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波
薛范先生病逝的噩耗传来，我一连几天沉浸于哀痛和他的歌声之中。他坐在轮椅上、躺在病榻上，一次次充满激情地回首往事的话语；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分，仍心牵歌曲译配、音乐演出的痴情……在我眼前闪烁，催我泪下……
对自己的译配生涯，薛范先生曾以“只重耕耘，不问收获”概括。近十几年来，当相继获得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上海翻译家协会“特别贡献奖”、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荣誉时，他冷静又动情地谈起“收获”。
一次，聊到薛老唯一一次访俄，他撇开话题，滔滔不绝。薛老把这次访俄视为自己长期致力于中俄友谊的一部分。接着话锋一转：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上海获奖者中，草婴翻译小说，任溶溶翻译儿童文学，王智量翻译诗歌；
像我搞歌曲翻译，报中国译协终身成就评奖，从未有过。上海市文联、上海翻译家协会考虑到我的翻译在俄罗斯的影响，及其对中俄文化交流、中俄友谊的促进，所以促成我忝列其中。
说歌曲翻译是小儿科，这不仅是薛范先生的自嘲，也多少反映了此项艺术再创作活动以前的地位。薛范先生进一步“论证”：音乐学院有门音乐学科，研究作曲、音乐理论、音乐史、歌剧、交响乐、配器，歌曲算什么？下里巴人！同样，翻译家里，草婴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冯春翻译普希金，翻译歌曲也是小儿科。翻译歌曲是音乐界的小儿科，也是翻译界的小儿科。
薛范先生一再表示，是上海市文联抬举我！
1997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在北京亲手为薛范颁发象征最高国家荣誉的“友谊勋章”及荣誉证书。这枚友谊勋章的分量，薛范先生明白：以前，中国翻译家获得的是高尔基勋章、普希金奖章，而且属于纪念奖章，有哪位获得过这样的友谊功勋章？“颁给我俄中友谊勋章时，没提我翻译歌曲，而是‘为增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理解，作出了杰出贡献’ 。”
薛范先生访俄期间，又被授予“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金质奖章，俄罗斯媒体盛赞他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市文联艺术促进中心、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承办的祝贺薛范翻译生涯60年音乐会，2013年10月30日在上海音乐厅举行
相当部分读者、听众或观众，长期阅读文学翻译作品、欣赏吟唱外国歌曲，却往往叫不出译者名字。对这有趣的现象，薛范在1950年代就感同身受。他幽默道：“吃鸡蛋，谁会关注哪只母鸡生的？”直到1994年，北京相隔三四十年后第一次举行俄罗斯歌曲音乐会，进入花甲之年的薛范引起轰动。音乐会结束后，不少观众眼含热泪向他问好，有的甚至失声抽泣。薛老出乎意料，“我还这么有名气？”
类似的场景经历多了，薛老从享受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青春的记忆，青春的信仰，俄罗斯情结。他借用一句歌词自我调侃：千万别相信哥，哥只是个传说，薛范只是个符号。
薛老耿直爽快，语言犀利，个性十分鲜明。多年前，初次与他接触，耳闻他与别人谈话时来了句：“请关注我，而不是我的轮椅。”不禁暗自思忖：这位老先生恐怕不易打交道。以后的交往证明，我的闪念无疑是假象。
犀利，在于他历经磨难的旅程，在于他深刻的思考，在于他的快人快语。
薛老讨厌刨根问底式的采访、程式化的报道：“现在写残疾人的奋斗，都是一个模式。自卑，经过别人鼓励，学习保尔·柯察金，然后振作向上。如张海迪、吴运铎。作为残疾人，我不要看这类报道，千篇一律。文艺作品里都是成功者，还有没成功的呢？多得是。我成功了，正好遇到那个时代。如果是现在，我就不一定会成功，别人会问你什么学历、大学，外文怎么学的……”
我故意将他一军：那是您这颗“种子”好，1950年代也有不少奋斗的残疾人，“薛范”不也没几个？
薛老沉默片刻，又斩钉截铁：“性格决定命运。我性格倔强，充满进取心。有的人一次次受挫，放弃了，我决不后退！我相信命运，不信上帝。”
我不禁又回味起珍藏脑海的那个片段。一次，与薛老、禾青老师等准备在外用餐。饭店门口，台阶挡道，旁边的专用道高低不平。薛老没有下车让我们搀扶或背进门。只见他驾驭着电动轮椅车，缓缓上了专用道。发力、上坡，接近饭店门口时，车晃了晃，旋即马翻人仰。没等众人回过神上前相助，薛老已手拉着车翻身而起。我的感受用震撼表达毫不为过。
学生时期的一场音乐会，让薛老“开了窍”。片段终了，我对薛老感叹：那次您驾车冲上斜坡，我对您的了解也“开了窍”。像您这样的年龄，谁敢？车倒了，您爬起来，神色不变。
