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通过讲述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无情而深刻地抨击了法庭、监狱、官僚机关的腐败与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反动官吏的残暴昏庸，撕下了官办教会的伪善面纱，描绘出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农奴制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的图景。
聂赫留朵夫直到下半夜才睡着，因此第二天醒得很迟。
中午，七名被推选出来的庄稼汉应管家的邀请来到苹果园的苹果树下。管家安排了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都是用木桩打进地里，再铺上木板搭成的。聂赫留朵夫和管家费了不少口舌才使农民戴上帽子，在板凳上坐下。那个退伍的士兵今天包着干净的包脚布，穿一双干净的树皮鞋，特别恭敬地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胸前，仿佛送丧一般。直到那个肩膀宽阔、相貌端正的老农戴上他的大帽子，紧了紧崭新的土布长外衣，走到长凳旁坐下，其余的人才学着他的样子，戴上帽子，落座了。这个老农留着花白的髯曲大胡子，活像米开朗基罗塑造的摩西，他那光秃的前额被太阳晒得发黑，周围生着花白的髯发。
等大家都坐好，聂赫留朵夫也在他们对面坐下来，臂肘搁在桌上，面前摆着一张纸，他就根据纸上的提纲开始说明他的方案。
不知是因为今天农民少一些呢，还是因为聂赫留朵夫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关心大家的事，他今天并不感到心慌意乱。他自然而然地对肩膀宽阔、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农说话，看他赞成还是反对。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估计错了。这个相貌端正的老农虽然有时也赞同地点点他那具有家长气派的端庄的头，有时听到别人的反驳就皱着眉摇摇头，但其实他不太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往往要等别的农民用他们自己的话解释一番，他才明白。倒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小老头比较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这个小老头瞎了一只眼睛，脸上几乎没有胡子，身穿一件打过补丁的土黄布紧身外衣，脚上套着一双后跟被磨歪的旧皮靴。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砌炉匠。这个小老头迅速地动着眉毛，留神傾听，立刻把聂赫留朵夫的话翻译一遍。那个身材矮壮、留着雪白大胡子、一双机灵的眼睛炯炯有神的老头儿也很能领会他的话，并且找各种机会插几句嘴嘲弄东家，借此卖弄自己的小聪明。退伍士兵看样子也很懂事，可惜长期的士兵生活使他头脑迟钝，而士兵的习惯又使他讲起话来叫人摸不着头脑。对这事态度最认真的是那个声音低沉、鼻子很长、蓄有一撮山羊胡子的高个子。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土布衣服和一双新树皮鞋，完全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而且非不得已不开口。还有两个老头儿——一个就是昨天在会上坚决反对聂赫留朵夫一切建议的牙齿脱落的老头儿;另一个老头个儿很高，头发全白，相貌和善，瘸腿，两只瘦脚用雪白的包脚布裹着，外套一双农民靴子——几乎没有开过口，虽然一直很用心地听着。
聂赫留朵夫首先说明他对土地所有制的看法。
“照我看，”他说，“土地不能买进，也不能卖出。如果可以买卖，那么有钱人就可以买进全部土地，他们就可以凭土地使用权任意夺取没有土地的人的东西。你哪怕在地上站一下，他们也要向你收钱。”他引用斯宾塞的理论补充说。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翅膀捆起来，看他还能不能上天。”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头眼睛含笑说。
“这话说得不错。”长鼻子老头声音低沉地说。
“是，老爷。”退伍的士兵说。
“有个婆娘给她的奶牛割点草，就被抓起来，送去坐牢。”相貌和善的痛腿老头说。
“我们自己的地在五俄里外。租地又贵得要命;付了地租，本钱都捞不回来，”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补充说，“人家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比劳役制还糟。”
“我同你们想的一样，”聂赫留朵夫说，“我认为占有土地是罪孽。所以我要把土地交出去。”
“嗯，这可是好事。”留摩西式髯曲大胡子的老头说，显然以为聂赫留朵夫想出租土地。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我不想再占有土地了。现在就是要考虑一下，土地应该怎么分。”
“把地交给庄稼汉，不就成了吗？”牙齿脱落、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句话含有怀疑他的诚意的味道，乍一听来叫人很不舒服。但他立刻镇静下来，赶紧说完自己要说的话。
“我是乐意交的，”他说，“可是交给谁？怎么交？交给哪些庄稼汉？还有，为什么要交给你们村社而不交给杰明斯科耶村社？”
