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道焕 李盛兵
2019年2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国际教育示范区的目标”，将澳门打造成“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是澳门多元文化交流和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但其典型的“微型社会”特点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引进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成为澳门高等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实现多元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主要途径。研究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不仅是了解其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关键，也是进一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现实需要。
相较于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关于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目前学界尚无人对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进行专门研究，既有研究散见于以下两类文章中。一是有关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文章。李睿等在对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进行梳理后指出，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学位层次也得到了提高。二是有关澳门跨境高等教育的文章。如黄发来通过分析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的统计数据后认为：①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是澳门跨境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
②选择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人数远低于在澳门以外地区升学的人数；
③澳门针对非本地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立足澳门，依附祖国，面向国际化”的建议。其他涉及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只言片语”主要体现在探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和对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以及取得成就的回顾和未来展望。综合分析已有研究成果后发现，学界对澳门高等教育的研究侧重于本地高等教育，且研究主题宏大，对诸如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等微观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现有研究仅是对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某一方面的概述，并未详加论述它是怎样扩大和提高的，也没有回答其在发展中是否有其他特征，亦或是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等问题。以上使得研究既缺乏广度，也缺乏深度。但正是这些既有研究为本文的选题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观点和资料。
2017年颁布的《澳门高等教育制度》规定“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是指校本部设在外地的高等院校经预先许可与澳门特別行政区的实体合作在澳门特別行政区开办的高等教育课程。参照此规定，本文认为澳门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要素：一是外地主办者,即外地高校；
二是澳门本地协办者；
三是双方合作举办的课程。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以澳门高等教育局和其他相关网站公示的资料为依据，紧紧围绕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上述“三要素”，通过分析其在过渡期和回归后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优化路径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思考。
(一)外地主办者以“内地为主，港台为辅”
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公布后，澳门正式进入过渡期。在国家政策鼓励和粤澳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刺激下，为推动澳门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鼓励澳门本地居民利用业余时间修读大学；
在澳门政府的推动下，陆续有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华侨大学、北京大学等内地高校，以及香港大学和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等教育机构通过与澳门本地实体合作或委托其代理机构等方式在澳门举办高等教育课程，并颁发相应的学位或证书。虽然详细数据已无从考究，由于回归前澳门业余进修中心是主要的本地协办者，因此其官方网站公布的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反映当时的基本情况(详参表1)。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过渡时期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外地主办者主要来自内地，尤以广州市高校为主。
(二)本地协办者以“政府牵头，民间协办”为主
“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政治架构迫切需要澳门的高等教育担负起培养各类本地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重任。但是由于澳葡政府一直不注重高等教育事业，导致澳门长时间没有高等学校。澳门现有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追溯到1981年成立的私立东亚大学，它是澳门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该大学于1991年更名为澳门大学，此后又分设出澳门理工学院、澳门国际公开大学。至1999年回归祖国时，澳门共有高等院校9所，最多时达到12所。后经数次调整，目前共有10所高等院校，其中5所即为配合澳门政权移交，满足过渡期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而成立。如依据1988年7月4日第57/88/M号法令而成立的保安部队高等学校，就是为了贯彻落实联合声明中关于公务员本地化的政策而设立，其以培养具有高等专业学历的警官和消防官为目标；
1995年成立的旅游学院以提供旅游及服务业课程为主；
