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琳
(浙江大学 城市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古代女性文学自先秦起生生不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至清代而全面繁荣。从明景泰、正德至万历间的蝉蜕期，到天启至清顺治年间的极盛期，女性文学史的第一个高峰形成于明清之际，并集中出现了一批创作风貌迥异于“女子之本色”的诗媛名家，以跨越闺阁空间的身份角色演绎，进入公众视野。家国同构的整体命运联系，在这些女诗人的创作中凝结成一股豪壮慷慨之气，开启了清代女性诗史上的重要主题。清代女诗人的诗境开拓，即体现为对闺阁文学空间的突破，在创作情境、内容和风格上，皆反映出女诗人跨越角色限制、追寻更广阔生存形态与文学空间的努力。这一倾向在明清之际已发其端，从明末“家有名士，乃在香奁”，到清初诗坛奏响的高瞻远瞩的新声，女诗人逾越文学空间的区隔，将创作导向更广阔的领域，与其在精神上向“士”这一身份趋同的要求可谓互为表里。特殊的创作心态与独特的时代氛围相互作用，遂在女性诗歌中形成了迥异于传统闺阁的精神气质。
明清之际女性文学的新变，早在当时的总集编纂者那里已揭示出一端。《列朝诗集小传·闰集》为钱谦益、柳如是共同整理，“予曰：‘草衣(王微)之诗近于侠。’河东曰：‘皆令(黄媛介)之诗近于僧。’夫侠与僧，非女子之本色也。此两言者，世所未喻也。”钱谦益认为这一创作特征“世所未喻”，显然未注意到，在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刊刻行世的邹漪《诗媛八名家集·卞玄文诗选》卷首，对女诗人吴山也有这样一段评论：
所谓闺阁身份的消解，是钱谦益、邹漪就吴山、黄媛介与王微作品中体现出的诗歌面貌而言的，这一风格在女诗人的言行中可以得到印证。魏禧曾为吴山《青山集》作序，道出其近似于士大夫的风度举止：“夫人(吴山)吐词温文，出入经史，相对如士大夫。”不论是潇洒澹荡的名士风度、纵侠使气的豪杰气概，还是诗歌主旨、风格与表现手法的男性化，其共同特征，似乎便是对性别角色的背离。换句话说，在男性文人眼中，她们所扮演的形象与身份已经脱离了社会对女性的基本认知，也即钱谦益所点出的“非女子之本色”。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闺阁本色呢？从字面来看，所谓的“女子之本色”，理所当然地解释为女性的特质，与英雄气、侠气等常常被归类为专属于男性的特质判然有别。然而，所谓的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自然属性，在历史上从未有准确的描述。雷金庆《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用“文武”来概括中国古代的社会性别模式，他发现，尽管中国崇尚过现代社会所谓的男性气概，但它一直不占主导地位。由才子、文人所代表的温和而理性的文人传统，常常置于“英雄”“好汉”所代表的男子气概之前。男性气概只属于少数优秀的男人，正如女子本色仅存在少数的女性那样。同样，传统的“阴阳”模式也同样无法界定性别的特质，男人和女人的差异，当然不像昼夜、天地、阴阳、生死一般显著，二者特点的变异范围，也时常表现出重叠之处。因此，把男女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别，一定出自非自然的原因。
同样，在古代诗人评论中，也极少评述女性与男性的自然特质，而更多从社会角色与文学空间的区别出发，定义女性承担的角色、职能和所处的位置。女子的本职规范早在班昭《女诫》中就已有严格的界定，男性的舞台处于闺阁外部，与女性空间在理论上被划出了清晰的疆界。如上文所述，明清之际女性作品即包含了羁臣孤客、侠、僧、高人、逸民、宿衲等不属于闺阁的社会空间，由此形成的诗风变化，才是引起了诗评者“非女子之本色”讨论的关键。
