陌生。”（L-E03）往右走过一次后，受访者发现往右会带给他陌生感而后形成了左边偏好。（2）往右多次而选择此次往左。“这个地方（右）老是走，这个地方还没有走过。”（L-N13）（3）多次都往左走。L-E04说是因为“爸妈带着走”。
游客的旅游频次越多越可能选择习惯方向。初次游的游客对景区较为陌生，选择左右方向基于日常生活习惯、他人意见或个人目的。第二次出游者则处于试错阶段，可能偏向选择与初次不同的方向丰富个人的经历，为后面的决策积累更多身体感受与信息。随着出游次数增多，对于景区环境逐渐习惯，游客逐步形成了游览偏爱，选择个体习惯的方向较多，并轻易不做更改。这是从陌生情境体验、试错、经验积累、形成习惯的认知过程。
3.2 方向偏好下旅游客源地特征
35位受访者中，湛江本地及长期在湛江生活学习的人共26位;其他游客来自浙江、山东、安徽、四川、河北、河南等地。9位往左的游客中分别有5位居住在湛江，4位来自其他省份;26位往右的游客中分別有22位居住湛江，4位外地人。本地人中大部分游客倾向选择右边，而小部分会往左;外地人中往左和往右的游客数量相差不大。
以上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外地人较多为初次旅游者，在湖光岩景区游览的方向选择上还未形成个人偏好。而本地人中游览次数较多，已经形成了个人游览习惯，因此，左右偏向比较明显。
3.3 方向偏好下旅游体验特征
湖光岩景区游客方向偏好下的旅游体验最明显的是起点到终点体验的起伏性，有多位受访者提及，“我宁愿看完兴致比较多的，就看完一大堆，然后再疲惫地往这段路走了，因为走到后面也是没有什么兴致。”（R-E01）“走这边（左）的话就是平常的心理，后来就慢慢地一点点起伏起来，你这边（右）的是一起伏，然后走到后面了就平静了，你这个是先平静，然后再起伏。”（R-E28）
从右边开始游览，旅游者的心情变化从起伏到平静的过程;从左边开始，则是从平静到起伏。游程伊始，旅游者往往心情激动、充满兴致和热情，而随着游程的结束，体力、精力的耗费会令游览变得容易疲惫与审美疲劳。
4 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的影响因素
4.1 推力因素：身体因子
身体图式。（1）习惯。“习惯”在访谈资料中出现词频最高，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习惯”是他们往右的重要原因。（2）条件反射。如游客指出的，“我们从西门进去不自觉地就会向右走。”（L-E07）也有游客认为，左右游览选择的形成是一种生理机制在起作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可能是人的一种生理机制的问题。”（R-E11）（3）感觉引导。部分游客将左右方向选择归结为“感觉”，“游玩的话都是感觉，感觉就是这边好了。”（R-E02）还有游客认为是感觉引导下的行为，“就是一个感觉引导他这样的方向的，第一次来都是这样走了。”（R-E08）（4）无意识行为。主要体现在无目的时往右、无目的地时随性以及跟从熟悉的方向。
身体感受。（1）正面或负面感受。身体的正面感受体现在方向选择正确后身体舒服了，觉得顺了、不别扭了;身体的负面感受则表现为不合适的方向导致的不方便、不好、身体疲惫、累等不舒服状态，如有游客指出，“我觉得走左边有点别扭。有点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这里是顺的。顺着走那种心理压迫没有那么强，逆着走有一点（别扭）。”（R-E22）（2）身体舒适度。包括心理感觉以及身体舒适的程度。有两位受访者从身体构造方面指出向右心脏较为舒适，而往左心理压迫感较强。
主体意识。（1）反向体验与逆向选择。有些游客为了追求以往游览方向不一样的体验，而选择相反的游览方向。此外，往左表示小众化，为了显示“与众不同”，出现了逆向选择行为，如有访谈者谈道：“这个地方（右）老是走，这个地方（左）还没有走过。”（L-N13）（2）动机。游客有目的性游览时，通常会选择距离该景点较近的方向，“往那边景点近”（L-E014）以及“看目的地”（R-E09）。（3）个体因素。不介意左右选择的游客性格比较随缘，易受到朋友或大众的影响，不从众者则逆着走。性格较纠结的游客既喜爱幽静又想去热闹空间，有可能左右偏好均等。职业习惯也影响偏好选择，“因为职业关系，私底下就不太愿意去人太多的地方。”（R-E17）（4）景点偏好。想先看景多的人通常选择右边，不累时兴致较高。偏爱文化类或去望海楼看全景的，选择景点最近入口进入。
个人经验。（1）已有经验。有无湖光岩的游览经历对方向选择影响较大，多次游览者常选择以往游览习惯方向，或者反方向，或者追随同伴的方向。初次游览游客面临左右游览方向的选择问题，有些游客选择跟随有经验的游客或者选择与游览车一致的方向游览。（2）获得经验。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大部分游客采取看地图、询问的方式获得关于游览方向的大致信息，在咨询他人的基础上获得他人的游览经验。
4.2 拉力因素：吸引物因子
景点空间分布特征。（1）感知距离。空间距离的远与近影响左右选择，在感觉上“从左边进入是遥远的”。（R-E02）左边起点景点分布少、安静，“左边过去要走很远才有景点。”（R-E08）（2）景点分布顺序。有经验的游客会对比左右景点的游玩顺序，选择离代表性景点近的线路游览。（3）景点密集度。体现在游客对“景多”的追求，“右边旅游景点多且集中，观赏性更强。”（R-E15）（4）景观优劣。表现了游客对于“景美”的追求。不少游客表示，“哪边风景好就奔哪一边”（R-E02），“先看美景”（L-E03），如果“景色一样就随便走”（L-E03），“这左右，看它景”。（R-E22）
景区导览交通规划。（1）内部空间交通引导。环湖车行驶方向对游客具有方向提示作用。不按环湖车方向游览，会造成后续游玩的不便。正如这位游客所讲，“你要是逆着环湖车，就不方便了。逆着他走，坐车有点不方便，走了回头路了，你在那边搭车又要回头了。”（R-E08）（2）景区路况。景区路况是造成环湖车方向往右边行驶的原因，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环湖车曾经也从左往右开过，但往左大多处于上坡路，造成环湖车电池易损，从而不再沿此方向行驶。