1999年11月成立的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是为了满足澳门本地对护理专业人才的需求而设；
其余5所高校都是在回归后才正式成立。也许正是由于在过渡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澳门本地高校忙于内部院系结构和课程调整，无暇他顾，不具备参与协办非本地课程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在澳门教育司的协调下，中华教育会、业余进修中心等民间机构成为当时协办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主力军。
(三)双方合作举办的课程特征
1.课程设置以紧缺专业人才需求为导向
特别行政区的地位赋予澳门高度的自治权，而自治权的实现程度有赖于治理人才的供给。不仅治澳权力的顺利移交需要培养大批的本土化行政和法律“治澳”人才，而且各行各业也急需专业技术、管理和翻译人才。然而过渡期澳门各类人才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也不高。据统计,当时澳门的7万劳动人口中,大部分是小学文化程度，仅6%左右的人接受过中等技术或高等教育，翻译人才尤其是精通中葡文化的翻译人才更是缺乏，当时华务司的翻译只有20余人。这些情况的存在不仅成为制约澳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极大障碍，也为过渡期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因此，当时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以培养行政管理、法律、翻译及其他各类急需专业技术人才为主要目的。据不完全统计，澳门业余进修中心在过渡期内协办的16个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中,管理学类专业占4个(详见表1)。
表1 过渡期澳门业余进修中心协办的 部分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
(续表1)
2.课程类型以学士学位课程和证书类课程为主
虽然过渡期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涵盖证书类、文凭类、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课程，但由于当时的澳门经济刚刚开始起步，中小学教师待遇低下，教师纷纷转行从商，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不少初中毕业生甚至初中没毕业的人员被推上中小学的讲台当老师，因此，当时中小学教师的整体专业水平偏低。后来在澳门中华教育会的推动下，澳门教育司才开始着手邀请华南师范大学为澳门开办教育专业文凭和学位两类课程。此后，澳门又陆续引进其它内地高校课程，也是为了满足提高不同行业人员的专业和学历水平之需求而设立。综上所述，过渡期引进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各类从业人员学历和专业水平普遍较低的状况，以学士学位课程和证书类课程为主，尚不具备引进博士学位课程的社会条件。
3.授课方式以函授为主
在“澳人治澳”思想的推动下，过渡期澳门的高等教育工作主要为澳门回归后的各项事业服务。为了响应这种本土化的办学需求，彼时的澳门政府不仅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选择上倾向于实用主义价值取向，而且在课程的修读方式上也充分考虑当时的实际需要。过渡期本地协办单位多为民间协会或如澳门业余进修学校这样的私立培训机构。受当时各种因素的影响，缺乏必要的师资和配套设施是普遍现象，因此当时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授课方式基本以函授为主。日常教学管理由本地协办者负责，学员都是通过使用既定的一套工具、方法和技术进行自学。
(一)外地主办者以“国内为主，国外为辅”
1.国外主办者以英语国家为主
自2003年开始，先后有来自英国、美国、葡萄牙、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高校在澳门开办国际课程，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外地主办者呈现多元化趋势，改变了过渡期外地主办者来源地单一的局面。同时，国际课程的数量逐年增加，外方高校种类多样，既有如美国的圣若瑟教会大学，又有如伦敦大学和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等世界知名、历史悠久的大学。澳门教育与青年发展局高等教育资源库公布的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3月，在澳门开办课程的非本地高等教育机构来自5个国家，其中国外举办者70%以上来自英语国家，其余来自葡萄牙(详见表2)。表2显示，目前19个国际课程中的14个由来自英语国家的高校举办，其它5个由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和科英布拉大学举办。
表2 回归后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国际课程一览表
(续表2)
2.国内主办者以“内地为主，港台为辅”
回归后，虽然港台高校也先后在澳门举办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但从数量上看，港台高校举办的课程不足5%，而内地高校举办的课程比重高达87.7%。内地主办者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内地举办者以区域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主。如广州的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
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
北京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二是这些高校的区域分布集中化。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泉州等五个城市，其中北京7所，广州3所，武汉2所，泉州1所，上海1所。三是开办课程的高校集中度高。其中，华侨大学(63个)、华南师范大学(57个)和暨南大学(37个)等三所高校是内地与澳门合作的主力军。此三所学校开办的课程数量高达157个，占内地在澳门开设课程总数的81%。
(二)本地协办者以“民间为主，高校为辅”
澳门回归后，为了持续优化澳门的高等教育、适应世界高等教育趋势，特区政府先后公布了《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规章》和《高等教育素质评鉴》等法律文件，这为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加之澳门本地高校的调整业已完成。因此回归后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一改过渡期“政府主导，民间协办”的模式，参与协办的本地高校数量逐渐增多。自2001年至2020年的20年间，澳门政府共批准各类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236个，本地协办者共19个，涉及高校、业余进修学校、公司、政府行政部门和研究会等机构。其中，仅澳门业余进修中心协办的课程数就高达119个，澳门理工学院参与协办的课程数为43个，二者也因此成为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本地协办者的主力。
(三)双方合作课程的特征
1.课程设置以应用型专业为主
从2000-2020年澳门高等教育局批准运转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专业分布情况可见，以管理类专业为首的管理、语言、法律和金融等应用型专业，是回归后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专业设置的重点(详见表3)，而自然科学、理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相对缺乏，理学课程除有少数电脑及咨询专业外，尚无自然科学课程。