这一现象，首先源自晚明而下，“风雅一道，浸遍闺阁”，世家大族对女性不事女红针黹的鼓励宽容，并将女性才华作为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男性社会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历史认知，也随之用来当作衡量女性成就的重要标尺，“女兼士业”蔚然成风。以文化培养为重心的家庭教育，将男性的评判标准与文化习性渗入深闺之中，其间士大夫精神的涵化，遂在传统闺阁中形成了一种卓然出尘的精神风貌。徐安吉终日搦管操觚，其诗作往往超人意表，“闺秀诗难其有高士风流，中间天然妙韵，似不从齿牙笔墨得之，三复不释，唯有怪叹而已”。被牙签书轴围绕的女诗人，以如椽妙笔与博洽学问，不断为女性作诗赋予意义。杭州闺秀诗人梁瑛性喜梅花，所居书房四壁书古今人梅花诗数千首，人目为“女逋仙”。这些闺秀虽局处一室，却以近于高人逸士的生存样貌而著称于世。
其次，明代中后期的游寓、寄籍之风兴盛，才女或随宦四方、或相邀出游，家庭教育与社交活动皆可助其拓宽视野胸襟。以作品为媒介，女性与当时文坛男性的往来互动，频见载于诗文集中。易代之际的动乱又促使闺秀诗人关注时局，增加了女诗人与男性诗坛切磋交流的机会。其中才华出众者，便因此而凸显于公众视野中。王端淑整理明末清初女性作品编成《名媛诗纬初编》巨帙，其交游广阔，时与名流唱和。时人邓汉仪作《诗观》记录当时闺秀史迹，载其“初得徐文长青藤书屋居之，继又寓武林之吴山，与四方名流相倡和，对客挥毫，同堂角麈，所不吝也”，其热闹景象令当时男性文人也多有惊叹称慕之语。
传统秩序所设定的女性生命意义，不外乎持家教子的家庭责任，在宗法制度、乡里评议的约束下，为终身居于闺阁的女性所信奉、实践并一代代延续下去，使她们自我孤立、隔绝在公共领域之外。而这些辗转播迁于外界的才媛，虽然难免漂泊无根的感伤，也更容易受到变动不居的观念吸引，尝试全新的价值追求，展现出自由不羁的气质。因此，明末清初闺阁群体中最富于个性、最叛逆的声音出自这些诗媛名家，便不足为奇了。
2.差别性变通。通过实地走访桂东县桥头乡、东洛乡、欧江镇等乡镇发现，虽然湘政办发(2017)65号文明确规定了人口和户数的要求，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的村组虽然本组人口和户数没有达到文件规定的要求，但由于村组能人包括但不限于村组长、村组与政府有政治关联的相关人士，通过与相邻村组搭便车的方式，将两个村组人口户数合并为一个村组，从而将组组通水泥公路延伸到不符合人口和户数的村组，这类差别性变通实际上是村组与基层政府相关审批职能机构通过合意对地方规范性文件的一种变通解释，或者说扩大解释。
最后，名士风度源于魏晋竹林名士，代表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旷思想，即挣脱儒家的“名教”，回归本性自在生活的诉求。周琼前往如皋寄住水绘园，时人称“郡中人士有以诗寄赠者，羽步(周琼字羽步)即依韵和答，诗俱慷慨英俊，无闺帏脂粉态”。柳如是着男子服拜访钱谦益，正是通过有意识地扫除性别特征来破除男女之防，借助儒士服所彰显的文化身份，进入士大夫关注的议题之中。后来乾隆时期闺秀诗人沈纕企慕不已，作《题柳蘼芜小影》，其一云：“云鬟雾鬓竟何如，却卸红妆换翠裾。若个书生原不帻，风流应胜老尚书。”可知柳如是的儒士形象在清代女诗人那里流传不衰。