景区旅游设施布局。（1）休憩设施。景区内游玩与休闲设施布局也是游客选择观赏方向的参考因素。游客类型对旅游设施的需求往往存在差异，年轻游客更愿意选择娱乐设施多的方向，老年人游客倾向选择休息设施多的方向。（2）购物设施。湖光岩左侧旅游购物商店、环湖车站等通常聚集较多游客，或问路或购买饮料等。
景区空间旅游氛围。（1）安全感。安全氛围强的方向会吸引游客前往，如受访者所谈论的：“选路口不是这样子吗，哪里静你肯定不会往那里去，因为不安全！”（R-E22）（2）热闹感。有些游客倾向气氛好、娱乐性强以及热闹的方向。正如一位访谈者所言，“我是看这边比较热闹一点，反正就感觉这边好玩……比较有趣一点。”（R-E02）
4.3 阻力因素：社会因子
社会规制。（1）幼时教育。长辈及家人幼时培养的行人靠右的意识与习惯起了作用，比如有游客提到，“小时候老人说你骑自行车一定要骑那边。”（R-E11）（2）文化傳统。左右的传统文化影响了左右认知，“我们是以右为尊啊，就一个传统在”（R-E22），受其影响形成的基本行为规则就如同“我们自古以来使用筷子、外国人使用刀叉一样”。（R-E28）（3）交通规则。左右方向与交通规则联系起来了，“中国的交规，也就是这种形式的。”（R-E11）行人往右的交通规则形成了逆行与顺行的概念，逆行还被认为没有常识，“无知才逆着走。”（L-N05）（4）左右观念。左右代表回家与离家，“往右边是出门的感觉，往左则代表回去的路。”（R-E25）右边还代表大众化，往右走是随大流、走寻常路;往左则是特殊、小众，是特殊化或有个性的人。
社会关系。（1）同伴影响。与结伴者意见不一致时，为了完成整个游程，一方需要顺从另一方的选择，存在个体表现出与其本身方向偏好不符的行为。（2）从众和追随。从众是主动追随大多数人的选择，节省决策时间和风险。追随者为了团队利益可能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压抑自身的身体感受选择不符合自身需要的方向。（3）他人凝视。个体的差异性造就了与众不同的人和行为，“跟人家有点不一样”（R-E11）的行为可能会遭受寻常人不寻常打探的目光，并形成一种压力，个体迫于压力选择大众化的方向游览。一位游客如此感叹，“大部分人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只是你会走（另一边）搞特殊的吗，你也像平常有人走那边的。”（R-E28）
基于上述事实，笔者认为游客景区游览时表现出不同的方向偏好受到推、拉、阻三力的影响：身体因子是推动力，吸引力因子是身体实践的对象，社会规制与他人身体是个体方向选择的限制因素。个体依据自身的身体感受能动地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游览方向，这种选择受到吸引物等自然游览条件的限制，身体朝着有吸引力的方向行动，社会关系又制约着个体的自主选择能力，在他人凝视以及迎合他人的角度下，个体可能放弃自身的需求而选择原本不期盼的游览方向。在推拉阻模型中，身体、情境共同影响方向偏好认知的形成，方向选择行为是身体、认知与情境三者互相作用的结果，这正是具身认知理论的主要观点。
5 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的影响机制
5.1 习惯身体形成身体图式
习惯是身体机能的内在要求，是复杂身体高效运作的基础。个体的每一次肢体活动都需要整个身体的精密配合，这种精确的身体活动需要无数次的身体实践，并形成身体在不同情境下的稳定应对模式，熟练到身体在意识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就能完美完成任务。这种支配身体无意识行动意向的深层次身体结构即身体图式。
身体图式的形成受到文化、经验以及个人特质的影响。首先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左右观念、左右规范、从小培养的交通规则等构成了身体图式形成的文化基因，身体在无数次的纠错中将这些规则内化为无意识行为。其次与游览经验密不可分，身体通过在不同游览情境中的应对积累大量经验，经验转化为知识，并成为新的习惯形成的条件。最后还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个性、受教育水平、个人偏好等也影响个体对身体的感受与互动，从而形成个性化的游览习惯。
5.2 当前身体的情境化应对
游客一进入湖光岩景区，即面临左右游览方向的选择，身体也开始接受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组成的知觉场，并形成进入景区的原初感知。游客在身体感知、身体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中形成行动意向，即左右游览的偏好。在身体意向的指引下，旅游者做出具体的方向选择，往右顺行或往左逆行，并形成身体的正面或负面感受，觉得舒服或不舒服、顺或不顺。
除了正面或负面感受外，身体在行动的过程中还存在对自身身体处境的感知。当处于危险感知环境之中时，身体会采取规避行为避开危险环境，如发觉左边人少、阴森感、不安全感时，个体会主动避开不安全区域。身体的调适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在不小心选择了逆行方向觉得不顺的时候，会纠正或下次调整空间走向;会有意识地调整身体走向，避开直射的阳光导致的身体不舒服感。身体也存在无意识调适，会不由自主以不压迫心脏的方向行走、避免逆行导致的人流碰撞或与车迎面相逢等。
身体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能采取忽略不适、维持身体走向的策略，大多数发生在社会关系情境中。在与他人身体相遇时，可能出现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舒服度相矛盾的情况，为了避免矛盾或迎合他人，身体会忽略不适，维持身体他向的空间状态。此外，有些个体进入景区前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为了目标景点或个人动机，采取了忽略身体感觉的行为。
