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思平
ASMR的全称是“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也译作“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或“颅内高潮”，更为人们熟知的还是它的简称“ASMR”。它指的是一种新兴的听觉体验，即人们在听到一些特殊的声音（比如口腔内咀嚼水果的声音、壁炉里柴火燃烧的声音、手捏塑料气泡袋的声音）时，会产生极度舒适或放松的感觉。这些声音及其触发的感官反应就被称为“ASMR”。
常见的ASMR声音素材有四类：第一类“食品饮料”，也就是食用或饮用某些食品、饮料时从嘴中发出的声音，因为食品的特性不同，发出的咀嚼声也不同。如：吃西红柿，一包薯片，一碗面条，香酥炸鸡，一杯冰水，苏打汽水。第二类“身体接触”的声音以具体的身体部位为核心，触碰身体的声音本来是极其微弱的，甚至是无声的，需要通过水、泡沫、乳霜、梳子、剃须刀、海绵等一些小道具的辅助触发。如：木勺挑耳，静梳乌发，清洗头发，刮胡剃须，修剪发梢，泡澡放松。第三类“各类材质”的声音同样需要人为触发，不同的是“各类材质”的对象是大千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不同材质，声音不同。即使是同一材质，纸张与纸屑的声音也不同，折纸与撕纸的声音也不同。如：一卷胶带，时间沙漏，木质小碗，石子小路，清洗碗碟，指尖陀螺。第四类“家用电器”的声音是各类用电设备中发动机的工作声音，发动机有大有小，功率有快有慢，声音自然也不同。如：头发烘干，纸张打印，吸尘清洁，夏日风扇，理发推子，下班坐车。
这些声音看似千奇百怪，其共性却也相当显著：它们都是行为目的以外的声音。医学中有个术语叫“副作用（side effects）”，指的是服用药物产生的治疗目的以外的作用。这里，我也想类比这个概念，将ASMR的声音称为“副声音（side sounds）”，用来指代行动产生的行为目的以外的声音。举例来说，比如关门，行为目的是把门关上，关门的“砰砰”声就是“副声音”。又比如喝水，行为目的是摄入水分，下咽的“咕噜”声就是“副声音”。这些声音虽然与行动相伴而生，却与行为目的是无关的。音乐和语言就不是“副声音”，歌唱、演奏、说话的目的正是为了发出这些声音，声音和行为目的是一致的。还有传递信息的摩斯电码声、观众的掌声、交警的哨声，这些声音已经被符号化，有意义所指；
反过来说，“副声音”是未经符号化的声音。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副声音”作为一种多余的声音，最普遍的命运就是被“忽视（听）”。当然也有“副声音”被“重视（听）”的特殊情况，古时候行军打仗，士兵用“伏地听声”的方法来判断敌人有无夜袭。在恐怖小说里，“脚步声”是一种重要的信号，人有脚步声，鬼没有脚步声。在《射雕英雄传》里，双目失明的柯镇恶可以听声辨位，与人搏斗厮杀。不过这些是站在“侦查”的角度，如果站在“反侦察”的角度，“副声音”就是大忌。上面提到的行军打仗的例子，站在敌军一方，就应当极力消除“副声音”（可以通过不骑马或者缓慢前进的方式）。所以小偷要“蹑手蹑脚”，偷窥要“屏住呼吸”，杀手要在枪头装上消音器。但这些都是能人异士的故事传说，在更为现实而广阔的情境中，比如在学校教室，手敲键盘，挪动凳子，翻书，扭开杯盖……“副声音”依然是无用的多。北京话中有个词叫“吧唧嘴儿”，形容人吃东西时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被认为没有礼貌。在图书馆、会议室铺设地毯，也是为了控制“副声音”。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机器工作产生的“副声音”成为城市噩梦。人们将工厂、飞机场搬到郊外，限制货运卡车的行驶时间，进行种种技术革新，发明隔音材料。小到咀嚼声，大到工业噪音，“副声音”一直是一种消极的声音，小的“副声音”会惹人不悦，大的“副声音”会毁坏人的听觉以至身心健康。对“副声音”的方针，是应消尽消。
那ASMR的出现就非常有趣了，“副声音”是怎么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炙手可热的声音产品的？从听觉世界的多余者、干扰者、破坏者，摇身一变成为听觉世界的准艺术品？
在文化研究领域，尤其是当代文化批评，我一直坚信任何新兴的文化现象都不可能是横空出世的，它必然有漫长的文化心理的接受与铺垫期。“浮出地表”以前的准备往往是不自觉的、零散的。寻找这些藕断丝连的联系，正是文化批评的迷人之处，就像福尔摩斯手持放大镜，辨别细微的痕迹，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一一连缀，构成一张逻辑严密的关系网。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晴雯不小心跌了扇子，被贾宝玉责骂了两句。贾宝玉见晴雯过了好久还在生气，就哄她说：“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顽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晴雯听了，就让宝玉把扇子给她，“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嗤嗤又听几声。宝玉在旁笑着说：‘响的好，再撕响些！’”撕扇子的裂帛声原是一种“副声音”，产生的声音与把扇子撕毁的目的无关。但贾宝玉却奇思妙想地将主次倒置，把“副声音”（裂帛声）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为了“副声音”而启动行为（撕扇子）。声音成了目的，行动结果（把扇子撕碎）反而变成不在乎的了。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众姊妹在荇叶渚坐船去蘅芜苑，贾宝玉看到水里的荷叶说：“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林黛玉却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荷花原本是供人观赏的，枯荷即失去了审美价值，所以宝玉说是“破荷叶可恨”。但李商隐、林黛玉却要留下枯荷，好听那雨打残荷的声音。这里也是将“副声音”与物体的主功能（荷花的视觉美）的地位进行了颠倒。