表3 2001-2020年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专业分布(前10名)
2.课程类型以硕士学位课程为主
2001-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回归后的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学位课程日趋完善，目前已形成以硕士学位课程为主，涵盖了博士学位课程在内的全部学位课程，兼有证书和文凭课程。无论国际课程还是内地亦或港台课程均以硕士学位课程为主，硕士学位课程占全部课程的44%；
博士学位课程占比约3%，7个博士学位课程中的4个由葡萄牙大学与澳门理工学院合作举办；
学士学位课程占比13%，其它约占40%。
3.授课方式实现了面授和远程教育相结合
相较于过渡期相对单一的函授授课方式，回归后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采用面授和远程教育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其中，学士、硕士学位课程以面授为主，博士学位课程多采用面授和远程教育相结合的混合方式。而且授课时间的安排合理，既有工作日白天授课的日间课程，也有授课时间主要在工作日晚上的夜间课程，还有授课时间基本在晚上、周末或节假日的兼读课程。如澳门理工学院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合作举办的博士学位课程即采用面授和远程教育相结合，这种人性化的混合式授课方式和灵活多样的授课时间安排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学习期望。
综合考量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在过渡期和回归后的发展历程后发现，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整体上实现了“适度多元”的发展目标。不仅实现了外地主办者来源的多样化，本地协办者也由过渡时期单一的民间协办发展至回归后的公司、民间和高校共同参与协办的局面，而且双方合作举办的课程在学位类型和授课方式等方面业已实现多元发展目标，趋于多样和灵活。但其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过度依赖内地，国际化课程较少
从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战略发展和商贸服务合作平台”的定位来看，澳门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在助力大湾区引进多元文化方面不仅发挥了“联系人”的作用，而且也基本实现“适度多元”的目标。毋庸置疑，澳门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整体上已基本形成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但其对内地的过度依赖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内地高校举办的课程数量占澳门全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数量的比例高达87.7%，港台高校举办的课程数量不足5%，而国际课程仅占7.6%。(详见表4)。
表4 2001-2020年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情况一览表
(二)未充分发挥澳门本地高校参与协办的积极性及其学科优势
纵观回归前后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本地协办者身份特征，民间实体一直是本地协办者的主要成员。回归后，虽然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等高校也陆续参与协办，但从协办的课程数量看，澳门本地高校对协办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积极性不如民间机构，且没有形成强强联合或优势互补。从以上分析可见澳门业余进修中心参与协办的课程数几近50%，而澳门所有高校协办的课程数量不足60个，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澳门理工学院协办的。
(三)课程的专业分布失衡，理学课程几近空白
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基本制度框架下，过渡期对“治澳”人才的大量需求决定了当时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以培养 “治澳人才”为目的，如今澳门政府又提出了 “教育兴澳，人才兴澳”的发展目标。无论“兴澳”还是“治澳”都受制于澳门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而澳门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决定了其对专业人才类型需求的单一性。加之澳门政府以“能否为澳门带来利益”为决定是否引进课程的主要依据，而利益的获得又取决于澳门的产业结构，因此便造成了过渡期需要大量行政管理、法律、教育和翻译等急需的专业人才，近几年虽以“兴澳”为目的，但仍以实用型专业人才需求为导向。急需和实用人才都受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造成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商务管理及法律，其次为人文和艺术学科，再次为教育学科，尚无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等理学课程。
路径在不同的学科和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如在网络中路径指的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全程路由，在日常生活中意指道路。《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路径的解释是“道路，指如何到达目的地说”。本文以上述《现代汉语词典》对其的阐释为依据，以建立完善的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为目标，探讨实现此目标的路径。
(一)理念路径
“增强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服务国家的意识”既是解决“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优化其现有课程体系的逻辑前提。由以上分析可知，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一直秉持为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可以说，培养“治澳人才”和“兴澳人才”分别代表了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在过渡期和回归后的发展理念。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需要从所处的环境中获取资源，而且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求其能够进行有效的内部调整，还要求其能够适应环境和应对环境变化的需要。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不仅为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同时也对其调整策略以适应建设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新要求。为支持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制定出台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和政策举措都已为澳门充分发挥其政策和文化优势提供了战略机遇和有利条件。因此，包括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在内的各类高等教育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就不能只考虑澳门本地化的人才需求。笔者认为“增强服务国家的意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应该作为下一步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发展的理念，这不仅可以为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还可实现“教育兴澳”与“教育强国”的有机结合。