5.3 自在或自为身体的达成
自在的身体指的是实在性的身体或诉于外的身体。调整身体的结果之一是获得自在的身体。身体调整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当身体觉得舒服了，这种调整才会结束，最终获得自然而然的感觉。身体也有诉于外的需求，为了特定目标的实现或者在与他人身体互动时可以忽略身体感觉表现出来的不适，从而达到社会目标的实现或他人身体的认同。
自为的身体此处指的是精神性的身体或诉于内的身体。游览过程中获得好的旅游体验、心情变好、增长了见识、联络了家人之间的感情等都是满足内心精神需求的过程，是获得自为身体的体现。
5.4 新情境具身经验的获得
身体在新的情境下，面对遇到的问题，依据身体感受判断问题的性质与严重程度，再根据以往相似的身体经验做出身体意向决策。游览过程中，身体会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并比较调整前后的身体感受，领悟、总结与反思，获得新的关于身体实践与认知的经验。新情境中身体经验的获得丰富了行为模式，在不断重复实践的过程中，以及与以往身体经验的比较、整合之后，形成新情境身体处理模式的知识，并更新身体图式的内涵与外延。
身体图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新情境下身体图式的形成需要持续的行为实践以及个体将新情境下获得的经验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从而获得新的习惯行为模式，形成新的习惯身体，而身体及相关的认知均获得了成长。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研究发现，在左右方向选择概率均等的情况下，游客大都倾向往右;本地人与外地人方向偏好特征存在差异，本地人倾向选择右边为游览起点;方向偏好的形成与旅游频次具有相关关系，多次游览的游客多选择右边为起点;左右游览方向影响游客体验，右边游览者心情变化从起伏到平静，左边则相反。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受到推力、拉力、阻力因素的影响：身体因子是推动力，景点分布、设施布置、景区导览交通规划、旅游氛围等自然环境因子是拉力，社会环境、他人身体是阻力因素。
游客景区游览方向偏好认知的形成是身体、情境交织影响的结果，本案例中存在一种认知、身体、情境三者相互交织的动态系统。游览方向选择行为是身体、认知与情境三者相互作用所致。身体进入旅游空间后，习惯身体在新情境下根据知觉场中的身体感受调整身体或维持身体，身体调整到自在或自为状态;在新情境下获得的身体经验内化为知识，获得新的身体习惯，在循环往复的身体实践过程中，旧的身体图式不断被更新，身体与认知均得到成长。个体在旅游中的空间实践实际上是具身认知获得成长的动态过程。
6.2 讨论：旅游情境中的具身成长
首先，旅游空间中的身体是整合性的。旅游体验不仅有视觉感受[42]，也存在味觉享受[42-43]、声觉体验[44]等感觉体验。旅游空间实践中，个体更注重自我身体的存在[45]，旅游研究应从对旅游凝视[46-48]的偏爱转为具身研究。身体的论述涉及物质和社会两个维度[49-50]，身体不仅是社会建构[50]，也有不容忽略的生理特征[51]，作为整体的身体还未得到足够重 视[40]。梅洛-庞蒂认为，只有找到整合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自为和自在的手段，身体才是完整的[28]。完整的身体是理解空间实践价值的前提，也是旅途中意义获得的基础，整合性身体具有更包容、更全面的研究视野，或能成为破解旅游研究较难达成核心议题共识困惑的途径之一。
其次，旅游具身实践由身体、认知与情境构成。身体是感知世界的起点[52]，是参与世界实践的重要媒介[53-55]。旅游本质上是身体实践活动，本研究认同李焱和谢彦君提出的旅游体验是具身的观点[56]，个体的感知运动能力即身体能力是嵌入广泛的生物、心理和文化情境中的[57]，身体与情境互相交织，有学者也提出了“身体、感知、情境”具身体验研究框架[58]。本文更认可“身体、认知、情境”的旅游具身認知研究结构，并认为不应仅限于体验研究，也适用存在身体移动的旅游研究。此外，中文语境中的感知无法取代认知。感知是刺激身体后产生的感觉与知觉，认知是个体获得与应用知识的过程，包含知觉、感觉、语言、记忆、想象和思维等。本文研究表明，旅游具身实践包含在身体、认知和情境相互交织的动态系统中。
最后，旅游具身实践具有自我成长属性。旅游者不断离开惯常环境，去往陌生的地方寻求不一样的体验，这种不断求奇、求新行为被解释为心理学上的新奇动机，但这种动机是如何激发的，是人类的天性抑或后天环境的影响，则未曾探知。本文提出旅游者不断更换环境，在于追求具身的成长，身体成长的满足感驱动了旅游者追求新的旅游情境（图3）。新情境中产生的适应性身体调节经验作为一种新的意义传递给身体，身体内化新的意义时，身体得到理解，习惯也就被获得。习惯的获得就是对意义的把握[28]，新的习惯的身体得以产生，身体获得了成长，这种成长感给了个体不断提升的满足感，已经无法满足停滞不前的身体。在身体许可的条件下，个体为了不断获得身体成长感，自此之后走上了持续提升身体成长经历的旅程。熟悉的情境中个体获得的更多是精神体验、社交收益以及健康的获益，具身成长体验不显著。本研究中的案例也印证了此观点，多次游览的游客形成了固定的方向偏好，但在追求不一样的身体体验时会离开熟悉情境前往相反方向游览。
本文并没有否认能动性而回到行为主义或生理还原论。身体图式或习惯的身体发挥无意识作用，是个体应对复杂社会的一种进化方式，如果每天都花费大量精力重复处理相同或类似信息，人类的认知系统运行效率是低下的。这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产生一个习惯的身体是每个完整的存在个体的内在必然[28]。身体以无意识的方式维持自身，以有意识的方式不断更新自身。这是一种非常机巧和紧密的动态调节与稳定系统，是高效和精准的。身体不断评估、运用自身能力与知识适应情境，自身得以存在与发展，这恰恰体现了身体的能动性。
