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君 韩新怡
（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岛，266100）（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岛，266100）
教科书作为观念与内容的载体，它不是对现实的自然反映，而是由教科书编撰者们建构起的符号系统，承载着特定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自历史学在晚清成为中国学校教育系统中的一门独立课程后，历史教科书在国民教育中便占据着重要地位。历史教科书不仅是学生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也是政治力量规范人们对于历史认知、塑造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掌握权力者也掌握着“历史”建构，学生阅读历史教科书所获得的除了具体历史知识外，还有课本文字背后呈现出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相较于其他教科书，历史教科书在传递特定意识形态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政治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多元复杂。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都重视发挥历史教科书在激活青年学生共有历史符号资源、传递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作用，尤其关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发行。孙中山作为里程碑式的历史人物，民国初年即被写入历史教科书，成为历史教育的重要元素。在抗战时期，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阶级属性不同、政治立场迥异，其编印的历史教科书呈现出明显差异，构建的孙中山形象也有所不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南京国民政府为强化国民党权威，有意识树立孙中山“民族救星”“民族救主”的形象。蒋介石曾多次指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全体人类的福音”。这种形象进入国统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储祎的《高小社会课本历史编》明确指出孙中山是“中国民族的救主”。罗元鲲的《高中本国史》也写道：“先知先觉之中山先生乃应运而生，提倡三民主义以救中国救世界。”吕思勉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以孙中山少年时代为叙述起点，赞扬少年孙中山“慨然有改革中国，以拯救世界之志”，从而为叙述孙中山后续革命活动建立合理的逻辑关系。
具体到叙事框架上，国统区各出版机构发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皆围绕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以兴中会革命运动—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国民革命为叙事线索，突出孙中山个人对中国命运的主导作用。如周景濂的《本国史》从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开始，详细叙述了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等革命活动，在时间上涵盖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多个时段，在地点上囊括了国内多省市及日本、欧洲等地区，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革命历程时空叙述结构，书写了以孙中山为核心的中国革命史。在具体表述上，该书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使用了诸如“亲自指挥”“号召”“命”“亲率”“招集”等具有积极意义的词汇表达，着意强调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伟大角色。姚绍华的《初中本国史》、傅纬平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应功九的《建国初级中学本国史》等历史教科书均突出孙中山在推翻晚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以及维护共和制度过程中的个人功绩，传递出只有孙中山才能担当拯救国家与民族的重任的信号。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以唯物史观为原则，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从而建立了不同于国统区教科书的革命话语体系。在叙述孙中山革命活动时，根据地历史教科书将孙中山的个人实践融入到兴中会、同盟会的集体实践中，弱化个人在革命活动中的作用，强调团体以及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韩启农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讲话》、华岗编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方面指出兴中会“主要的领导人为孙中山先生”，另一方面在介绍同盟会时，将叙述重点放在同盟会社会基础及其社会影响上。书中写道，中国同盟会“明确规定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和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因此“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拥护”，“它的群众”除资产阶级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农民”。同盟会开展的革命活动，特别是辛亥广州起义“震动了全国，激起了一切有血气的人”，此后，“反满的烈火，在全国各处普遍的燃烧起来”。在此，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的个人作用被融入到清末革命者群体中，重点阐述同盟会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别于国统区教科书建立的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话语体系。
对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不同表述的背后，实际折射出国共两党史观的差异。国统区历史教科书所构建的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话语体系，主要是受到国民党英雄史观的影响，强调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史观实质上就是以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集权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思想基础。而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坚持唯物史观，将孙中山视为革命领导集体的一员，重心在于突出人民群众对革命实践的决定性作用，为构建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革命话语体系以及动员全民族抗战、巩固群众基础提供理论基础。