(二)制度路径
1.制定引进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战略规划
民间自主办学是回归前澳门教育的一大特色，但长期以来澳葡政府对这些民间办学疏于管理，造成其盲目无序发展的局面，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这一事实。缺乏统一和长远规划是造成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前期“野蛮生长”的首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制定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发展的战略规划，明确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使之成为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化发展的“指挥棒”。
2.完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质量保障制度
如果说相关法律的滞后是造成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无序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质量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则是造成其质量高低不一的重要原因。虽然回归前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已在澳门运作多年，当时并无合适的法律法规可被用于规范其办学行为，至1999年7月29日《关于外地高等教育机构在本澳开办高等教育课程》(第41/99/M号法令)的颁布才改变了无法可依的局面，但此法令主要对外地高等教育机构在澳门举办课程的程序做出规定，申明由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负责对其进行评估，外地举办者只需提供其为高等教育机构的证明材料即可。2018年高等教育局颁布的《澳门高等教育素质评鉴制度》(第17/2018号)规定，将对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实行本澳评估和外地举办者所在国家或地区认证相结合的质量保障模式。由于外地举办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势必造成外部认证标准的不统一，进而可能造成引入课程质量参差不齐。而澳门的评估实行的是合格性评估，属底线准入评估，即评估结果是能否获得官方认可允许办学的最低标准,不仅与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质量的相关性不大，而且也忽略了诸如学生、家长、聘用单位和社会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三)功能路径
为将战略规划的具体目标付诸于行动而采取的实际措施，称为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化发展的功能路径。虽然目前澳门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已呈现出以“葡语”为特色的多元化样态，但其也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
1.加强国际课程引进力度，深化与内地高校的合作
在整合现有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国外优质课程的引进，改变对内地的过度依赖。以“打造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为依托，将扩大与国际知名高校在自然科学等课程的合作作为重点，加强与具有先发优势的香港高校合作，改变理学课程几近空白的现状。还可考虑与更多具有学科和专业优势的内地高校合作，扩大合作区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的高校，以更好地融入中华文化圈，从而形成多元课程资源，为构筑多样态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服务。
2.提高具有学科优势的本澳高校参与协办的积极性，形成优势互补
澳门的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一直秉持“非我所有，为我所用”的合作理念，立足于自身利益，以寻求外地举办者的支持和帮助为目的。目前看来，其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尚未形成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的愿景，这应该与本澳高校参与协办的积极性不高有关。如历年来澳门大学参与协办的课程仅有2个，以酒店管理专业为特色的旅游学院也仅有1项。澳门政府可结合外地与澳门本地高等院校的学科特点，协调更多具有竞争优势的本澳高等院校参与协办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推动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与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合作互补，提升本澳高等教育整体素质，从而增强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竞争力，最终为建设世界高等教育示范区贡献应尽之力。
3.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多元人才需求
由上可知，澳门非本地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一直以满足澳门本地的人才需求为导向，而澳门经济以第三产业为主，最大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博彩业和旅游业。而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可谓“一业独大”，且金融业以银行和保险为主，缺少外汇、证券等金融市场，因此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正是这种单一化的产业结构限制了其对人才的多元需求，也造成了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学科分布不合理的现状。因此，改变现状、促进多元人才需求的关键在于优化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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