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丹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吴宓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的重要学人，他曾于1927年在日记中写下：“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选择著书立说、独善其身，还是加入纷繁激荡的文化场域，办报创刊以图功名，成为他时常矛盾的两难。“二马”难题伴随了吴宓的一生，正所谓是“此宓生之悲剧也”。
吴宓自从清华求学时就有办报情结，在美读书时也立下壮志，要“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学成归国后，正值清末民初，传统士大夫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型，文学逐步进入以报刊、杂志为载体的公共领域，“现代文学编辑多把文学作为一项文化事业，他们也有制造文学话语的欲望，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流行’和‘时尚’的文学思潮。”《学衡》是吴宓的编辑志业，亦寄托了他的思想追求。同时，他出身文化世家，拥有一颗古典文心，避世退隐，追求精神之自由，作诗从文、著书立说以传后世是人生大志。诚如其诗言：“虚名未是吾生志，硕学方为席上珍。”因此，编辑还是文学？办报立说还是著书立言？甚至入世还是出世？在历次文化选择背后，又有怎样的精神困境？透过这一侧面，或可理解一代学人的文化心理，洞见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时代悲剧。
吴宓文化功底深厚，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而后留学美国时，先入弗吉尼亚吉大学，再转学至哈佛大学，研习比较文学。但吴宓在赴美选科之时，文学并不是第一选择，而是“本以习报业为志”。诚然，吴宓素有办报的执念，在国内，他先后编辑《陕西杂志》《清华学报》《清华周刊》等，还对日后从业道路作了规划，即“拟以印刷杂志业，为入手之举”。不过，赴美后却主动选择研习文学，并在日记中表示，师从白璧德是“从予之请”。为何改变“初心”，选择文学，从《吴宓日记》等材料及吴宓的交际圈，可窥见他对文学态度的转变。
对选科之事，吴宓曾谈道：“始欲习应用化学，继则欲习新闻业，以为文学非今世之急需，又以为文学可以自己研究，不必到美国学之，此种见解，过后方知其误。”一方面他认为，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有限，而创办报刊、以启民智，才是社会之大用。此时，国内时局动荡、外交屈辱，政府无能、不开民智，这激发了他作为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而科举已废，通过办报办刊成为了爱国文人的文化选择。吴宓在清华学堂时，就在日记中对当局压制舆论、摧遏民气的文化专制政策表示愤慨：“即虚骄矜张之言论，亦不得见，遑论指陈实是，破除一切之文章。”而报刊出版业方兴未艾，为吴宓施展抱负提供了空间，因此，他对办报立说以启蒙大众、引领舆论抱有极大热情。另一方面，吴宓曾认为文学尚可自学，这与他在清华学堂的读书经验有关。他曾说：“取一二名篇，精研深思，得其神趣，悉力摹仿，自多进境”，“以为欲诗文之长进，宜取记诵之法，中西皆然。”记诵、摹仿以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人“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学习方法，儒学精神、传统涵养都铸就了吴宓的古典文心。
来到美国后，吴宓投入了文学的怀抱。有学者指出，美国大学的出版专业迥异于吴宓向往的报业，更不符合他的个性，最终在校长周诒春的建议下，选择了文学。经过在弗吉尼亚大学一年的学习，进入哈佛大学后，他再次以文学为皈依，这得益于梅光迪的影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启发。吴宓在清华学堂学习时，曾写下：“窃谓时至今日，学说理解……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是。然此等事业，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洞悉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他日有是人者，吾将拭目俟之。”