三民主义是抗战时期整合各集团、各派力量的重要纽带，得到国共两党的普遍认同，成为国统区和根据地历史教科书书写的重要内容。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政治追求的集中体现，国统区和根据地的历史教科书对三民主义的不同阐释呈现出有差别的孙中山形象。国统区历史教科书将三民主义定义为“救国主义”，借此塑造孙中山为全国民众的“精神导师”的形象。这是国民党利用国家权力引导民众服从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领导，进而统一内部意志，使之成为蒋介石维护其政治独裁的合法性资源。在革命根据地，历史教科书则是立足于民族抗战的现实高度，通过阐释三民主义的新发展，将孙中山构建为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既批判了国民党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背叛，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将其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三民主义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1931年国民党发布的《总理诞辰纪念告同志同胞书》将三民主义称为“中华民族生存的指针”。这反映在教育上，国民政府“鼓励各校出版刊物阐扬三民主义”，并要求学校向学生“说明唯有实行三民主义始能救中国”。在此政治定位下，国统区编行的历史教科书普遍大力颂扬三民主义。金兆梓编的《新中华本国史》从中国文化角度阐释三民主义，称“三民主义”能够对“中国民族心理的建设，物质的建设，政治的建设，皆予以世界的伟大之指导”，孙中山被视为“发挥中国文化之真价值”“为民族精神创造更进步”的“新建设者”。孟世杰的《中国近百年史》同样对“三民主义”盛赞有加，将孙中山定位为中华民国的导师。罗元鲲的《高中本国史》在剖析“三民主义”思想内涵的基础上，称赞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可见，广大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高度赞扬三民主义的指导作用，而且借助对三民主义的书写来建构起孙中山“精神导师”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关于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记忆，进而推动其内化为民众的意识和信仰。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因“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一度批判三民主义，将三民主义看作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唯一理论根据”。随着抗战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在抗战时期我们要用好孙中山这面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对孙中山，“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
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和评价，反映到了根据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在叙说的同时，历史教科书重点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思想转变的帮助、对三民主义新发展的积极影响。晋冀鲁豫边区教育厅审定的辛安亭编写的《历史课本》这样写道：“民国十一年，孙中山先生被陈炯明驱逐出广州。自己回想革命几十年，结果连革命的根据地也失掉，真是痛心极了。他向外看看俄国，见列宁动员了广大的群众，十月革命成功了。再回头看看中国，初出世的共产党，也领导工人做出轰轰烈烈的斗争。于是决心另找办法，要一直奋斗到底。”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也表达了孙中山对“俄派之革命”的赞成，认为正是由于“五四民族觉醒运动的兴起”“民众力量的启示”“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世界革命运动的鼓舞”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孙中山先生“乃重整了三民主义的旗帜”，这才是其重新阐释三民主义的原因。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指出国民党一大“把三民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确定了有名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中共的合作主张，表示热烈的欢迎”，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可靠保障，它所体现出的新特点正是孙中山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旗帜的表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指出“三民主义新生命”的特点，其中之一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结合起来，革命的原则和革命的方法结合起来，三大政策成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灵魂。”三大政策表明孙中山在政治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这一特点的归纳极具现实意义，为国共两党合作提供理论支撑。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行为事迹构成了历史教学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蒋介石在广州蒙难纪念会的演讲中高度赞扬孙中山“为革命立楷模”。国民政府极力宣扬孙中山为“榜样楷模”，这是其推行孙中山崇拜的重要表达，也是其动员民众抗战的重要措施。这直接影响到国统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书写。《陈氏高中本国史》高度凝练孙中山为民族复兴事业而奋斗的经历：“在辛亥以前他已经过十次失败；
而辛亥以后，有人服从民国，他能敝屣尊荣；
有人破坏革命，他便不畏强暴。”应功九的《建国初级中学本国史》详叙孙中山武昌起义前的十次失败，特别指出“中山先生虽经十次失败，并不馁怯”。吴贯因的《新建设时代高中中国近代百年》专设“革命之进行”一章，详细介绍孙中山组织策划的多次武装起义，虽然屡遭失败，但为建立共和、捍卫共和不懈斗争。教科书的编纂者们在书中大力褒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聚焦于塑造一个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百折不悔的斗争精神的孙中山形象，激励青年学生以孙中山为榜样，继承其坚持革命、愈挫愈奋的坚强意志，从而积极投身于抗战洪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党内曾经存在的对待孙中山的消极态度，重新阐释孙中山的历史功绩，谓之为“伟大”。在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评价孙中山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战略家”。这种评价的基调反映在根据地历史教科书的书写中。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充分肯定孙中山革命主张与革命活动的历史意义，强调其对中国社会进步起到的积极作用，多次使用“伟大”的表达来构建孙中山的伟大形象。书中借用列宁的观点将同盟会纲领誉为“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称同盟会口号“树起‘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旗帜”，称赞三民主义是“东方伟大的民主主义的结晶”和“伟大的政治主张”，将孙中山思想誉为“伟大思想宝库”，将孙中山遗嘱称作“伟大遗嘱”，认为这一遗嘱“将同垂不朽，成为中国革命运动前进之指针”。
根据地历史教科书在褒扬孙中山伟大功绩的同时，又较为客观地看待其局限性。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认为辛亥革命有其成功之处，然而，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的。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但是，它没有把它完成；
到今天，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艰巨的历史任务，还需要我们全民族来承担，来继续完成它。”孙中山实践活动既有进步性，也有局限性。只有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客观评价，学生才能全面、准确、辩证地把握孙中山形象。
在历史教科书中对孙中山行为事迹的评价是引导学生认识和把握孙中山形象的重要方式。国统区历史教科书将孙中山树立为“榜样楷模”，并根据抗战时局的发展和维护其专制统治的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一方面借此呼吁社会各界学习孙中山革命斗争精神以投身于民族抗战，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强化孙中山崇拜、维护国民党统治的隐形效果。根据地历史教科书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辩证地叙述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客观评价孙中山功过是非，避免夸大或否定孙中山思想及其革命功绩，塑造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伟大”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国民党对孙中山的神化趋势。