6.3 意义与建议
本文在理论上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第一，研究整合了主体与客体视角。聚焦于“身体”在情境互动中的主动性调适与应对过程，指出方向偏好的选择不仅受到客体影响，也与主体的认知存在关键关联，整合性视角有助于更深层次理解现有知识。第二，研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解释框架。游览方向偏好领域内知识相对碎片化的原因在于欠缺清晰而具有概化能力的理论架构，研究基于“身体、认知、情境”框架，整合了以往的知识，提出了更具解释效力的理论模型。第三，研究还发展出旅游具身成长理论，揭示了旅游者求奇求新动机产生的具身来源。旅游促进个体成长的证据在不同情境中获得支持，如背包客通过旅游建构新的自我与个人发展[59-61]、以具身生成体验作为自我完善与成长的途径[40]，女性结伴旅游中个体以反思获得持续成长[62]，以及西藏旅游者从不同情境下的经历与交往中身心获得成长[63]。通过比较完全不同情境下产生的相似研究结论的文献[64]，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本文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景区空间规划方面，景区入口、路口的设计不应仅仅作为车流、游线的过渡，还应作为游客方向选择以及引导游客流量的重要节点。入口具有重要的分流与引导功能，除了以大数据引导游客有意识分流之外，还可从身体感知等无意识方向入手，以人为本，遵循身体移动规律，化引导于无形之中，营造自然主义的旅游环境。在景区运营阶段，宜从气候、空气、声音、朝向、日照、地势等方面的身体感觉，引导游客主动分流，提高游客流量管控效率，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及满意度。最后，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身体感受、行走顺畅程度、坡度障碍做出相应的空间与活动安排，为老年人、孩童、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友好服务，营造各个群体都能享有具身成长实践的旅游情境。
致谢：感谢3位匿名评审专家在文章评审过程中所提供的极富建设性的意见，感谢3位学刊年会点评专家的专业点评意见，感谢广东海洋大学2017级本科生曾沚晴、陈宇等9位同学在第三阶段资料收集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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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like the large-scale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micro-scale perspective closely related to tourist behavior has gained greater attention due to its intuitiveness and strong applicability. Left and right ar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factors in the spatial identification of tourists. Howeve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needs to be intensified. Taking the Huguangyan scenic area in Zhanjia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focu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behavior of tourists when visiting scenic spots with attention to spatial preference an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ir behavior. The study collected data through 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analyzed the data based on the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by Kathy Charmaz. It found that 60.6% of tourists chose the right path while 39.4% preferred the left path. Most local tourists tended to visit from the right side， with a small number from the left side. As for the non-local tourists， there is not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would like to visit from the right side and those who choose the left side. The more frequently tourists travel， the more likely they choose a habitual direction. Tourists starting from the right usually keep their emotional ups and downs gradually under control as they move forward. For those who visit from the left side， the opposite is the case：