吴宓抱着这样的期待求学异乡，在梅光迪的引荐下，吴宓终于与白璧德相遇了。新人文主义成为吴宓眼中的救世良方，这源于二者文化视域的彼此交融。有学者指出，吴宓身上的含混不明、充满矛盾的精神气质，注定他终将在白璧德带有浓厚道德伦理色彩的人文思想中找到皈依。吴宓自小国学底蕴深厚，深有儒学气质，赴美求学就是找寻调和中西以复兴儒学的道路，而白璧德高度肯定儒家文化的意义，又以开阔的世界眼光，强调应以理制欲，以适度、克制的“人事之律”反对物质至上，这既深化了吴宓的文化认同，又彰显了新人文主义的批判锋芒。因而，在吴宓眼中，文学不再居于 “非今世之急需”的边缘地位，而能够成为引领社会的思想武器。同时，吴宓认为，新人文主义“异乎昔时(如希腊、罗马)异国(如孔子)之人文主义者，则主经验、重实证、尚批评，以求合于近世精神”，白璧德“验之于己，求之于内心，更证之以历史，辅之以科学”的思维方式迥异于中国传统的记诵、摹仿法，对吴宓的治学观、文学批评观不无启发。此外，在美读书期间，他自选的课程“多文学，力取高深，实亦非难”，并自觉运用比较的视角融汇中西，从道德出发观照人生。此后，吴宓追随着白璧德的治学思路，走入更广阔的中外文学天地，从而形成更为深入的文学观。
因此，在梅光迪的引荐、白璧德的影响下，吴宓选择走入文学殿堂，他的儒学信仰在白璧德的学说中得到自我确证，重实证、尚批评的新人文主义成为他的救世之道。
吴宓在入学后，学习精进、读书颇丰。他自认为留美惟第二学年(1918—1919)是“学业有成绩、学问有进益”的一年，他广读博览，醉心于导师的学说著述。但自1919年始，他再次陷入文学与报业的抉择中，“复甚忐忑，难以决定”。1919年12月29日，他无奈写道：“文学报业，二者究将何择，久久不决。现拟暂不明白划分，而乘时多读佳书”。一年后，随着国内新文化运动愈演愈烈，他终于坚定了办报的决心，并立下壮言：“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
在这次“二马”之难中，一方面是师友的期望：导师白璧德劝其“以毕生之力为文学”，朋友认为“报业乃圆滑小人，邪佞之职事，宓才不足为之”。好友陈寅恪、汤用彤见吴宓为《乾报》等忧心繁忙，劝他要少俗务、多读书，吴宓虽以不害正业、有俗务无俗心自我宽慰，但吴宓对陈寅恪的治学态度、渊博学识甚为钦佩，并视他为治学榜样，曾言“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但另一方面，国内新文化运动蓬勃日上、时局大变，若不办报立说,扭转社会思潮，吴宓的文化理想终会为时境所不容。因此，吴宓亟于“偕诸友戮力前途，为国事世事，稍尽人己之绵力”。在《乾报》遭遇困境时，吴宓接到了汤用彤一同为哈佛大学国防会筹款办报的邀请，这又使他想到国内《新潮》《新青年》等报刊方兴未艾，“群言淆杂，国中无一可阅之报”，燃起了他与同仁一同办报、以正舆情之斗志，并在日记中写道，要“如我辈之意办报，聚贤才而用之”。吴宓认为，美国社会重物质、轻道德造成私欲膨胀等社会乱象，而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的“自由”“解放”之说，将“物质之律”施加于“人事之律”之上，将破坏伦理道德，造成世风日下。因此，吴宓决心办报立言，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创造新的文化思潮，这便成为回国后的《学衡》杂志。
在哈佛求学时，吴宓时常在读书求学与办报杂务中穿梭不定，他立下“专心致志，多读佳书”的座右铭，记下详实的读书笔记，还曾凭借优异的成绩，列入哈佛大学“学绩优异题名录”。同时，他亦对办报充满热忱，日记中多记被杂务缠身，多是为办报奔走忙碌。诚如其言：“盖此一年，宓虽身在美国留学，实不啻已经回国，参加实际之事业、活动也矣！”国内的文化舆论时刻牵动、分散着吴宓的心，他渴望学成归来，以报刊为文化阵地，大展宏图。
回国后，吴宓与梅光迪、胡先骕等同仁一同编辑《学衡》。正如许纪霖所言，“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为主体，而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向新式知识分子艰难转变的吴宓，就以《学衡》为阵地，以“非主流”的话语加入纷繁激荡的文化场域。然而由于经费不足、人事不合、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去世、与中华书局的合作陷入僵局等原因，《学衡》在办刊11年间并不顺利，甚至看起来“《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他既放不下《学衡》之业，又不时自勉要抽去俗务，专心读书。在入世办报立说与出世专务学问中，他又一次陷入“二马”之难。