两种不同政治体制下编行的历史教科书建构的孙中山形象各有不同，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复杂多样，其根源在于国共两党阶级属性和政治理念的不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不仅是历史教学的主要载体，也是各方势力传递意识形态、推进政治认同的重要工具，国统区与根据地历史教科书对孙中山形象的不同构建正是国共两党不同政治理念的隐性表达，反映出教育和权力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
早在孙中山逝世前，国民政府倡导的孙中山崇拜运动就已萌芽。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更是通过国家权力强势推行孙中山崇拜，规定个人及团体对党旗国旗及总理遗像行礼、背诵总理遗嘱，在各大纪念仪式与纪念活动中宣传孙中山具体革命史略、精神品格，极力塑造出“救星”“导师”“楷模”的形象。在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过程中，蒋介石将法西斯主义与孙中山遗教及三民主义杂糅在一起，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为用”的口号，并将其确立为全党全国唯一信仰。在此背景下，国统区编行的历史教科书不仅塑造以孙中山为绝对主角的革命斗争史，而且注重阐释三民主义的指导作用，确立孙中山及其思想的崇高地位，力图将孙中山构建为“民族救星”“精神导师”和“榜样楷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但也推动了孙中山偶像化与神圣化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国民党实施一党专政、建立蒋介石个人集权统治提供支持。
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孙中山符号基础上注入新解释，构建了超越党派意义的孙中山符号，这对激发民族主义精神、动员全民族团结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1937年谢觉哉在《我们必须执行总理遗嘱》中以孙中山为国共两党团结的象征，呼吁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奋斗”“保卫中国，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1943年11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国父诞辰纪念》，借用国民党构建的孙中山“国父”符号，主张全民族谨遵孙中山关于民主团结的遗教，为团结抗战提供重要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利用历史教科书的书写，高度肯定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贡献，以此建构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主要领导者”、民族抗战的“旗帜”和“伟大”人物的形象。同时，根据地历史教科书也注入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孙中山的全新阐释，通过构建革命话语体系、捍卫新三民主义、辩证评价孙中山行为事迹等方式来打破国民党对孙中山符号的长期垄断，这为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这一政治特性在能够传递价值观念与政治理念的历史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编写过多本历史教科书的金兆梓曾指出，历史教学需设置“预定的教育的目的或作用”，这种目的或作用往往具体表现为统治阶级所确定的教育宗旨、颁行的教育法规、实施的教材审查等措施。历史教科书是历史教学的载体，其必然成为承载统治阶级“预定的教育的目的或作用”的工具。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抗战时期成为国共两党实现不同政治意图的重要象征资源。国统区和根据地编行的历史教科书呈现出的孙中山的不同形象，其背后反映的正是政治权力在教科书维度的延伸。
注 释
[1]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7
[2] 今日总理诞辰纪念[N].中央日报，1932-11-12
[3] 中央纪念总理诞辰[N].中央日报，1932-11-13
[4] 国民党建党五十周年纪念词[M]//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533
[5] 储祎.高小社会课本历史编（第四册）[M].上海：青光书局，1934：68
[6][18] 罗元鲲.高中本国史（第三册）[M].上海：开明书店，1935：74，143
[7] 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51
[8] 周景濂.本国史（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99-300
[9]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M]//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10][31]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M].香港：鸡鸣书店，1940：203，205
[11][12][25][37] 韩启农.中国近代史讲话[M].保定：晋察冀日报社，1942：31，31，41，33
[13]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救星”与“主要领导者”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在教科书的书写中，二者也表现出相互交织的关系。大体而言，国统区历史教科书在行文中注重体现孙中山的“民族救星”形象，但在叙述孙中山革命活动时也使用“发起”“领导”等表述，也有称孙中山为“革命的首领”“革命派的领导者”“倡首者”等表述。根据地历史教科书则主要体现其为“主要领导者”，在叙述兴中会、同盟会等团体政党的革命活动时也赞颂其拯救民族危亡的决心。
[14] 首都各界今晨举行总理诞辰纪念大会[N].中央日报，1931-11-12
[15] 省及特别市党部宣传工作实施方案[J].中央周报，1931（8）：15
[16][17] 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第二册）[M].上海：新国民图书社，1932：155-156，155
[19][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25，100
[21] 宣传工作决议案[M]//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255
[22]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M]//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74
[23] 辛安亭.历史课本（第三册）[M].沁源：太岳新华书店，1944：10
[24] 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M].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1937：157
[26][32][33][34][35][36]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二卷）[M].香港：鸡鸣书店，1940：302，292，298，303，301，320
[27] 总理广州蒙难的奋斗对于中华民族的人格与革命的前途之影响[M]//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244
[28] 陈登原.陈氏高中本国史（下册）[M].上海：世界书局，1934：319
[29] 应功九.建国初级中学本国史（第四册）[M].上海：正中书局，1939：8
[30] 纪念中山先生[N].新华日报，1938-03-12
[38]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577
[39] 我们必须执行总理遗嘱[M]//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1
[40] 国父诞辰纪念[N].新华日报，1943-11-12
[41] 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M].上海：中华书局，194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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