they may experience emotional ups and downs as they move ahead. Tourists are often excited and full of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when they start the visit. Near the end of their visit， tourists suffering from aesthetic fatigue quickly become tired and experience a drop in physical strength and energy.
Visitor direction preferences are affected by the three forces of push， pull and obstruction， with the body as the pushing force， the attractive factor as the object of physical behavior and social regulation and other people’s bodies as the limiting factors of individual direction choice. Individuals actively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direction according to their physical feelings and often move towards tourism attractions while considering other natural travel conditions. In addition， social relations also restrict an individual’s ability to choose autonomously. Individuals usually set their personal needs aside and choose a direction never before considered in order to fit in. In the push-pull-obstruction pattern， the body and the environment jointly affect the shaping of direction preference cognition. The direction selection behavior result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body， cognition and environment. That is precisely the main point of the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The paper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the embodi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ynamic system with cognition， body and situation intertwined is the deep mechanism for forming direction preference when visiting scenic spots. The study enriches the integration of tourist spatial behavior and micro-scale perspective，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to reveal the basic structure of a spatial behavior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proposes the theory of tourism embodied growth. It suggests that the spatial planning and passenger flow management of scenic spot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ourist spatial embodied practice law to guide tourist behavior， optimize the layout of scenic spots， regulate tourist movements and flows， and improve tourist experience.
Keywords：
travel direction preferences; embodied cognition; embodiment; tourists’ spatial behavior from the micro-scale perspective
[責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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