吴宓对《学衡》的感情很深，曾为给《学衡》求稿、编稿终日奔波。但在1925年前后，吴宓身边好友对《学衡》多有消极反对之声，他无奈感喟道：“吾之苦痛，谁复谅哉？”如“歆海谓宓办《学衡》‘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胡先骕认为：“《学衡》缺点太多，且成为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不喜。业已玷污，无可补救。”柳诒徵也曾写信给吴宓，不想再于《学衡》上连载《中国文化史》，并要收回稿件，让吴宓十分愤慨。1927年，在当局的文化高压和动荡局势下，挚友陈寅恪曾劝吴宓：“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学衡同仁的离散、挚友的规劝，使吴宓再次陷入理想与事功的两难。《学衡》杂志陷入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尴尬中，让吴宓产生避世退隐、修身治学的“出世”念想，他曾感慨道：“谢绝交际，避去世缘，暇乎冥思，专务著作小说及诗，以自写其经验，鸣其悲斯也乎？”入世不得志，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吴宓，大有退出文化漩涡、专务学问的“出世”之感。此外，编辑《学衡》还消耗了吴宓大量精力。他曾记录1925年为清华学生演讲《文学研究法》却毫无预备，皆由于忙于杂务而学问渐荒，故而下定决心、引以为戒：“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三年后，他立下人生志向：“今后决当专心致志于我之正经著作……计宓所拟以毕生精力著作之件有三：(一)诗集(二)《小说》(三)《人生哲学》。”然而终其一生，《吴宓诗集》得以出版，近乎《人生哲学》的《文学与人生》问世，吴宓的小说未能写就，仅有《吴宓日记》成为烛照他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
《学衡》事功受挫，他自嘲道：“大好时地，不能安居读书，奔走何苦哉？”自嘲过后，他却未曾放弃《学衡》。此时，大众传媒成为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重要窗口，知识分子通过办报创刊影响舆论，承担文化批判使命，践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吴宓亦然。然而，《学衡》始终抱定办刊宗旨，不求转型，疏离了中国现实的文化语境，最终黯然退场。不可忽视的是，《学衡》不光作为与新文化派论争的文化阵地，还以一定的学术姿态超越一时功利，译介西学、阐发国粹，寄托了吴宓的思想志业与精神旨趣，体现了他作为传统文人的学术坚守。诚如周作人曾言，《学衡》的复古运动没有什么政治意义，而是为文学的古文殊死战。
吴宓一直在作诗为文与编辑出版之间找寻平衡，如坚持半日治学、半日处理《学衡》等杂务，希望二者兼得之。然而，《学衡》不能紧随市场动向，最终破产。“吴宓出版理想的现实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知识分子对于出版业的天真幻想：单纯追求文化理想，而不计功利。”吴宓向“内”潜心问道还是向“外”追求事功的两难之选，亦是转型时期传统文人的精神困境。
恬然退隐、闭门造书，还是走入社会、办报立言，这是吴宓的“二马”困境，理想与事功的两难。吴宓在导师白璧德的引领下走入文学殿堂，而国内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又再次激发了他办报立说的文化信念，《学衡》既成为吴宓与新文化运动论战的文化阵地，也成为吴宓坚守自我的学术乐园。在大众传媒方兴未艾的时代语境中，吴宓走入公共空间，以编辑身份办报创刊，争夺文化话语权，又无法割舍文人著书立说、论究学术的传统文心，最终《学衡》在文化市场中惨淡离场，吴宓也留下了悲剧性的身影，成为“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他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进退两难，在文学理想与编辑志业中找寻平衡，也映射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人生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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