大家都不作声，只有退伍士兵说了一句：“是，老爷。”
“那么，好吧，”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倒说说，要是皇上说把地主的地都拿过来，分给农民……”
“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牙齿脱落的老头儿说。
“没有，皇上什么也没有说。这只是我说的：要是皇上说，把地主的地都拿来交给农民，你们怎么办？”
“怎么办？把全部土地按人头平分，庄稼人有份，老爷也有份。”砌炉匠忽上忽下地迅速动着眉毛，说。
“要不怎么办？按人头平分好了。”相貌和善、裹白色包脚布的瘸腿老头说。
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认为它能使人人满意。
“到底怎样按人头分呢？”聂赫留朵夫问：“做佣人的也有份吗？”
“绝对不行，老爷。”退伍士兵说，竭力想显出又快乐又有精神的样子。
不过，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不同意他的意见。
“既然分，那就该人人有份，大家平分。”他想了想，声音低沉地回答。
“不行，”聂赫留朵夫事先就准备好反驳意见，说，“要是大家平分，那些自己不劳动不耕种的人，譬如老爷、听差、厨师、官吏、文书、所有的城里人，就个个都可以领到一份，可以把地卖给有钱人。这样土地就又集中到财主手里。那些靠自己一小块地过活的人，他们生儿育女，人口增加，土地就更加分散。财主又会把缺地的人抓在手里。”
“是，老爷。”退伍士兵赶快响应。
“那就得禁止出卖土地，只有自己耕种的人才有地。”砌炉匠怒气冲冲地打断退伍士兵说。
聂赫留朵夫反驳道：“谁在为自己耕种，谁在为别人耕种，很难区分。”
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大家用合作社的方式耕种。
“凡是种地的就分，凡是不种地的就不分。”他用坚决的低音说。
对这种共产主义式的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准备好了反对意见。他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人人有犁，人人有同样的马，谁也不能比谁差，或者马匹、犁、脱粒机和整个农场都是公有的，而要共同经营，还得大家意见一致。”
“我们老百姓是死也不会同意的。”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这样打架就打不完了，”眼睛含笑的白胡子老头说，“女人们准会彼此把眼珠都挖出来。”
“再说，土地有肥有瘦，怎么办？”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有人可以分到黑土，有人只能分到黏土和沙地呢？”
“那只好把所有的地都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大
家平分。”砌炉匠说。
聂赫留朵夫反对说，问题不在于一个村社分地，而在于各省都要普遍分。要是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那么凭什么有人分到好地，有人只能分到坏地呢？人人都想分到好地。
“是，老爷。”退伍士兵说。
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因此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这一层不光我们在考虑，许多人也都在考虑。有一个叫乔治的美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意他的意见。”
“反正你是东家，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有谁拦着你？你做主就是了。”怒容满面的老头儿说。
这种插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窘迫，但他高兴地发现，对这种插话感到不满的，不止他一个人。
“等一下，谢苗大叔，你让他把话说完。”明白事理的农民用威严的低音说。
他这番话使聂赫留朵夫得到了鼓励，他就向他们说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他讲道。
“对，这话不错。”有几个人同声回答。
“土地都是公有的，人人享有同等权利。土地有好有坏，人人都想得到好地。那么，该怎样分才公平呢？该这么办：凡是分到好地的人就该按地价付钱给没有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但究竟谁应该付钱给谁，很难确定;再说村社公益事业也需要筹款。因此得这么办：凡是分到土地的人，都要按地价付钱给村社作各种用途。这样就公平合理了。你想要土地，就得付钱，好地多付些，坏地少付些。你不要土地，就不用出钱，公益金就由拿到土地的人替你付。”
“这样就合理了，”砌炉匠动动眉毛说，“谁的地好，谁就多出钱。”
“那乔治倒是个有头脑的人。”相貌端正、胡子髯曲的老头说。
“但价钱要大家出得起才好。”高个儿农民声音低沉地说，显然已预见到下一步的问题。
“价钱不能定得太贵，也不能太便宜……要是太贵，人家付不起，就会亏空;要是太便宜，相互买卖，就会拿土地做生意。我在这里就是要把这件事办好。”
“这话很对，这话有理。行，这样办很好。”农民们说。
“他的头脑行，”肩膀宽阔、头发髯曲的老头又说，“那个乔治！想出来的主意多好。”
“那么，要是我希望弄到一块地，该怎么办？”管家笑嘻嘻地说。
“要是有空地，您就自己拿去种吧。”聂赫留朵夫说。
“你要地干什么？没有地你也够饱的了。”眼睛含笑的老头说。
会议到此结束。