明清之际的闺秀，在行为习惯上越是趋近当时名士，越容易偏离传统的闺秀心态。或言行不羁而内心散漫，如论周羽步“诗才清俊，作人萧散，不以世务经怀，傀俄有名士态”。被认为“由风尘反正”的柳如是，在当时总集中已经以“虞山柳夫人”的身份进入诗媛名家之列，《题墨竹》一诗或为自抒怀抱：“不肯开花不肯妍，萧萧影落砚池边。一枝片叶休轻看，曾住名山傲七贤。”吴琪“性不喜尘俗，惊才艳采，旷志高襟，轻钱刀若土壤，尤博及古今书，兼善丝桐。每当月朗风和，与二三闺友鼓流水之清音，奏高山之绝调，真天人也”。如此种种，皆与传统闺阁生存样态形成了对照，展现出旷达傲世的名士化生存方式。
古代女性文学自晚明兴起、至清初走向繁荣，于变动不居、多元化的易代之际形成高峰。晚明政局黑暗，加剧了士人与政权的疏离。对于朝廷的向心力，转向独立自由人格的追求，名士风流一时盛行，隐士、侠客纷出。明清之际闺秀诗人便成长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特殊环境里，举学识才力所及、欣戚之所怀，悉交会于笔端。这一时期的女性不仅在经史辞章中陶冶性情、增长见识，也接受了士大夫精神的熏陶，对政治经济与社会事功的志向抱负，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屡见于自述与时人的评论。
汉末文人在光阴短暂、生命不永的哀叹中开始了建功立业的吟唱；
女性摆脱养而无教的境地，人生的探索亦由此发端。晚明以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封建礼教的松动与教育的发达，为女性个体意识的萌生带来了契机。“我志苦未成，岁月忽已驰”的浓烈生命情绪，道出了世家大族闺秀内心深处对光阴的焦灼情感。而“闺阁沉埋愧此生”的嗟叹更是此起彼伏，形成清代女性作品各时期、各阶层、各民族、各体裁的共通主题。个体意识的萌发，使女诗人汲汲于探索社会价值的呈现，而视野的单调贫乏与生活空间的逼仄，激发了女性对才华学识的追求，并在“立言”以求不朽这一途径中找到了角色突破的可能。埋首书卷、寄情经史，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女性个体价值追求与社会角色制约的冲突，成为女性生存方式的一种有意义的新的选择。
在中国古代，士不仅代表着一个阶层，还象征着一种理想化的人格标准。作为“四民之首”、任重道远的士人群体，在天下无道时尤其要高自标置。社会未赋予女性参政的权利，却不能阻止其社会责任感与忧世情怀的浮现。晚明以后，随着女性对于独立人格的追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理想人格，成为众多女子自我砥砺的榜样。“家有名士，乃在香奁”，成为流行于清初闺秀群体的风潮。
清初闺秀诗人将政治寄托、历史关怀与道德沉思诉诸文学，使作品汇入时代的黄钟大吕中。小到“闺房学舍”式的夫妇交流，大到女性群体与男性文学传统的对话，女性创作的诸多面向，均关系着当时诗坛的气运风会。明清之际，遗民群体皆为文化生产的精英。作为劫后余生者，他们一方面要借助殉国事迹的保存、整理与阐扬，自觉实践作为史家的使命承担，一方面要透过生死抉择反思自我生存的意义。在当时兴起的“虞姬”题材中，“虞姬”以死全节的意义被不断发掘，身处困境的女性群体便以此而砥砺自我坚持操守。朱德蓉《咏虞姬》、李因《吊虞姬》等，均题咏虞姬，引以为女子气节之榜样。计六奇《明季北略》即为代表，其于殉难臣民后加入不少女子的事迹，并称：“人唯贪生念重，故临事张惶，若烈妇存一必死之志，则虽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处之泰然，岂与优柔呴嚅者等哉！”在这样的背景下，遗民家庭中的女性，也随之而对自己的生存意义做出解释。商景兰所面临的第一次生离死别，是其夫祁彪佳投水自尽之际。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经黄道周、王东里诸贤达举荐，祁彪佳拟担任少司马，总督苏、松一带民众抗清。未及就任，清兵即已进逼杭州。苦于回天乏术，祁彪佳自沉于寓山水池。临死前，祁彪佳将家中田产账簿转交商景兰，嘱其抚养子女、支撑门户。这一惊心动魄的时刻，死最大限度地凸显着生，引人思考生命自身的意义。商景兰作于此际的《悼亡》诗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一云：