我当然不是说ASMR的出现是受到《红楼梦》的启发，而是说将“副声音”作为审美对象，将产生声音的物品或行为反而忽略之，是有美学渊源的。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张爱玲实在熟读《红楼梦》，她在《公寓生活记趣》的文章里也坦白了对“副声音”的偏爱：“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这些别出心裁的巧思大概只有像贾宝玉、林黛玉、李商隐、张爱玲一样的贵族和文人墨客才能实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
漆可用，故割之。”大多数普通人只知“有用之用”，不知“无用之用”。这也并不怪普通人，就算才情高如张爱玲也不能将“副声音”尽数审美化。在《公寓生活记趣》的末尾，张爱玲写屋顶花园的溜冰声：“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像磁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也是非常折磨！
但即使我们退一步说，假设普通人都具备了这样的审美愿望，也并没有实现的条件。喜欢听扇子的裂帛声需要先有丝绸扇子，喜欢听雨打残荷的声音需要先有一片荷塘，喜欢听电车的声音需要先在上海的市区有间公寓！无论是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李义山“留得枯荷听雨声”，还是在上海的顶层公寓倾听市声，到今天都依然是奢侈的审美经验。因为它以牺牲事物或行为的主功能为前提，这个成本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的。大众只能在他们留下的诗句文本中想象这些声音，而难以做到真正的身临其境。而要让人人都能体验“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的快乐，就要让声音变得廉价。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写道：“通过占有一个对象的酷似物、摹本或占有它的复制品来占有这个对象的愿望与日俱增。”在图像领域，摄影技术使艺术品的摹本变得唾手可得。一个人即使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卢浮宫，也知道《蒙娜丽莎》长什么样。
在声音领域，留声机的发明也实现了声音的机械复制。1877年冬，爱迪生录下的“Mary Had a Little Lamb”成为人类最早的声音记录。早期的留声机也叫滚筒留声机，主体由一个声杯和一个滚筒组成。声杯的底部是一层薄膜，当人对着声杯说话时，声波使薄膜发生振动，薄膜后有一枚小针，随着振动的传导打击在滚筒上。滚筒之外包着一层锡箔纸，人一边说话，一边把滚筒由左向右滑动时，小针就会在滚筒外的锡箔纸上留下螺旋纹般的划痕。此时，声音的储存就完成了。之后，将滚筒复归原位，再将小针轻轻搭回最开始的触点，缓慢滑动滚筒，小针就会走过刚刚“崎岖不平”的道路，发生上下颠簸，反过来振动薄膜，发出声音。那张薄薄的锡箔纸就是声音的拷贝，也就是今后黑胶唱片、磁带、CD的母型。
本雅明指出，19世纪出现的技术复制品并不同于以往的手工赝品。第一，因为“技术复制比手工复制更独立于原作”。摄影可以捕捉到肉眼看不见或看不清的形象。1872年，穆布里奇通过拍摄一匹马奔驰的十二个连续镜头，才第一次确定马在奔跑时四只脚有一瞬间是同时离开地面的；
在此之前众说纷纭，谁也不能让马在空中滞留。同样的，录音技术也可以录制肉耳听不见或听不清的声音。食物咀嚼声，梳子、海绵与头发、身体接触的声音，毛线的摩擦声，这些ASMR中的声音素材，都是收音设备微距离录制的，声音细节无比清晰。之前，哪怕人耳贴近了声源，也不能听得如此清楚。而且ASMR的声音素材原本都是一些非常轻微的声响，经过录音播放，不仅可以调节音量，在现在的技术手段下还能设置成立体环绕的声效，听一个纸屑摩挲的声音，犹如在电影院、音乐大厅听到的一般。尽管我们知道是纸屑的声音，却又不是我们曾经听到的那个声音，就像我们肉眼看见的月亮和一张月球的天文照片的差别一样。在一些ASMR的App中，声音素材还可以叠加在一起同时播放。比如选中“一碗面条”、“修剪发梢”和“下班坐车”，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其中任意一个都不陌生，但是三个声音同时发生的情况却非常罕见。所以ASMR的声音看似非常日常，事实上都是肉耳非常陌生的经验，大大丰富了人类的听觉世界，有人会为之着迷也不足为奇了。
第二，“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首先，不管它是以照片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留声机唱片的形式出现，它都使原作能随时为人所欣赏。大教堂挪了位置是为了在艺术爱好者的工作间室能被人观赏；
