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琼瑶
自2010年底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领导下的土耳其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要求，致力于推行“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尤其是2019年底以来，土耳其频繁地介入周边事务乃至主动挑起地区争端，“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本质上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型，是从以西方国家为导向的被动防御型外交转向以中东地区为重点的“积极进取”外交，是对其传统外交重心、原则、目标的严重背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周边”不局限于土耳其直接接壤的周边国家、地区，而是基于土耳其的地理、历史、民族等要素基础上，以中东地区为核心，包括巴尔干、中亚、高加索地区、地中海和北非等更广泛的周边区域，是一个大周边概念。
综合来看，目前学术界对土耳其周边外交中“积极进取”的原则、目标和障碍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自2019年底以来，土耳其不顾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反对，采取“积极进取”的姿态在其周边地区四处出击，其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其自身实力能否支撑如此频繁而又激进的外交行动，有哪些外部因素会阻碍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实施等一系列困惑。
本文依据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积极进取”之周边外交的表现，分析其目标定位——除了并未完全放弃的西化国家目标，对内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及其连任，对外努力由“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并争当逊尼派穆斯林的领袖。“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同时也面临来自国内外的普遍质疑与严厉批评。未来，“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需要面对多重障碍，既有内部困境也有外部压力。
正发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政府开始主动强化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对比中东变局前后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同样都是积极主动，表现形式和最终效果却完全不同。中东变局前，在“与邻国零问题”外交原则指导下，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侧重运用经济、教育和文化等软实力手段，积极改善与所有邻国的关系。中东变局后，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中软实力手段明显下降，转向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干预同时并用、软硬兼施。从全面介入叙利亚内战及试图影响阿拉伯转型国家的内政开始，土耳其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全面恶化。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是自1974年军事入侵塞浦路斯后，时隔38年土耳其再次使用军事手段打击外国武装部队，标志着土耳其对中东政策转向新阶段——彻底放弃不介入中东事务的外交传统，开始确立“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政策。通过对比发现，当下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表现形式发生重大变化，在促进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偏好使用军事干预等硬实力手段。人道主义援助代表了土耳其以文化、价值观为基本要素的软实力输出，军事干预则是其硬实力的展示。因此，“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是土耳其基于权力基础之上的“道义现实主义”的表现。E. Fuat Keyman, “A New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Proactive ‘Moral Realism’,” , Vol. 19, No. 1, 2017, p. 56.
由于过去十年土耳其外交重点集中于中东地区，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则成为土“积极进取”外交原则的真正舞台。从上述内容及其确立过程来看，土耳其“积极进取”之周边外交主要有两个表现：人道主义外交和实地干预。人道主义外交代表了土耳其以文化、价值观等为基本要素的软实力输出，实地干预则是其军事等硬实力的展示。
表1 土耳其官方人道主义援助总额及其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30)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6,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May 19, 2016,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2016;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7,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 June 21, 2017,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2017;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8,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 June 19, 2018,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2018;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9,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 September 30, 2019,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2019;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20,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 July 21, 2020,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2020.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23日。
另一方面，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表现为以军事打击为主的实地干预，外交干预性、军事化特征非常明显。2012年7月，土耳其军队向叙利亚开火示警并成为第一个军事干预叙利亚内战的外部势力，此后土耳其频繁地对叙利亚北部地区发动军事进攻，目前土军队实际控制叙北部大片土地。2019年底以来，土耳其出兵利比亚、定期轰炸伊拉克北部、陈兵东地中海、公然支持阿塞拜疆、争夺北塞浦路斯及爱琴海水域的权益等。除此之外，埃尔多安痛批希腊像“纳粹”一样对待难民，威胁要将300多万难民送去欧洲，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口水战也频频上演。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周边外交中增加使用包括跨境出兵、军事威胁等类似于冷战对抗的硬实力手段。
在2023年建国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土耳其国内还将迎来总统大选年。在此背景下，“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对内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及其连任，对外努力使土耳其由传统的“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
(一) 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