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
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
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
祁彪佳迫于清廷压力而自沉寓山水池，是一时的重大事件，商景兰此刻的言行，自然引发世人的瞩目，如何表达内心哀痛以及自己的进退去取，是诗人不得不字斟句酌的。全诗多用强烈的对照而铿锵有力，前二联将死与生、国与家并举，末句在对比中达到统一，指出生与死、为国与为家，是相辅相成的。从女性家庭责任感出发，作者指出男女两性相异的社会分工和意义的殊途同归：“公自成千古”“君臣原大节”是祁彪佳所践行的道路；
而“儿女亦人情”“贞白本相成”则是身为女性的商景兰所应追寻的意义。问题便不在死与生孰是孰非，而在于承认两者都有存在的理由，并不可分离。王端淑撰《祁忠敏公世培》，历数祁彪佳十条不可与死的理由，侧面证明了商景兰的不幸。商景兰的诗作因其公众性而在明清之际广泛转载，成为一时名作。
当女性认同士大夫群体的文化身份，亦进入了相应的使命承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忠义气节与坚忍质量，承载崇高的道德价值，并通过社会事功及相应书写呈现于世。相比而言，普通阶层的闺秀诗人群体，既缺少将门之后欲以一己之力匡就时艰的英雄情结，也不能如望族名媛一样陷于身份顾虑。穷苦困顿的生活磨炼了诗人的意志，人世艰辛的体验赋予其博大的胸襟。她们开始像男性作家那样直接用文学表现社会民生的疾苦，视野跳脱一己得失，投入深沉的历史喟叹与悲悯情怀，延伸到对整体命运的关怀，将传统士大夫精神内化成自身信念坚持，创造更为沉郁的诗境，从书写一己遭际到展现家国关怀，奏响出高瞻远瞩的新声。
修微诗类薛涛，词类李易安，无类粉黛儿，即须眉男子，皆当愧煞。
(李因)沉郁抗壮，一往情深，有烈丈夫之所难为者。
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
悲悯时事、垂示诗史精神的杜甫诗，成为这些女性作者的典范。她们将目光延展到周遭的景象，以宏大的篇幅糅合了一己遭遇与社会苦难，展现深切的悲悯情怀，同时以耿直之笔采拾遗事，明末边防松弛与社会民生凋敝、官吏腐化的时局关系，被她们刻画得无所遁形。李因抒发忧生情怀的《忆昔》十二首，不论在历史视野和情感基调上都流露出学杜的痕迹。这组诗以时间为序，广泛记录明室颠覆前后的社会景象，清兵入侵“庙算迷司马，边尘叹总戎。逃亡千里散，杀掠百城空”的宏观视野，李自成入京“铁骑驱京国，勤王谁枕戈”“白骨城中满，红颜马上多”的时事记录，逃亡途中“林荒啼野鸟，水乱跃游鱼”的细节描绘，均步踵少陵。苍生之悯、故国之思、个人际遇融为一体，成就了女性诗的博大深沉的一面。清代涌现出的诸多女英雄，便继承了明末女诗人心忧天下的精神与不输男子的气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以沈云英、刘淑英、毕著开端，为清代女性掀开了气势磅礴的首页。她们没有运筹帷握、驰骋疆场的机会，却以生命为证据，刷新了世人对深闺弱质的印象。“愧天下之为男子者”，是流淌在她们热血之下的潜在动力。