薛老道出了对音乐的热爱促使他成功之外的另一“奥秘”：“因为我不知道命运之神究竟对我怎么安排。假如我命中注定要成为翻译家，那我外文也不用学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机会等待有准备的大脑。机会就是命运，抓住了机会，就可能改变命运。我努力，也有失败的心理准备，不会遭受失败而垂头丧气，因为这也在意料之中。我与别人不一样吧。”
薛范在家中写稿
“一些写我的文章，都集中在我怎么翻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采访的人第一次听我说，而我真正的粉丝却问我：薛老师，怎么这么多人写来写去、翻来覆去就是这些内容？”解析了性格与命运，薛老“回旋”到诙谐。
薛老本名闻声远。1953年《上海广播》7月号发表的他第一首翻译歌曲《和平战士之歌》，译词与配歌分别署的是闻声远、汪靖英。两三年后，他编辑或译配的一系列作品集，均以“薛范”的署名呈现于读者。
闻声远与薛范，是他以20岁为分水岭的两座人生里程碑。前者多的是艰难、苦闷，后者涵盖了他事业的起飞、辉煌。
考取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结果因为体检时医生没做特别注明，学校把他当身体健全的考生录取。残酷的现实却是因为下肢残疾，报到这天他被学校拒收。“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考不取是我没本事，可我考取了……”回到家，他两天没吃一口饭。
1956年，上海俄语专科学校更名上海外国语大学。很多年后，上外请薛范去讲课，他旧事重提：几十年前我考取了你们学校，可学校拒绝我入学，我现在反而作为客座教授来讲课……
我们如果认为薛范不无得意、出了口气，那未免武断，因为薛老当时的前言后语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明白无误的是，薛老被拒收的心结，直到后来才由他解开。
一天，他收看一档电视节目。屏幕上，有位教育家在谈中国教育，认为中国大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是在证明早已被别人证明的知识。就像做选择题，A、B、C、D，都有标准答案。你必须符合标准答案。薛老心有灵犀，听了顿时心平气和。
他豁然开朗：我没有读大学，我高中毕业后获得的所有知识，都是靠自学，没人给我标准答案。自学让我善于思考，这是我的长处！为什么有的人学了没长进，因为不动脑筋。老师怎么说他就怎么学，不思考。我自学中国古典文学，各位教授在书本上的注解不一样，我在书店里查到的注解又不同。到底谁对、谁正确，必须自己判断。一时无法判断的，则会放在心里，经常思考。
薛老又引申到同样没有老师的歌曲翻译。歌曲翻译与小说、散文翻译有什么区别呢？要靠自己摸索。比如押韵，什么韵脚好，“我一生都在摸索”。他自学音乐，学音乐史、音乐理论、音乐作曲、和声学。外国歌谱没有简谱，都是五线谱，五线谱不识怎么翻译？都靠看书自学。“那时除了吃饭睡觉，都扑在学习上，天天泡上海图书馆。弄一杯水、一只面包馒头，早出晚归。”
当年上海图书馆在黄陂北路南京路口，薛范家住黄陂南路，虽然在常人眼中距离不远，但对靠手摇轮椅车和拐杖行进的他，是“这么长一段路”。薛范天天在图书馆，研究中国历史，看《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可不能外借。“我能取得些成绩，靠的是勤奋自学、思考。读者读了《别了我的文学梦》，一定不会想到，我这个翻译家学习范围这么广泛。”
先天严重残疾的约翰·库缇斯，靠奋斗成为轮椅橄榄球运动员、室内板球健将、澳大利亚残疾人乒乓球冠军，他还是国际著名的演讲大师。这位无腿超人在向听众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时发问：“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残疾！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残疾！有的人的残疾看得见，有的人的残疾看不见！你的残疾在哪里？”
我们敬佩薛老，因为他让我们羞愧地看到了自己的残疾。
每位文学翻译家，都是饱尝辛劳的创作者。薛范先生一生译配各国歌曲约2000首，其中的艰辛，他人更难体会。
薛老的《歌曲翻译的探索与实践》，2002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收入《薛范60年音乐文论选》。这是他几十年来在音乐学、翻译领域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建树。《薛范60年音乐文论选》出版前，薛范对我坦言：“我的《音乐文论选》虽然可能学术价值不高，但具有开创性。”“别人看不懂，也没兴趣看，将来卖不掉。外国歌曲翻译、研究后继无人。”
20世纪50-90年代薛范编译出版的部分外国歌曲集
薛老译配反复推敲、精雕细琢，如何求得译词既不失原意，又与曲相般相配，他称只能意会，“说不清楚”。他也会举些简单的例子佐证：比如《没人要的孩子》，歌词原文“没有妈妈的亲吻，没有爸爸的笑”这句，被薛老处理为“没有爸爸的抚爱，没有妈妈的吻。”他解释：本来很普通的句子，翻译很简单，也押韵，为什么要换呢？因为音乐在起作用。