聂赫留朵夫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但并不要他们当场答复，而是劝他们同大伙商量商量，再来给他答复。
农民们说他们会去同大伙商量，然后再给他答复。他们同东家告了别，心情激动地走了。他们响亮的说话声，久久地从大路上传来，越来越远。但村子里农民们的谈话声从河上传来，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农民们没有干活，都在讨论东家的建议。全村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建议对他们有利，没有危险;另一派认为其中有诈，但不知道诈在哪里，因此疑虑重重。不过到第三天，大家都同意东家的建议，走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整个村社的决定。在接受东家的建议上，有个老太婆的一番话起了作用。她说东家在考虑他的灵魂，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灵魂。老头儿们同意她的话，这就打消了对东家行为有诈的忧虑。聂赫留朵夫在巴诺伏逗留期间施舍了不少钱，这也证实老太婆的解释有道理。不过，聂赫留朵夫在这里施舍钱财，起因是他第一次看到本地农民贫穷和困苦的程度，大为震惊，因此虽然知道施舍是不合理的，还是忍不住散发了一些钱。目前他手头的钱特别多，因为收到了去年出售库兹明斯科耶树林的钱，还有出卖农具的定金。
老百姓听说东家对求告的人都给了钱，顿时就有许多人从附近各村赶来求他帮助，其中主要是妇女。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按什么原则行事，该周济谁，该给多少。他觉得既然他有的是钱，就应该周济那些确实很穷的求告者。不过，有求必应却是没有意思的。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走了之。他就赶紧离开这地方。
在巴诺伏逗留的最后一天，聂赫留朵夫来到正屋，清理房子里的杂物。在清理时，他在姑妈那个配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柜底下的抽屉里找到许多信件，里面夹着一张几个人合拍的照片，上面有索菲雅姑妈、玛丽雅姑妈、做大学生时的他和卡秋莎。卡秋莎显得纯洁、娇嫩、美丽、生气勃勃。从正房的杂物中，聂赫留朵夫只取走了信件和这张照片。其余的东西都让给了磨坊主。磨坊主通过笑嘻嘻的管家的介绍，以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下这些东西，包括巴诺伏的正屋和全部家具。
聂赫留朵夫回想他在库兹明斯科耶时怎样舍不得放弃财产，感到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现在他越来越感到放下包袱的轻松愉快，并且像旅行家发现新大陆那样觉得新鲜。
聂赫留朵夫这次回城，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新奇。傍晚，他在一片光亮的街灯下从火车站回到寓所。个个房间里都还有臭樟脑的气味，阿格拉斐娜和柯尔尼都疲劳不堪，满腔怨气，甚至为收拾衣物吵架，而那些衣物的用处就在于挂出来晾一晾，透透风，再藏起来。聂赫留朵夫的房间没有被占用，但也没有收拾好。许多箱子堵住通道，进出房间不便。聂赫留朵夫以前也参加过这类的活动，但农村的贫困在他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这種活动显然是荒唐的，因此十分反感。他决定第二天就搬到旅馆去住，听凭阿格拉斐娜收拾衣物——她认为这是必要的，——直到他姐姐来了，再由她最后清理房子里的全部东西。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所房子，在监狱附近随便找了一家简陋、肮脏的带家具公寓，要了两个房间，吩咐仆人把他从家里挑出来的东西搬到这里，自己就去找律师。
外边天气很冷。在雷雨之后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春寒。天那么冷，风那么刺骨，聂赫留朵夫穿着薄大衣觉得身上发冷，就不断加快步伐以暖和身子。
他回忆着农村里的各种人：妇女、孩子、老人，他们的贫穷和困顿（他仿佛第一次见到似的），特别是那个模样像小老头、乱蹬着两条没有腿肚的细腿、一味苦笑的孩子。他情不自禁地拿农村的情形同城里的景象作对比。他经过肉店、鱼店、服装店，看到那么多肥头大耳、衣冠楚楚的老板，不禁感到惊奇，仿佛第一次看见似的，因为这样的人乡下一个也没有。这些老板显然满心相信，他们千方百计哄骗不识货的顾客，这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十分有益的活动。在城里，丰衣足食的还有臀部肥大、背上钉有纽扣的私人马车夫，头戴饰丝绦制帽的看门人，身系围裙的侍女。特别显眼的是那些后脑勺剃得光光的出租马车夫，他们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轻便马车上，鄙夷而好色地打量着过往的行人。聂赫留朵夫看出这些人都是乡下人，他们丧失了土地，因此被迫进城。这些乡下人中间，有的善于利用城市条件，过起上等人的生活来，并且洋洋自得。但有的在城里过的生活比乡下还不如，因此也就更加可怜。聂赫留朵夫觉得那些在地下室窗口干活的鞋匠，就是这种可怜人;还有那些洗衣女工也是挺可怜的，她们身体干瘦、脸色苍白、披头散发，露出瘦胳膊，在敞开的窗前熨衣服，而从窗子里不断冒出带肥皂味的蒸汽。聂赫留朵夫遇见的两个油漆工也同样可怜，他们系着围裙，赤脚套着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露出晒得黑黑的筋脉毕露的胳膊，手里提着油漆桶，不住地相互对骂。他们的脸色显得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一身灰土，脸色乌黑，坐在大板车上摇摇晃晃，也是同样的脸色。那些衣服褴褛、面孔浮肿，带着孩子站在街角要饭的男女，也是这样的脸色。聂赫留朵夫乘车经过小饭店，从窗子里望见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的脸色。那儿，在几张摆满酒瓶和茶具的肮脏桌子之间，穿白衣服的堂信正摇晃着身子，来回穿梭，桌子周围坐着些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而神情呆滞的人，嘴里又嚷又唱。有一个人坐在窗口，皱起眉头，撅起嘴唇，眼睛呆呆地瞪着前方，仿佛在拼命回想什么事。