明清之际家国情怀的另一端是隐逸。陈寅恪指出明季才女喜“隐”字为名, “如黄媛介之‘离隐’, 张宛仙之‘香隐’，皆是其例”。明清之际以“隐”为名的才女可谓比比皆是，如章有湘号“橘隐”，夏淑吉号“龙隐”，赵昭号“德隐”等。易代之际隐风炽盛，而女性隐者的集中出现，使得女性诗歌上接了士大夫固贫守志的气骨，不食周粟的前贤伯夷、叔齐，成为这些隐逸者的精神支柱。女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餐霞咀云以疗饥，迥异于闺房之内的出世缅想，而是在艰难处境的磨砺中，以儒家隐士的精神自我勉励，体现出卓然独立的气骨。当明清之际女性濡染了安贫乐道、淡泊心志的隐逸精神，便将其内化为精神层面的自觉选择，形成了这一时期女性诗中出尘脱俗的风调。
与清初闺秀诗人的“非女子本色”有着内在关联的，是历代男性文学传统中女性化的创作倾向，作品多寓羁臣骚客之感怀，张脂粉香奁之余波，并一度被视为“女性文学”，到清代也时见以此来笼括闺秀写作的论述。这些代表了“闺中之本色”传统闺情诗，造成了世人对闺阁写作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印象。
一是受《香奁诗》《花间集》的影响，将闺阁诗与香奁、艳情诗等同，以脂粉气作为闺阁诗的弊端。李东阳《麓堂诗话》曰: “咏闺阁过于华艳，谓之脂粉气。”对“脂粉气”的排斥，多与男性文人香奁之作有关。但是，批评者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雷缙在《闺秀诗话》评论道：“闺阁诗即佳甚，亦多脂粉气。”接着他举出了一句“所谓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是也”作为例证，用的却是男性文人秦观的创作。
二是受文人“写怨夫思妇之怀，寄孽子孤臣之感”的抒情传统影响，将男性代言的弃妇、思妇、怨妇的形象投射到女性群体身上。从屈骚“香草美人”比兴寄托、曹植《美女篇》而下，后世文人常常戴上女性的面具，抒发仕途失意带来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并将这一情感转嫁给笔下的女性。女性的情感生活遂被限定为以妆奁镜阁为中心，形象则被固定为男性依附者和从属者。
以上内容、情感与观念长期被视为闺阁诗的主流和特质，在清初女诗人群体涌现之际，依然可见类似言论的余波流衍，反映了文学传统中针对女性创作形成的鉴赏倾向与思维定式。
清初闺秀诗人偏离女子之本色的创作倾向,显然也与这一重因素有关。王端淑在对女诗人作品的评点中，曾为此而再三重复：“女子不可作绮语艳辞，予已言之再四矣。”她本人有大量拟男性口吻的作品，并对自己涉及闺阁传统旨趣的作品批评更甚，“草率次韵，殊闺中本色，大方见之，未免脂粉气也”。在王端淑心目中，诗作的“闺中本色”已经与“脂粉气”等同对待，甚至将之视为作品之缺憾，不得不归咎于闺情诗传统的影响。因有这样的近缘关系，不少闺秀避之唯恐不及，尤其是其中卓然名家者，更在闺友中倡导告诫，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语涉脂粉气。吴绡在《女君子行》中，以“脂粉轻薄之辞”来形容，认为不是女子之言，故而为闺秀树立以“君子”安身以命的途径。其后又有沈善宝、吴藻等闺秀名家笔下桴鼓相应，她们思考女性的共通处境，形成了女性创作观念中颇为令人瞩目的“反闺阁”的现象。
究其根源，仍在于女性受士大夫文化濡染而产生的个体价值追求，与闺阁角色身份的冲突，倡义勤王的英雄刘淑，依然被认为一介女流而受到轻视，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感叹“非关剑不利，自惭非男儿”。潘氏《夜坐读〈周南〉》一诗云：“临文徒愧无经济，只把《关雎》仔细看。”就道出了身受桎梏无从选择的无奈。李因心忧天下，铁骨铮铮，却终报国无门，“此生独恨非男子，壮气空令岁月磨”一句，便是李因对自己的定位。