2016年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国内政治竞争日趋激烈，新组建的各类政党犹如雨后春笋。围绕正发党的长期执政，社会日益分裂为支持派和反对派。2019年正发党在地方选举中丢掉自己的大本营伊斯坦布尔。种种迹象表明长期执政的正发党正在不断地失去民心。Bobby Ghosh, “Erdogan’s Political Challengers Are Getting Tougher,” , December 23,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12-22/erdogan-s-political-challengers-are-getting-tougher,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20日。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比预期更糟糕、更持久，国内主要的反对党正利用埃尔多安的执政困境以期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如果共和人民党(CHP)与好党(Iyi Party)及其他主要反对党建立联盟，将对埃尔多安的连任前景造成巨大威胁。
距离2023选举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埃尔多安需要使用一切手段维护国内政权稳定、确保其连任。2023年土耳其还将迎来建国一百周年的国庆，埃尔多安需要兑现承诺、完成“2023愿景”中提出的宏伟目标。“2023愿景”曾计划在十年之内，将土耳其的年出口额增加到5,000亿美元，失业率从11%大幅降至5%，人均GDP提高到2.5万美元，成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等。转引自Caroline D. Rose, “As Turkey’s Economy Goes, So Goes Its Ambitions,” , September 30, 2020, https://geopoliticalfutures.com/as-turkeys-economy-goes-so-goes-its-ambitions/,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3日。与上述雄心壮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正发党先后经历2013年“塔克西姆广场骚乱”、2015年议会大选险胜、2016年“7·15”未遂政变等政治事件；
土耳其经济持续衰退并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遭遇“中等收入陷阱”，自2018年开始货币里拉持续贬值，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拉的币值已缩水一半，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重创其旅游业，使其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面对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导致执政党威信不断下降的危机，埃尔多安不得不求助于“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通过人道主义外交、海外军事干预等外交策略寻求将周边事务国内政治化。一则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维持民众对正发党的支持率；
二则维护土耳其在周边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包括提高国家能源独立性，防止暴力蔓延至土南部边境，保护自己免受地区竞争对手的攻击等。土耳其在周边地区采取广泛的、具有挑衅性的外交行动，并扩展到大地中海、红海和非洲之角——这种扩张模式类似于历史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埃尔多安政府愈演愈烈的军事外交行动本质上服务于其国内政治宣传，真正目的在于巩固正发党的政权。Abdel-Meguid, “Erdogan’s East Mediterranean Game Might Erdogan’s Military Meddling in Libya Ultimately Have a Domestic Goal?” , May 22, 2020,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P/2/369677/World/Erdogan%E2%80%99s-East-Mediterranean-game.aspx,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13日。预计在2023年大选之前，埃尔多安还会在周边地区采用类似的外交策略以团结民众、巩固执政基础，达到连任的目标。
(二) 由“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
(三) 争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土耳其争当逊尼派的领袖不但表现为与伊朗等什叶派国家的对抗与争夺，还表现为与沙特等国家争夺逊尼派内部领导地位的斗争。“土耳其是逊尼派大国、西方盟友，在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上与伊朗天然对立，在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上与伊朗分属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土耳其与沙特也互不相容，包括对伊斯兰合作组织话语权的争夺，对待巴以问题的不同态度，在叙利亚内战中支持不同的反对派，围绕穆斯林兄弟会的博弈以及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的矛盾公开化等。此外，土耳其和阿联酋也陷入地区权力斗争，对待政治伊斯兰主义的不同态度，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冲突中的激烈争夺，在中东和非洲之角展开博弈，双方斗争的根源在于争夺全球伊斯兰宗教软实力的主导地位。Dr. James M. Dorsey, “UAE-Turkey Rivalry Wreaks Havoc in Libya and Syria,” , No. 1618, June 29, 2020. 有学者甚至认为围绕地区热点问题，中东地区在原有以伊朗和沙特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基础上(伊朗为首的伊斯兰什叶派联盟和沙特为首的传统(激进)伊斯兰逊尼派联盟)，日益形成以土耳其为首的第三大阵营——现代(温和)伊斯兰逊尼派联盟，包括土耳其、卡塔尔以及中东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党。Ryan Crocker, Hussein Ibish, Bülent Aras, “Saudi Arabian-Turkish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 Vol. XXV, No. 4, Winter 2018, p. 11.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的十年间，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这种外交策略通过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而受到民众欢迎，达到了埃尔多安巩固正发党执政基础的主观目的，客观上也有助于土耳其实现全球国家、争当逊尼派国家领袖的外交目标，但也遭遇国内外普遍质疑与严厉批评。此外，“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需要面临一系列障碍因素，既有内部困境也有外部压力。
(一) 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成效