“他们聚集在这儿干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不由自主地吸着由寒风送来的灰尘和空气中新鲜油漆的刺鼻味儿。
在一条街上，一队运载铁器的货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发出可怕的隆隆声，追上了他，震得他脑袋和耳朵作痛。他加紧步子，想赶到货车前头去。在这铁器的隆隆声中，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停住脚步，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辆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军官，容光焕发，肤色滋润，留着两端翘起的八字胡子，胡子上涂过油。他热情地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笑得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聂赫留朵夫！是你吗？”
聂赫留朵夫起初感到很高兴。
“啊！申包克！”他快活地说，但他立刻明白，根本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就是当年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去过的申包克。聂赫留朵夫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不过听说他尽管一身是债，从步兵团调到了骑兵队，却不知凭什么法术始终待在有钱人的圈子里。他那志得意满的神气证明了这一点。
“啊，碰到你真是太好了！我眼下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哎，老兄，你可见老了，”申包克跳下马车，挺挺胸说，“我是从你走路的样子认出你来的。喂，咱们一起吃饭去，怎么样？你们这儿哪家馆子好些？”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奉陪，”聂赫留朵夫回答，一心想尽快摆脱这个朋友而又不至于得罪他，“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
“有事啊，老兄。有关监护的事。我现在当上监护人了。在管理萨玛诺夫的产业。说实在的，他是个财主。他得了脑软化症。可他有五万四千俄亩土地呢！”他神气活现地说，仿佛他自己拥有这么多土地，“他那份产业被糟蹋得厉害。土地全都租给了农民。可是他们一个钱也不交，欠款就达八万多卢布。我去了一年就改变了局面，让东家增加百分之七十的收人。你说怎么样？”他得意洋洋地说。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听人说过，申包克因为败光了家产，还欠下一屁股债，这才通过特殊关系，当上一个挥霍成性的老财主的产业监护人。现在他就靠这种监护工作过活。
“怎样才能摆脱他而又不至于得罪他呢？”聂赫留朵夫一面想，一面瞧着他那张容光焕发、胡子抹油的胖脸，听着他亲切地谈论哪家饭馆的菜好，吹嘘他搞监护工作的本领。
“嗯，咱们究竟到哪儿去吃饭呢？”
“我可没工夫。”聂赫留朵夫瞧瞧表说。
“那么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赛马。你去不去？”
“不，我不去。”
“去吧！我自己现在虽然没有马，但我总是赌格里沙的马。你记得吗？他养着几匹好马。你就去吧，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晚饭我也不能吃。”聂赫留朵夫微笑着说。
“嘿，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现在上哪儿去？要不要我送你去？”
“我去找个律师。他住在这儿，拐个弯就到。”聂赫留朵夫说。
“噢，对了，你在监狱里忙什么事吧？你在替坐牢的人说情，是吗？柯察金家的人告诉我了，”申包克笑着说，“他们已经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倒说说！”
“对，对，这都是真的，”聂赫留朵夫回答，“但街上怎么好说呢！”
“是的，是的，你一向是个怪人。那么你去看赛马吗？”
“不，我没空去，也不想去。请你不要生气。”
“噢，生气，哪儿的话！你现在住在哪儿？”申包克问，忽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眼神停滞，眉头皱起。他显然想回忆一件什么事。聶赫留朵夫看到他脸上有一种迟钝的表情，同他刚才从饭店窗口里惊奇地望见的那个皱起眉头、撅起嘴唇的人一模一样。
“天好冷啊！是吗？”
“是的，是的，很冷。”
“我买的东西在你车上吗？”申包克转身问马车夫。
“嗯，那么再见。遇见你真是高兴，真是高兴。”申包克说，接着紧紧地握了握聂赫留朵夫的手，跳上马车，把他那只戴白鹿皮手套的大手举到红润的脸庞前，挥了挥，照例露出白得异样的牙齿笑了笑。