心志高远的王微，在《樾馆诗自叙》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生非丈夫，不能扫除天下，犹事一室。”对女性身份充满了无奈。吴中女子吴如如《绝句》语气粗豪狂怪，反叛的色彩更为浓烈：“老天仇我意何似，不付须眉付妆次。几回拔剑欲狂呼，要削佳人两个字！”如此频繁显现的性别牢骚，揭示了才女拟男的根源。性别的跨越，不仅寄予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意图，也契合了女性追求完整人格、消解性别弱势的渴望。它既是对男性优秀品质的广泛继承，也是对自身闺阁传统不利因素的有意规避，是身为深闺弱质却“不甘示弱”的表现，借此而“与千古英雄并垂不朽”，从而在时代中彰显女性风骨：或勇担重任，投身前线；
或临危不惧，慷慨就义；
或不慕荣华，守节终老。她们不仅追求学识才华，潇洒脱俗的名士风度，在进与退、穷与达的价值观念上，也力追古代男性士人的光辉传统。在整个清代女性文学的历史中，这种英雄气概与性别牢骚从未停息。
明清之际闺秀对男性化角色与身份的体认，在与文人的交流中也得到强化，并经由男性文学传统而重新定义着自身的位置。当她们进入诗坛，获得立言传世的机会，便意欲廓清被定义与被书写的女性文学假象。王端淑辑《名媛诗纬初编》，意欲上溯绵延数千年的文学传统，将女性诗置于与经并列的地位：“日月江河，经天纬地，则天地之诗也。静者为经，动者为纬，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在明清之际因承变革的风会转换下，女诗人的济世情怀得到肯定：“寥寥天地，才情本少，今之夸八斗、挥千言者皆姓名簿、酒肉账，古人残羹冷炙而已。女人直可斩将擒王，攻城掠地，目无全垒矣。何独琼枝，天下大抵如是。”“正集”之开端处，亦有一段言论，叙述编纂《名媛诗纬》的原因：
诗有心，心之所在，运则如烟，入则如发。以浮词掩映，浮景摄合者，均非心也。有宋君子，离却幽渺，矜才任气，诗之心已不复见。历下声起，变为弘壮整练，诗之声律愈振，诗之心愈杳矣。竟陵始寻思理，一抛宿习，而不误矫枉过正。其派一流浅学，以空拳取胜，竟陵独得处，肤浅人共引为捷径，使抱才怀奇之士笑为俭腹、为劣才。俱末学之失。今日起衰救弊之道，在别辟孤异，无蹈历下、竟陵余波可也。海内巨眼，当自有去取。
在此视野之下，王端淑评王素娥“诗则朴直，不落粉泽妆点”、李今莲“尤喜其无脂粉气”、评沙宛在“不加粉饰方是性情”，均体现其崇尚朴直、反对脂粉的诗学宗尚。由此可见，闺秀男性化写作倾向的产生，在于通过“反闺阁”，来批评男子作闺音对女性物化的描写，因而推崇一种苍然老劲而不失浑朴天真的气格，以推动女性文学风格的成型。女性书写闺阁，如同卸除腐辞回归本心，体悟周遭的自然万物，皆随自我视界而流转，这一特征在明清之际多有发掘。其间男性化的写作，又以恢宏雄大的格局气势，意欲廓清笼罩在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将闺秀诗与脂粉气混为一谈的印象，形成了清代女性文学史上回避“女子之本色”的闺阁文学传统。
明清之际女诗人的创作风貌与文学观念，形成于女性文学从勃兴到极盛的发展进程中，以其独特的迥异于“女子之本色”的面目，廓清了文学传统中男子作闺音的影响，从而为清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其不仅引领了清初女性创作风气之转移，对清代女性文学格局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强化对清代女性诗风嬗变及成因的认识，对了解女性文学的时代精神、生命情境、文学观念与文化特质，也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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