“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有助于埃尔多安政府转移国内矛盾进而掩盖执政困境。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受援国向“新兴援助国”的转变，不仅为土耳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更向世界展示其久违的大国地位，激发了土耳其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通过强硬外交政策可以转移民众对经济持续下滑、新冠疫情等问题的关注度。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非常吸引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多数民众认为这是为了国家边境安全，防止更多的难民和恐怖分子进入土国内。在东地中海的行动中，多数民众希望土耳其与希腊重新谈判，以扩大领海自治权进而控制东地中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即使是土耳其国内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也支持埃尔多安的地中海行动。2020年8月26日，埃尔多安公开痛斥希腊未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还在推特上使用“红苹果”这个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核心标志。埃尔多安如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行却获得国内民众的积极点赞，Cengiz Candar, “Is Erdogan Trying to Split NATO with His East Med Gambit?” -, August 28, 2020,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20/08/turkey-eastern-mediterranean-standoff-may-spell-nato-end, 上网时间：2020年10月3日。说明“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迎合了土耳其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利于土政府掩盖国内矛盾、收获民心。
(二) 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障碍
“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面临着一系列障碍因素，既包括新冠疫情冲击下土耳其经济的持续衰退、威权主义带来的政治危机和库尔德问题的困扰等内部困境，又要面对持续动荡的周边环境、域外大国的制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孤立等外部压力。
1. 内部困境
土耳其国内长期存在的三个问题，即经济问题、政治危机和库尔德问题，严重削弱其外交能力及回旋余地。
(1) 经济持续疲弱制约土耳其的外交能力
土耳其经济的持续疲弱既暴露出其经济结构的脆弱，也反映其国内政治和经济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经济结构的脆弱性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庞大的农业劳动力、年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私有化步伐缓慢、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2016年“7·15”未遂政变后，正发党在国内进行政治清洗，与“居伦运动”有关的人全被清洗出政府机构，资源分配无视法律制度而只限于政治忠诚及党派关系，极端化的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影响政府质量和经济发展。
(2) 统治危机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3) 库尔德问题是困扰土耳其外交的重大难题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是一个涉及反恐、外交、民主、经济、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复杂问题，由其带来的国家安全考虑高于其他任何外交政策。库尔德问题是影响土耳其对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伊朗等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而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常用库尔德问题牵制土政府，这将大大限制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行动力。中东变局以来，为了减轻、遏制库尔德问题对国内安全的压力，土耳其定期轰炸伊拉克边界并增加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和士兵数量，对叙利亚发动一系列跨境军事打击，严重影响了它与伊拉克、叙利亚政府的外交关系。此外，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或合作或对抗的复杂态势，均与库尔德问题紧密相关。
2． 外部压力
(1) 动荡的周边环境不断刺激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位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优越的地理位置赋予土耳其欧亚桥梁的独特地位，也给其内政外交带来巨大的风险——土耳其处于一批动荡邻国的包围之中。叙利亚持续内战及其难民问题，中东变局在埃及、利比亚等国留下的后遗症，周边国家“失败”而滋生的恐怖主义威胁，地区大国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对抗与竞争，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建立自治政府，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等问题，不断刺激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发生改变。由于缺乏针对区域冲突的有效解决方案，土耳其周边区域已成为国内外各种势力对抗的角力场,持续的动荡可能使土耳其决策者疲于应付且被迫调整其周边外交政策。
(2) 域外大国的制约束缚土耳其的外交限度
(3) 阿拉伯世界的孤立影响土耳其的外交空间
2009年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上，埃尔多安曾凭借对以色列的严厉批评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欢迎与赞赏。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全面介入叙利亚内战及其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导致其与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关系呈螺旋式下降。更糟糕的是2019年底以来，因为军事干预利比亚、叙利亚以及定期轰炸伊拉克，恶化了其与埃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等国的外交关系。2020年9月9日，埃及外交部长萨迈赫·舒克里(Sameh Shoukry)警示阿拉伯国家联盟，声称土耳其在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公然干预是当今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Semih Idiz, “Turkey More Diplomatically Isolated than Ever in Arab World,” -, September 18, 2020,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20/09/turkey-israel-uae-deal-an￣kara-became-bane-of-arab-regimes.html，上网时间：2020年11月3日。除了卡塔尔，土耳其目前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朋友。有报道称美国正在努力结束卡塔尔与其他海湾国家的分歧，如果卡塔尔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而淡化与土耳其的关系，土耳其将在阿拉伯世界遭遇空前孤立。
如果说把加入欧盟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是新世纪土耳其外交指导思想的1.0版本，那么达武特奥卢“战略纵深主义”和“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是其外交指导思想的2.0版本，中东变局后的“积极进取”周边外交则集中体现了其外交指导思想的3.0版本。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已经放弃前一阶段“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从以西方国家为导向的被动防御型外交转向以中东地区为重点的“积极进取”外交。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型不但具有历史背景，而且是一种长期趋势，既反映土耳其对自身国际定位的变化，也表现为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以来外交目标、原则的变化。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未来土耳其外交政策依旧呈现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这种历史转型正在发生并将持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