“难道我原来也是个这样的人吗？”聂赫留朵夫一面想，一面继续往律师家走去，“是的，我原来还不完全是这样，但很希望做个这样的人，这样过上一辈子。”
律师没有按照次序，而是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并且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一案。他看过这份案卷，对控告他们缺乏根据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气愤，”他说，“火很可能是房东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捞到一笔保险费。但问题在于明肖夫母子的罪行根本没有得到证实，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这个案子只要不转到县里，而是在这里审讯，我担保官司一定会赢，而且不取分文报酬。好，现在谈另一个案件。费多霞给皇上的呈文已经写好了。您要是上彼得堡，就随身带着，亲自递上去，再托托人情。要不然他们随便问一下司法部，那边敷衍了事，一下子把它推出来，也就是驳回上诉，这样，这笔官司就完了。您得设法送到最高当局那里去。”
“去见皇上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可是最高级了，高得不能再高了。我说最高当局是指上诉委员会秘书或者主任。那么，没有别的事了吧？”
“有，我这里还有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怪事了。我今天一定要同他们见个面，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冤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一个流出来了，”律师笑嘻嘻地说，“实在太多了，您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真是咄咄怪事。”聂赫留朵夫说，接着就简要地讲了讲案情。
有一个村子，老百姓聚在一起读福音书。长官走来，把他们驱散。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长官就派了警察来，写了个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他们就被判处流放。
“这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朵夫说，“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切都很怪。嗯，警察奉命捕人，这我是能理解的，但拟起诉书的副检察官，他总是受过教育的吧？”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检察官、侦讯官都是些自由派，都是新派人。他们一度是这样的人物，可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的二十号。他们领薪水，还想加薪。他们行動的全部准则就在于此。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要审判谁就审判谁，要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
“一个人因为同人家一起读读福音书，就该被判处流放，天下真有这样的法律吗？”
“只要证实他们在读福音书时胆敢不按教会规定解释，他们就不仅该被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而且可以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当众诽谤东正教，按刑法的第一百九十六条，要被判处终身流放。”
“这不可能。”
“我老实告诉您，我一向对法官老爷们说，”律师继续讲下去，“我看见他们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没有坐牢，我们大家都没有坐牢，那就得感谢他们的恩德。至于要剥夺我们每人的特权，流放到很远的地方，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要是检察官和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哈哈大笑。
“哈哈，瞧您提出什么问题来了！哎，老兄，这可是个哲学问题呀。当然，这种问题也可以谈。您礼拜六来吧。在我家里，您可以遇见学者、文人和画家。到那时咱们就可以谈谈这些问题了。”律师说“这些问题”时带有嘲讽的口气。
“我妻子您认识的。您来吧！”
“好的，我想法子来。”聂赫留朵夫回答，觉得自己在说谎。事实上，他所谓的想法子，就是想法子不来律师家参加晚会，避免同学者、文人和画家应酬。
刚才聂赫留朵夫讲到法官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并且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律师听了他的话却哈哈大笑，而在谈到“哲学”和“这些问题”时又带着特殊的语气，这使聂赫留朵夫觉得他跟律师，大概也包括律师的朋友，对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他还觉得尽管现在他跟申包克之流的旧友有了距离，但他跟律师和律师圈子里的人的距离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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