在音乐厅或露天里演奏的合唱作品，在卧室里也能听见。”录音技术将声音与声音产生的时间、地点分离了，声音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从此丧失了。以前要听雨声，非要等到下雨天才行，现在我们却可以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晌午，看着满地白晃晃的阳光，听下雨的声音。这雨声还可以任意挑选，杭州西湖的雨声，还是西双版纳的雨声，是烟雨朦胧的雨声，还是雷电交加的雨声，都只需指尖轻轻一点便可选择。我们不再需要咀嚼食物，就能听到咀嚼声；
我们不再需要开电扇，就能听到电扇声；
我们不再需要捏塑料气泡袋，就能听到气泡被一个个捏破的声音。随着声音素材库的不断丰富，声音的拷贝或将代替声音的本源，成为人们接触最早、最多的声音。
回到我们最开始“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的愿望：曾经听一次撕扇声，要撕一把扇子，晴雯想听第二次，只能拿麝月的扇子再撕一把。现在撕一把扇子，却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都听到，还可以循环播放。一把扇子的成本由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承担了。
声音与问世地点的分离，带来的更深层、更本质的变化是视与听的分离。现在我们置身戈壁，看着满目黄沙，却可以听到纽约时代广场上的车水马龙声，感官的一致性不断在瓦解。2020年，波兰导演斯科利莫夫斯基拍了一个十分钟的短片《不是我们》，影片中没有一人。全是场所的空镜，但背景音却配上了嘈杂的人声。比如其中有一个无人的餐馆，画面正中是空无一物的餐桌，配音却是食客觥筹交错、刀叉杯盘相互碰撞的声音。视听分离的经验已经成了现代人一种习焉不察的常态。
加拿大知名音乐家、声音理论家雷蒙德·默里·谢弗在对比16世纪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油画《狂欢节和四旬斋的战争》和18世纪英国画家贺加斯的版画《被惹恼的音乐家》时指出：“勃鲁盖尔画里的人们走到开着的窗子那里去聆听，贺加斯笔下的乐师则是去关上窗户。”谢弗认为紧闭的窗户在抵挡街道噪声的同时也“完全把环境封死”了，“将丰饶的声音感知世界排除在外”。人类原本浑然融汇的听觉世界被分割成一个“室外”的世界和一个“室内”的世界。
今日“室外空间”不断扩张，“室内空间”不断被压缩，大多数的“室内”也变成了等同“室外”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博物馆不消说，地铁是公共的，电梯是公共的，甚至在私人住宅里。一对有教养的夫妻也要做到各自看视频、听音乐的时候戴好耳机，互不打扰。外部世界的声音被耳机阻隔了，人的听觉领域只剩下一颗小小的头颅。想象这颗小小的脑袋，戴上降噪耳机后，从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如同一片听觉的荒原。正如20世纪“当人们将内部空间彻底绝缘于外部‘噪音’之后，人们又张罗着重新让室内的听觉感受‘交响化’起来”，人们也开始寻求五彩斑斓的颅内声景，通过搬运形形色色的声音，重新营造人们的颅内听觉环境。
注释：
[1]该段落中的例证来自一款名为“小睡眠”的助眠类App，“吃西红柿”“木勺挑耳”“一卷胶带”“头发烘干”均为该App中ASMR门类下的选项。但App没有分类，四个类型是笔者划分的。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俞平伯校点，启功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
[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332页。
[4]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432页。
[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432页。
[6]张爱玲：《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7]庄子：《庄子》，孙海平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90页。
[8]庄子：《庄子》，第90页。
[9]张爱玲：《流言》，第32页。
[10][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11][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8页。
[12][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9页。
[13][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7—8页。
[14]雷蒙德·默里·谢弗：《被玻璃所阻隔的“声音景观”》，王敦译，《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2期。
[15]雷蒙德·默里·谢弗：《被玻璃所阻隔的“声音景观”》，王敦译，《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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