“当然，有些话可以说得很清楚。如我常说：歌曲翻译首先姓音，音乐的音，其次姓文，而诗歌翻译姓文。翻译诗歌，要根据原诗怎么押韵、有多少节奏等，但到了译配就不行。译配还有个音，所以难就难在这。”国内有位翻译家曾提出，莫斯科夏天夜短，《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里“长夜”应该翻译成“傍晚”或“夜晚”。薛老一脸无奈：“我与他争论什么呢？他很有名，但不知道歌曲翻译还有个音。”
上海翻译家协会多次提出要举行薛范作品研讨会，薛老都谢绝了：开研讨会，大家来捧场，影响怎么大之类，你从理论上怎么研讨？翻译家吴钧陶认为薛老的翻译随意性比较大，即创作的成分比较多。薛老对此回应：吴钧陶懂音乐，也翻译过歌曲，这是内行话。但吴钧陶是从诗歌翻译的角度来理解的，他不太了解我为了“唱”。薛老认为，现在网上翻译歌曲者很多，但译得好的很少。
为了让更多的音乐爱好者领会外国优秀歌曲的魅力，特别是俄苏歌曲的家国情怀、英雄主义豪气、理想主义色彩，并从中了解什么是“译”和“配”，薛老应邀到学校、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讲解。耄耋之年，病弱之躯，他对音乐的痴迷一如既往，令人惊叹。
今年8月4日上午，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查明建受协会委托向薛范先生颁发“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魏育青也专程来到薛范先生家中祝贺，并带去上海市文联夏煜静书记的关心、问候。颁奖程序结束，薛老又兴致勃勃地对大家侃起草婴、吴钧陶、翻译与译配，探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与夜晚。
8月11日，上海音乐出版社领导费维耀、孙宏达等前往薛老家中看望。当时薛老状态不太好，躺着，脸色苍白，在即将离家住院前数小时，获得了此生最后一项荣誉称号——“上海音乐出版社终身成就翻译家”。
薛老曾对我说起一段艺术家的佳话。
在电影《甲午风云》中饰李鸿章的王秋颖，患肝癌临终前想最后见见“邓世昌”李默然。李默然中断工作，赶往医院。王秋颖仍昏迷着，病房外，医生、护士不准李默然进去。李默然央求、争辩。突然，只听王秋颖喝问：“谁在二堂喧哗？”李默然分开医生、护士，推门而入，单腿跪地，低头道：“回大人，属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李默然回忆这片段，泪流不止。薛老看了也泪流满面：“他俩对艺术的痴情、对艺术的忠诚、对艺术的追求都表现在这一刻。我的一生也是这样，我不是翻译匠，我一生痴心艺术、追求艺术、忠诚艺术。我们年轻时都把保尔·柯察金的话当座右铭：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个人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回想往事，我对得起这两句话！”
薛老是在长长的睡梦中远行的。9月1日，经医生特许，家人、沈文忠副主席等赶到医院探望，他已沉睡了一天多。之前几天，薛老通过微信与粉丝相约：如果我能活着回家，我们再办场音乐会……
“将来我死了，我翻译的歌如果人们还在唱，那我就活在他们心中，我满足了。”录音器里，传来薛老的声音。
著名翻译家冯春告慰薛老：“您的音乐会长存在人们的心中！”
只要歌声还在回荡，薛老与歌迷同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毛时安的评价和追忆，引起广泛共鸣：薛范先生在中国的文学界，在中国的音乐界，在中国的翻译界，是一个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存在。他用他的歌曲翻译参与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深刻影响了中国几代文学艺术爱好者。
“我深深地感激他。在我人生最灰暗痛苦的时候，是他翻译的世界名曲拯救了我的灵魂。”毛时安在18岁到28岁的十年间，经常伫立于鞍山新村家里的阳台上，“一次次在月光下偷偷地唱他翻译的歌曲……他身残志坚，从不向命运屈服低头。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是一个文化上的‘英雄’。”
1994年，薛范先生60周岁，恰逢上海作协举行成立40周年庆典。毛时安把轮椅车上的薛范推上舞台，与赵长天、赵丽宏等一群作家一起，围着薛范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场1000多个作家把掌声献给他，他那么安静地坐在我们中间。今天他告别了我们，告别了他深深眷恋的时代、祖国和人民，但是他翻译的那些人类最优美的歌曲，将永远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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